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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有着非常复杂的预设。如果我们将这一切牢记心中并鼓起勇气来审视这些常常是彼此冲突的、然而又互相补足的形式——它们动摇了在中国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有关幸福的概念；如果我们保持警醒，知道我们并不能揭开所有谜团，但也许能搞清那些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学者和政治家、并使他们着迷的最基本的形态，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两个不同的但彼此相关的目标：首先，必须懂得欣赏传统中国对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的希望，这个希望曾经历了所有的失望。其次，必须从一个特别的角度，从一个——用一种形而上的说法，可以称为舞台后的最佳位置——的角度，来思考当代中国的希望。在当代中国的信仰中，我们所遭遇到的信念，并不仅仅从那些曾由西方带至东方的理想中产生，也是从很早以前就在中国起源的其他思想中产生。只有当某些西方概念，经由远东奇怪地翻译后，仿佛重回故乡时，我们对它们以及它们之间交互影响的关系之认识，或许才能得有所获。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一节 此界和彼界的统一 （1）
整一的世界
3关于东方的这片沃土，有一种看法毫无争议，并得到了最广泛的接受。它告诉我们，中国，一个没有童年的国度，穿越几个世纪来到今天。但是，它的头颅是向后转的，它把所有理想都留在了过去，对未来几乎无所乞求。这种观点常常暗含着一种责备，有时，这种责备被清晰地表达了出来。事实上，只要乍一看各式各样的说法，就能轻易得出以上那个结论。但是，就像所有笼统的判断一样，这种说法也需要相当的修正。因为，说中国不管何时何地都被一种对过去的向往所左右是不确切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它难以想像的漫长历史的开端，它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过去，只是步履蹒跚地努力着要对自身的过去有种意识。另外，说这段早期历史与儒家所相信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相符也是不正确的。众所周知，儒家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敬畏先人，他们认为有必要将西周（前1050—前770年）当作是当时正在四分五裂的世界之应有典范。但是，西周肯定不是中国历史的开端，最多不过是一个新的开始。商朝（前1500—前1050年）历时五个世纪，已在周朝之前存在，甚至更早的夏朝声称在公元前2205年已经建立。这两朝，构成了传统中国历史编年的伊始，对孔子而言也是真的历史①。当然，在很多方面，孔子对这段早期历史的观点和情感必定带着不确信和朦胧感。笼罩在中国文明肇始之黎明的漫长晖影，也许让孔子觉得，这些早期朝代并不怎么适于用来构造自己心中那幅理想的图像。所以，无论如何，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千年，这个国度的青年时期，从来没有变成思古幽情的对象，它们也没制造出将古人视作模范的观念。不管孔子及其弟子将这段时期当成是真正存在的历史之信念有多强，对其间之关系和那些特别的思想因素多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个早期阶段，他们也绝不比我们所知更多。因为对学者而言，这是个奇怪但并不少见的事实：对远古的了解，我们比那些2000年前或1500年前的人知道更多，因为，虽然他们离那段历史更近，但某些方面也不得不受其影响所控制。甚至，比起那些更具批判性的17世纪中国文人，我们所悉也更为确实。比如说，到上世纪之交，商朝一直被现代西方和东方学者认为是“半传说”（half…legendary），在某种程度上，夏朝也是如此。只有当一次建造铁路线时，在甲骨上偶然发现了铭文和有时间记载的过去，接着，随之而来的、不间断的一连串单个残片的相似发现，才让这段时期突然绽露在历史的明亮光环中，由此也开启了一个视角，来考察那些将现实和想像浑成一体的相当早期的奇怪心理。
