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祀之礼不行，北京六坛（即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先蚕坛，如果加上社稷坛，则是七大坛）大多荒废，墙屋倾圮，野草丛生。这里驻过军，养过马，种过庄稼，后来“废物利用”，辟为京兆公园（当时北京叫京兆），简直面目全非。不但原来的方泽坛成了讲演台，皇祇室成了图书馆，还搞了世界园、体育场和其他许多现代化的名堂。园中多格言标语，宣传“爱国思想”、“国家主义”，和满园的“西化”适成对比（注意：“公园”本身就是西化的产物）。它的世界园是按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做成的微缩景观，比现在那个世界公园早得多，园中有联，曰“大好河山，频年蚕食鲸吞，举目不胜今昔感；强权世界，到处鹰瞵虎视，惊心莫当画图看”（图三○）。“天下”概念为之一变。更有趣的是，它还在东西大道临近方泽坛的门口盖了一座“共和亭”，亭分五面，瓦分五色，左右挂着两块匾，一作“共和国之主权在人民”，一作“共和国之元气在道德”，亭中悬挂“五族伟人像”（图三一），每面一幅，汉族伟人是黄帝，满族伟人是努尔哈赤，蒙族伟人是成吉思汗，回族伟人是穆罕默德，藏族伟人是宗喀巴。正是“五族共和”的象征。这些都是1925年任京兆尹的薛笃弼创造发明，现在是什么也看不到了。
读薛笃弼《京兆公园纪实》（1925年），心中有个想法：近代以来，中国的“天下”概念变了，但“五族共和”的想法却相当古老。
1997年1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过一个中国古代艺术、宗教的讨论会，与会者大谈Shamanism（这是他们的流行话题），让人觉得空洞。我的发言题目是《秦汉礼仪中的宗教》。这篇讲话本来是用考古发现重读《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但为了向会议主题靠拢，我在前面加了个帽子，特意谈到中、西宗教传统的不同。当时我说，与其空谈Shamanism，还不如多注意中国的“礼仪”，即利玛窦困惑的“礼仪”。中国的礼仪，早期是拜天、地、祖，后来是拜天、地、君、亲、师。特点是国家管宗教，而非宗教管国家。虽然中国和西方都是以宗教或国家作超越手段（超越种族、文化的局限性），但他们是大宗教小国家，统一宗教下，小国林立，除宗教统一，什么都不一样，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就连现在都没办到；我们是大国家小宗教，统一帝国下，众教并存，不但一国多教，而且一个人也可以信好几个宗教，甚至就连宗教本身，都可能是混和宗教，前提只有一条，就是不许造反。双方彼此看对方，都是冠履倒置。为了讲得形象一点，我说，中国古代讲究“存亡继绝”（孔老夫子所称道）、“柔远能迩”（西周金文中就有这个词），古代的“五帝”就是当时的“五族共和”。例如秦人经略西土，无论打到哪儿都要立个白帝祠，祭嬴姓始祖少昊，这是他们自己的老祖宗；其次是祭青帝，则是其兄弟氏族风姓的老祖宗；又其次是祭黄帝和炎帝，则是为了团结当地土著，即周人弃土东逃后留下的姬、姜遗民，由此形成秦系的“五色帝”。《世本》“五帝”是周人的帝系，也有类似功能。汉族怀柔四裔是这个办法，非汉族入主中国也是这个办法——尽管其主从的顺序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鼓吹“大东亚光荣圈”，让伪满打五色旗，正是想学这一套。会后到美国，有个朋友，从前是北大西语系学生，现在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董玥先生，她给我提个醒，说北京图书馆（现在叫国家图书馆）有本《京兆公园纪实》，书中有个共和亭，亭中有个“五族伟人像”。我一找，果然如此。
几张老照片，背后的想法很年轻也很古老，留此存真，兼志感想。
1998年6月17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汉奸发生学（1）
中国式的悲剧常常都悲在一个“冤”字。关汉卿写《窦娥冤》感天动地，令六月飞雪，还只能算“小冤”。若名高如岳武穆，下场是风波亭，那才叫“冤杀英雄实可怜”。
为追求悲剧效果，由作者安排，“英雄”多半是“受气包”。气从这边打进去，再从那边放出来。如果套用西洋美学的话，便叫“宣泄”或“净化”（katharsis）。比如林教头的“夜奔”吧：
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生流落。
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
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
实指望封侯万里班超，生逼作叛国红巾，背主黄巢。
