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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往事如烟。
1966年，一个到北京串连的孩子，横穿路面宽阔的长安街，低头猛跑，被疾驰的摩托车拦腰撞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就像一张薄纸，如此脆弱，竟被卷入车底抛出来，卷入车底抛出来，反复多次。恐怖只在一刹那，留在心里，却是永远。
四个人在屋里打牌，忽然地震，一人夺门而出，三人色变而足不移。哈哈，胆小鬼，屋里的人笑，笑得前仰后合喘不过气。因为，一切又复归于平静。逃跑者满脸通红。
可是，如果初震继之以大摇，房倒屋塌，屋里的人就笑不出来了。敏捷，幸运，逃跑者窃喜，自己夸自己。
山区的路，九曲十八盘，狭窄而陡险。一辆破旧的长途车行路蹒跚，悬崖在其右，绝壁在其左。忽然车身右摆，眼看坠落深渊，车中的人毫无反应，只有一年轻人，身手矫捷，纵身一跃，从左窗逃跑。然而，几乎同时，车身却左摆，啪，那个聪明的年轻人竟被拍死在绝壁之上。大家目瞪口呆。
空无一人的旷野，一条大路朝北走。我搭上一辆马车，坐在车子的后面。车子吱吱扭扭往前走，很慢。我后面的路在倒着走。一辆摩托，从远处驶来，先是一个黑点，声音越来越大，眼看到了跟前，突然左闪，咚的一声撞在河对岸。老张老张（假定姓张吧），坐在后面的人醒过来，使劲摇驾驶员，那人满脸都是土和血，毫无反应。我们全都傻了。扭头一看才明白，是大车占住了桥面。他没冲我而来，也没飞过河对岸。
放炮，所有人躲在山背后。等待，没有声音。等待，没有声音。把烟抽完，××说，瞎炮，凑到跟前看，炮却突然炸响。他的脸皮被整个掀起，撩到了后脑勺，惨不忍睹。冬天没在，我没见。来年春天，经过这里，他们指指点点，绘声绘色。人就是这么个东西，说没就没了，他们遗憾地说。唉，咱们还是说点什么吧，他们说好了，一二，扯着嗓子一起喊，××同志，你永垂不朽！哈哈哈哈……
笑声在山谷中回荡。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历史的真实感和荒唐感，尽在其中。
2004年11月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造字：
1页8行：卒＋瓦（左右结构，音cei）。
4页最后一行：勿＋曰（上下结构，音hu）。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纸上谈兵（1）
我对《孙子兵法》和古代兵书研究过几年，也划拉过几篇文章，于是有人称我为“专家”。但我心里明白，这都是“玩票”，属于“纸上谈兵”。自己给自己还是划个圈子，除思想研究和文献考据，绝不可越雷池一步：纸上就是纸上，古代就是古代，不搞应用研究，更不摘“古为今用”。
凡指手划脚者，差不多都得有点资格。但“资格”这玩意儿还真费琢磨，表面看是张“入场券”，进门就撕；可实际上是个“无底洞”，掉进去就出不来。您要激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行，咱就赌气上回长城（上去了就可以说“到了长城也扯淡”）。但要写冒险小说呢？那就麻烦了。谁都爱看冒险书，可不爱干冒险事。险要冒到大难不死，而且还不是三回两回，这个火候就难以掌握了。
一般看法，谈兵得当过兵，行医得看过病，这是起码的“资格”。可是将有败将，医有庸医，葛洪说：“抱痼疾而言精和、鹊之技，屡奔北而称究孙、吴之算，人不信者，以无效也”（《抱朴子·微旨》）。你要想人信人服，光当兵不行，还得当将军；光当将军不行，还得当“常胜将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要说“资格”，咱们横竖是没有。因为甭说“常胜将军”，就这“正步走”我都没练好。小时候，孩子王爱哈喝：“谁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拿屁崩”，我最受不了。而更难的是，古代兵书有“杀士”一说（简本《孙子·谋攻》、《孙腹兵法·杀士》、《尉缭子·兵令下》），意思不是说敌杀或将杀，而是让士兵自己去送死，“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以兵令下》）。林彪说：“枪声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这个战场上了”。干革命就不能当美蒂克，这我懂。但电影里的国民党将军，前边叫你冲，后边已准备好逃跑的飞机和汽车。战争就是战争，你不但自己得有当烈士（或炮灰）的决心，还得有让别人当烈士（或炮灰）的狠心。这也不容易。
在资格的问题上，常有一种误解，就是把“谈兵”与“用兵”混为一谈。