4第一章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商朝以来的甲骨文并不是世间交流的普通文献（因为很难在上面刻字的这些甲骨不是惯常所用的书写载体）。将文字镌刻在一种于时间流逝中几近化石的耐久材料之上，有了名字和时期，它们就给予传统的、口头的历史编年以显著的支持，它们同样也服务于以下一个单一目的：卜测未来。我们从文献中可以知道，在向神灵提出一个已被写在甲骨上的问题以后，这些甲骨被炽热的铁制工具刺穿，扎出一个或多个洞眼。由于突然的热量而导致的龟骨碎裂和相伴随的一只人手无意识的乱涂，这一切代表了来自灵魂王国的答案。于是，大量询问命运的问题流传到了我们手中。甲骨很少给出答案，但是归因于一种拘泥迂腐的奇怪形式，日期——也就是说，占卜的日子——被加了上去②。它们非常清晰地显示出人的祸福所倚是何，或者，更确切地说，贵族统治时期的祸福所倚是何。大部分问题和各种类型的自然事件有关，比如询问降雨、日照、洪水、歉收和渔猎的恰当时间。而对所有人类事件寻求建议也非常重要，这里只指出几个最重要的例子，比如派遣特使、城邦建立、献给神灵和死者的祭品、军旅远征、疾病和梦境等等③。这些问题都以一种电报般的风格被简洁地表达出来，像以下这样：“‘丁巳贞。问：雨？问：无雨？’‘癸卯贞。问：征X④地幸？’‘癸酉贞。问王胃疾。不宜？’‘艮巳贞。问：王梦白象。预兆？’”⑤
5在极少情形中才会弃而不用的这种简洁措辞，它们最初肯定是通过书写材料口授笔录下来的。这项工作非常麻烦，也没有给镌刻铭文留下什么余地。但是另外一种限制和内容有关，因为几乎所有问题都遵循一种“是…否”的模式。如果想问进行中的活动（做梦、疾病）或人的一项事业（战役、献祭）之结果，它的回答总是以下形式：“吉…凶”。除了表达的清晰简洁之外，整个问题也常常以否定的形式重复提出（这在如今日常口语中也仍频繁发生）。个中缘由可能是，如果一个问题被如此“清晰”地表达出来，就更容易因龟骨的碎裂情况而破译答案，因为只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然而，必须记住，现实因此变成了非黑即白、由一系列吉祥或不幸的事件组成的东西⑥。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没有什么是自发产生的，更不用说是人类意志的结果了。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上天以某种方式“传送”的旨意。在当今，这一切都难以想像，但它的确是所有高级文化的早期类型。所有的主要决定，包括政治决策，据说都是首先被设想成处于真空之中。一切决定都先在超自然的王国中做出。只有在这之后，再将这决定贯彻及地上的人民。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一节 此界和彼界的统一 （2）
如果想要将这种态度称之为孩子气，那是最恰当不过了。这种态度通过一种纵伸维度，即灵魂维度，扩展了那时仍在地域上受到相对限制的中国文明。在这种文明之核的商朝，中国北部中心的黄河流域四周，散居着黑皮肤的原住民。他们向东北、东南和西南方向，即如今的辽宁、四川省扩散。切分此岸和彼岸世界的界限，正如文明的疆域自身一般动荡不定。在不断的争斗中，疆域扩大了，周界随时间流逝而模糊不清。因为此岸世界在所有方向上都是开放的，所以巫师所传达的上天旨意成为划定周界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巫师将丰富的可能性减少至人类可以接受的程度。巫师可以理解这些神谕，它们给了他一种确定的安全感，因为即使这些神谕预示了灾难和危险，但如果平静视之，将它们分门别类，还是显然会少一些威胁性。在一个被野蛮和文明分据的世界中，巫师因此成了不可或缺的指引，也是此界和彼界的指引。但是，此界和彼界的分割是如此悬于一线，在两部分之间的所有地方都发生着连续的传递，甚至双方获取快乐和幸福的手段都是一样的。自然界季节的变化循环带给人类衣食，也带给他们死亡和灾难，但在这些变化背后，是魂灵大军在纺织着命运的缕缕丝线，这些丝线也许是看不见的，然而却可以感知。和生活在原始森林里的野蛮民族的世界相比，魂灵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它们有时是友善的，如果它们更频繁地与人为敌的话，那只是因为它们的生活似乎追随着另一种律动。因此，死亡本身也绝不是一种障碍。死者不过是以某种方式改变了生活节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欲望也就指向人世间同样的事物，并且也想以像此时此地的同样方式得到满足。在商朝先王的墓中，发现了难以数计的陪葬品⑦。这些陪葬品的高级功能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从指环、贝壳饰品到整辆马车，还有马、狗、成群的奴仆和女人，它们都陪同死者下葬，在彼岸世界继续向他提供快乐。而平日不断向死者供奉的祭品，仅仅是以上观念的延续。虽然这些祭品有细微的区别，但它们还是暗示出死者和要求得到同样关心的其他自然灵魂之间的相似性（甲骨文包含了有关献祭术语的复杂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