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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帮助。比如前一阵儿，我和一位美国汉学家讨论问题。他说，商代史料是甲骨文，西周史料是金文，后来是竹简，我说，中国学者不这么看，我们认为甲骨文、金文都不是真正的史料，古代史料是写在竹简上，战国秦汉是如此，商代西周也是如此。好，那他就要问了，你的evidence（证据）呢（这是他们的口头禅）？我只好说没有。虽然我补充说，甲骨卜辞商代西周都有，东周甲骨和战国卜辞现在也已发现（写在竹简上），铜器铭文也是前后都有，它们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竹简也是。早期竹简没发现，不等于没有。“眼见”不一定“为实”，evidence也不一定是truth（真相）。”可你挖不出商代西周的竹简，人家就不服。我们和西方汉学家有时谈不拢，如在“疑古”的问题上谈不拢，其实很多分歧都未必是来源于事实的理解，而是来源于程序的理解。他们特别喜欢argument（辩诘），立场鲜明，底气十足，yes/no毫不含糊，忌讳assume（假定），也痛恨confusing（颠三倒四），这类习惯，说起来复杂，比照法律，也是一目了然。
对西方的学术规范我并不迷信，这正像我对西方的法律并不迷信一样。但这类规范的毛病是一回事，它在现代学术交流中的有效性是另一回事。比如我们的学术论文，最容易为国外学者诟病，甚至控告为“鼠窃狗偷”的地方，主要是引证的主观随意和缺乏周密性。国外的东西找不着看不懂，他们神经过敏把咱们的收藏实力和外语能力估计太高，是让人感到冤枉的。但我们对材料挑肥拣瘦藏着掖着，对人物谄上骄下摔着捧着，也确实不象话。在这方面，必要的规矩还是有点用。现在写书写文章，在我们这儿，有很多人都并不了解，一部现代学术著作（特别是年代晚近的著作），在西方人看来，它同时还有目录学的功能，还要被人用来查找资料和核验作者的观点，供别人学习，也供别人批判，并非寓褒贬深义练春秋笔法的地方。所以脚注、索引一定不可少。其评价也不是以搞点“小制作”、“小发明”、千锤百炼、一字不易为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启发别人思考（哪怕是当靶子），“转移一时之风气”（大师都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人物）。如果我们不是以“选手”的身份而是以“裁判”的身份看问题，以为“我引用谁那是我看得起谁，不引用谁是看不起谁”，如果引用了他“看不起”的人物就是跌份，那可是等于自己给自己扣屎盆子。因为这种因偏见而造成的“入眼亦有限”，这种因挑眼而造成的“故意隐匿”，在西方学者看来是极不光彩而且应归入“鼠窃狗偷”的行为。还有我们常用的“有人说”。中国的“有人说”分两种，一种是学界权威、前辈师友，不好意思点名批评，“为尊者讳”；一种是学泼妇骂街（“哪孙子偷了我白菜，叫他吃了得噎嗝”），隐其名而道其实，故意说给人听。这里面第二种之下作是不必说了，就是第一种也未必可取。因为前者若按我们“尊老”（未必“爱幼”）的传统虽也不失其厚道，但如果批评者把大人物都摘出，所有炮火全冲小人物或跟自己同一重量级的对手去发，这也太不公平（岂止是不公平，简直就是残酷）。此外，还有“正如权威所说”或“正如众所周知”一类以势压人的说法，我们觉得省心省力又壮声威，但严格讲起来也是不允许的。
匿名攻击不允许，当然就得有批判公开化，比如办书评杂志等等。但我们这儿的书评几乎清一色，全是虚头八脑捧臭脚，顶多殿尾，写几句“美中不足，有待改善”之类的话。相反，真正的批评，最厉害的批评，反而都是夹叙夹议掺在论文之中，恶毒起来，把学术论坛当痰盂马桶尿池子，和前者形成鲜明对照。批评也有境界高下之分：上者是以发现问题推动研究为目的，下者只求挑错找茬贬低别人炫耀自己，但这种界限很难掌握。有批评就不免伤和气，在西方也好，在我们这儿也好，都是得罪人的（“书评是制造敌人的艺术”）。为了避免纠纷，西方在稿件审查和职称审查方面有匿名审查制度，而且对借匿名审查报一箭之仇的人也有防范措施，比如被审查者如果正好是审查人过去批评的对象，他的意见就不一定起作用。现在，我们这儿，公开批评不像公开批评，匿名审查不像匿名审查，没有规范是一个问题，学术道德差也是一个问题。很多人读别人的文章，都是拿它当行为艺术，各取所需，自为新解，特别是如果这文章恰巧于常见的对立两无所取，大有骑墙壁上之嫌，并不符合立场鲜明而又喜欢进入角色的“阅读规则”，那么喜欢寻衅打架的双方，都可能飨之以老拳。在西方，妇女被强奸，罪犯逃跑了，她可以找路灯算账。在饭馆，叫咖啡烫一下，也有人发了财。这两年，有些人正经事不学，讹人倒是学得挺快，你只要一点名，他就不依不饶。轻则让杂志给他开辟战场，睚眦必报，来而不往非礼也，一直到对方哑巴了才算完事；重则写状子，告你侵害名誉，赔这赔那，也轻饶不了。这再次证明学术和法律有不解之缘！当然，中国空间小，本来白衣秀士专搞窝里斗家里耗肝火太盛二尖瓣狭窄的主儿就多，看家护院争蝇头小利的意识就强，很多人泡在一个单位里，被东家长西家短唧唧喳喳的气氛包围久了，好人都得学坏，不告别人就得让别人告。西方法律意识与中国妇姑勃豀相结合，这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悲哀。