作者越是在其“忠义可感”方面填油加醋，看客的情绪就越是容易“逼上梁山”。恶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气急了，就连“叛”“背”二字也会顿生光辉，即使斯文人也难免露粗俗相，终于怒吼一声：“妈的，跟丫磕了。”
中国的“受气包”跟主子“磕了”，往往会一发不可收；岂止陆谦可杀，高俅可杀，便是龙庭也可上，鸟位也可夺。成功了，作真龙天子，那是替天行道；失败了，算一条好汉，也有百姓心疼。即使气无所施而滥杀无辜，喝采者也照样有之①（此类杀人在，明明想杀某人，却拿其他人出气，只求场面的壮观和引人注目，表演和欣赏都是象征性的。故只要不杀到自己头上，看客的心理可以相当残酷。）——可问题是：假如这背叛者背叛的并不是哪一位“主子”，而就是咱们这“可爱的中国”，事情又会怎样？答案不用说，谁都知道，那叫“汉奸狗日的”或“狗日的汉奸”，人人得而诛之，谁也不能原谅。
“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不知道。但它无疑是咱们汉民族或中国人“唯一指定，享有专利”的词汇。据《辞海》定义，“汉奸”本指汉族的败类，现在则指中国的叛徒。视点完全是以我们的“国旗”（随其不同的历史内涵）为转移。对汉奸大家都骂，但骂来骂去，全是些古人、死人，最晚离现在也有几十年光景。予生也晚，不仅抗辽抗金抗蒙抗清不及见，就连抗日战争也没赶上。我对汉奸的知识最初是“抽汉奸”（抽陀螺），后来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比如用短刀割汉奸的脑袋），再后来才是铺天盖地从影剧书刊灌入头脑的一连串名字，如秦桧、吴三桂、汪精卫，等等。在我印象里，汉奸形象的定位大概与宋以来的忠奸之辨有关。宋以来，“精忠报国”家喻户晓，爱国主义高唱入云。可是每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汉奸也就层出不穷。国难当头，恨奸思忠，大家不免凝感情于“气节”二字。但这类讲法之于男人就象贞操之于女人，其实是配套概念。道学家对女人失节，关注点一向不在原因（缘何失身，被谁强暴），而在后果（是否处女，可曾上吊）。同样，他们对男人失节，也是只责个人，不间环境。其逻辑的如出一辙还影响到文学表现，典型手法是拿刚烈女子臊失节男子（比如李香君与侯方域），让人觉得“侠骨刚肠剩女儿”，“几个男儿非马牛”。《明史·列女传》曰：“盖輓近之情，忽庸行而尚奇激，国制所褒，志乘所录，与夫闾巷所称道，流俗所震骇，胥以至奇至苦为难能。而文人墨客往往借倜傥非常之行，以发其伟丽激越跌宕之思，故其传尤远，而其事尤著。”我们若以此种夸张看历史，虽有简捷明快、鼓舞人心之效（只问“有骨头”、“没骨头”），但流弊是空洞抽象、虚假失真。
于是我想，为了教育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有人能写一部并非脸谱化的《汉奸史》出来，原原本本，入情入理，那真是功德无量。
中国的汉奸史，汉以前没法讲，因为那时还没有“汉”。早先与“胡汉”的概念相当是“夷夏”。可那时的“夷夏”，关系实在乱。二者不但领土是犬牙交错，血缘是水乳交融，就连文化也是打成一片，很像现在的美国，是个“大坩锅”（theMeltingPot）。后来秦并六国，统一者并非中原诸夏，而是他们视为夷翟的“秦戎”。再后来六国亡秦，陈涉、吴广是楚人，项羽、刘邦也是楚人。“汉”者，不过是他们反秦复楚的结果，本来也是替“荆蛮”出气。
不过在早期的中国历史上，同我们关心的主题有关，有两个例子很值得注意。
一个例子是伍子胥灭楚和申包胥救楚。伍子胥，父兄被谗，惨遭杀害，他不惜搬吴兵入郢，掘楚平王之墓，鞭尸出气。这要放在宋以来，那是汉奸没跑。但也许是吴楚蛮荒，无关华夏，后
来海内混一，也被咱们“共荣”，大家对子胥非但不恨，反觉其情可悯，有如“夜奔’的林冲。申包胥是子胥之友。子胥出亡，咬牙切齿，扬言“我必复（覆）楚”。他说“子能复（覆）楚，我必兴楚”，竟如秦乞师，许愿哀公，说只要秦肯出兵，楚虽裂地分土或倾国相送，亦甘心所愿。不答应就倚秦庭而哭，日夜不绝声，水米不进，达七天七夜。终于感动哀公，出兵救楚。此举着搁到宋以来，也大有“引狼入室”之嫌。幸好吴师既逐，秦师亦退，楚竟因此而复。所以“申包胥”也就成了救国英雄的代名词。
另一个例子是夫差灭越和勾践覆吴。吴越是报仇雪耻之乡。夫差报仇，憋了三年的劲，已经不得了。勾践更行，不惜“尝大王之溲”、“尝大王之粪”，卧薪尝胆，终于灭吴。后人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仇要有十年的忍功，如果未经识破而终于得手，倒也值了。但一味地忍，风险大大，如果老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下手之机，就得一辈子委曲当卖国贼。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汉奸发生学”的原理已埋伏于此，“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也埋伏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