司马迁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但宋人对《孙子》的批评却很苛刻。如苏洵、苏轼父子就非常叫真儿，只承认孙武是“言兵之雄”，怀疑他未必能行师用兵（见苏询《嘉祐集》卷三《权书下·孙武》和苏轼《应诏集》卷八《孙武论》）。这是宋以来辨伪学家怀疑《孙子》的一个根子。过去我总以为这是文人和武人抬杠，实在迂腐。但现在想想，他们的讲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司马迁刚夸完孙吴之术，马上就搬出当时的一句时髦话，叫“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这种经验之谈可不是文人所能杜撰。
宋代学者对战国秦汉时代的这句时髦话做了极端化的发挥，好像“谈兵家”和“用兵家”绝无重叠之可能，未免过于绝对（已偏离了“未必”二字）；有人连孙子其人的存在也否定（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六《孙子》），就更过火。但孙武虽然是“百代谈兵之祖”，用兵实绩如何，确实不大清楚，《左传》记吴破楚，只有伍子更，不载孙武；《吴越春秋》有之，也不像伍子胥更露脸，似是出谋画策之人。还有西方的克劳塞维茨，他是军人，也打过一些仗，但没有打过大仗，更没有打过大胜仗，很像有些足球教练，主要还是“场外智多星”、“事后诸葛亮”，后人称为“军事著作家”，其实也就是这里说的“谈兵家”。
“军事著作家”和“名将”是有一定区别的。“军事著作家”未必会打仗，“名将”也不一定写兵书。如《百将传》里的很多名将就都没有写过兵书。所以若有人说：资本家会写《资本论》，妓女会写《妓女史》，金庸必为大侠，您千万别信。
兵者，不祥之器，古人慎言之。赵括徒读父书，“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连他爸都不放眼里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忒狂。后人称为“纸上谈兵”。但他坏事还不是坏在“纸上谈兵”，原书也没有说他“纸上谈兵”（赵括那个时候还没有纸）。谈兵只能日谈或笔谈。日谈可以心领神会，笔谈必须形之文字。这都是打完仗，回到家里的事。毛泽东说，一上战场，兵法就全都忘了（大意）。战场上瞬息万变，也没法像球赛那样叫“暂停”。可见“谈兵”和“用兵”是两码事。孙武和克劳塞维茨都在纸上谈兵，而且谈得真漂亮，连名将也不能不服。赵括幼承家学，又执桴鼓为将帅，要是不打大败仗，拣条命回来，写本书，问题倒也不大，甚至说不定还能出点成绩（好教练不一定是最优秀的球员）。他坏事是坏在“易言之”——拿“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当儿戏，并且不会带兵，既不懂与士卒同心，又“悉更约束，易置军吏”，结果造成几十万人活埋，自己也被杀。
书生慨然谈兵如杜牧者，古代也出过个把人，但要说谈兵误国，那可都是军人。赵括是世将，不是书生。书生只要不心血来潮，投笔从戎，是插不上手也负不起责的。
韩非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学者多引之，用来光耀祖国兵学的发达之早，但他们忘记了，这后面还有一句是“而兵益弱”。
宋代养兵多，武器精（发明火器），论军力装备，在当时是世界第一。兵学研究也很发达，兴武举，刻《武经》，极一时之盛。但这个中国兵学最发达的时期，也是中国军事史上最耻辱的时期。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纸上谈兵（2）
现在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兵法研究，仍是笼罩在宋代兵学的巨大影响之下。宋代学风空疏，讲究的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当时流行的《武经七书》最初只有《孙子》有曹操注，后来干脆就是白文本，让军人自己去体会。保存古注的十家注系统的版本没有多少人读，弄到后来，几乎鲜为人知。元明以来，仿效科举制的武学教育，粗说文义、引附战例的高头讲章是占主导地位，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和学院派气息。直到现在，很多的《孙子》注本仍是这个模式，大家还是把大批庸滥的武学教本当宝贝，把施子美、张贲、刘寅、赵本学奉若神明，读不懂就猜就改，甚至搞新编。“活学活用”的味道很浓。
宋代为什么老打败仗？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
（一）任何“运用之妙”都得有运用的自由。宋承唐末五代之乱，最怕“骄兵悍将”，临阵才授“锦囊妙计”，有“中御之患”。这是政治原因。
（二）兵家必知天地阴阳是个传统。古代军人要学式法，宋仁宗命杨惟德等撰“景祐三式”，“故当时壬遁之学最盛”，“自好奇家援以谈兵，遂有靖康时郭京之辈，以妖妄误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遁甲演义》提要）。这是属于迷信。
另外，教条主义也是个大问题。
军事上的教条主义还不仅仅是迷信兵书，知守法而不知用法，而是不懂“兵法”后面还有许多支撑性的东西，以为用兵博奕，纯属智力游戏。例如赵括之误就是如此。
观上所述二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