古人难解心头之狠，比较恶毒的办法是，做个小人拿针扎，画个仇敌用箭射，今人也有在靶场狂射仇敌照片一法，下流学者借笔墨抒愤，庶几近之。这种人为造势，要的就是胡搅蛮缠，跟他较劲，“真理越辩越明”，其实是陷阱。年轻时我也气盛，觉得嫉恶如仇才是道义所在，与人争辩才是是水平表现。特别是一旦发现大人物居然也有“常识性错误”，就沾沾自喜，自以为超过了人家，对“发明权”也是看重的不得了。但现在想想，“不事争辩”才是学术规范的常备解药，“尊重对手”才是学术道德的起码表现。
天地之间最没有常识的一件事就是认为别人没有常识。
仆役眼中无英雄，圣人身边也没朋友（图三九）。
火光明于天者，灯烛何施焉。
1997年5月7日写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附记一】
在《汉奸发生学》一文中，我想指出的是，由“吴三桂变节”所体现的历史悲剧并不在于中国太少投缳赴水之人（崇祯在这方面做的很好），而是在于当一个国家对待自己的国民连寇雠都不如，你将用什么去让他们爱自己的国家。中国人自己打自己人（张学良时代大家反对过的），自己整自己人（文革时代大家经历过的），自己坑自己人（现在我们每天都碰得到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令人憎恶的东西。很多人，他连自己的同胞都不爱，还张口“爱国”闭口“汉奸”，在我看来真是耻莫大焉。我就奇怪，大家对这类典型的“汉奸行为”，自己身边的“汉奸行为”，怎么就没有一点公愤，怎么就没有一点“见义勇为”呢？
【附记二】
孔子主张“交友以信”，但他说的“友”可不是随便什么人。他两次提到“毋友不如己者”（《论语》的《学而》、《子罕》）。同“不如己者”交朋友，坏处多，一是吃亏，朱熹说“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二是丢面子，古人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杨伯峻先生觉得孔子不会这么牛，故将此句译为“不要〔主动地〕向不如自己的人去交朋友”（《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不交也罢。但只同比自己强的人交朋友恐怕也有问题，因为如果那强者也像他一样拿糖和端谱，他的作不成“友”也是明摆着的事。更何况，圣人是“绝顶聪明”的人，在他上面已经没有人了。
【附记三】
鲁迅也说过，“孔老先生说过：‘毋友不如己者。’其实这样的势利眼睛，现在的世界上还多得很”（《杂忆》，收入《坟》）。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笨蛋总比坏蛋强（1）
——2000年9月8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研究生新生与导师见面会上的讲话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来念研究生。领导要我和大家讲几句话，谈一点学问上的问题，我恐怕讲不好。
在做学问的问题上有很多老生常谈，这里不必讲，我也不会讲。比如啥叫“严谨”，啥叫“求实”，我就不会讲。至少比起老同志，我不会讲。我想和同学讲另外两个问题，供大家参考。这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同学，大家在今后的求学道路上，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守规矩。
什么叫“有志气”？这就是我们做学问，首先要志存高远，有胸襟、抱负和眼界。比如大家都读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他说古今成就大事业和大学问的人，必定要经历三种境界：第一是“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要注意的是，他可不是一上来就讲埋头苦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而是说“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他是把站位高和眼界广放在第一位。
在做学问的问题上，“严”固然重要，但“宽”也不能少。我理解，“严”应该放在“宽”的前提下去讲。因为大能容小，小不能容大，有宽容才有自由，有自由才能做大学问，特别是人文领域的大学问。“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的精神，真正的北大精神（图四○）。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