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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的话语，再往下说，听起来像利诱，其实也隐含着威逼了。
三个男人当年分别听到的都是差不多的话语。
他们只得很不自愿地分别“自愿”交出了五万元了事。
但是他们又都坚决地声明——不是什么“入股”，而是“借给”。都坚决地要求给他们开正规的乡镇企业局的财务借据。
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相同的较真的秉性。
人家给他们开了那样的借据。只要能得到他们的钱，人家的态度是什么都好说。
……
过了半年，国务院颁布法规，限令各级政府部门与所办公司彻底脱钩。
这他们不知道。因为生活在小城里和农村的他们，并不天天关心国家又颁布了什么法规。脱了钩的那个公司，也从未通告过他们。
又过了半年，借据上写明的一年期限到了，他们分别去要钱时，那个公司没有了，“自行消亡”了，一切财物，也不知哪里去了。
他们没处要回他们的钱了。
五万元，对他们都不是一笔小数。他们也都分别遇到了经济方面的困难。有的因为生意不景气，入不敷出了；有的因为老人患癌症住院；有的因为孩子上大学。
他们较真的秉性被空前地刺激起来了。
然而，公司已经没有了，他们去找谁呢？找的人都不理他们。被找烦了，甚至对他们言语呕呕，如喝狗子。
当过总经理的那位处长调走了，而且，据说还高升了。
乡镇企业局的局长也调走了，据说也高升了。
一位副局长成了正局长，与调走的正局长长期貌合神离，矛盾深深。
他大发其火：“再来找，门都别让进！谁放进他们来了，我对谁不客气！我这位局长，可不是专给前任揩屎的！”
正是：子系中山狼，得势便猖狂。
结果三个男人某一天，先后被阻拦在乡镇企业局的楼口，所受粗暴蛮横的对待，令他们倍感屈辱。
他们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相互认识了的。
从前的中国有句话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他们现在觉得是百姓遇到了官僚，更加的有理说不清了，简直就根本没什么说理的机会了啊！他们想，他们还不是最最普通的平头百姓，提起来还曾算是个人物。
他们岂能咽下这口气？每人那被“借”去的五万元，是他们靠诚实劳动获得的啊！他们当年之所以终于还是借给了，乃因那是市里一个局级单位热热闹闹挂牌剪彩成立的一个公司啊！回想起来，一切历历在目啊！坐在台上的市里的头头脑脑们，不是都发言祝贺了么？
于是他们一合计，就联合成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
他们便去找市里的头头脑脑们。
结果也是十次有八九次被阻拦在外，偶而一次“突破封锁线”见着了一个，或对他们老奸巨猾地打太极拳，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反而对他们大加训斥——“你们靠什么富起来的？还不是靠政策？政策谁给你们的？我们怎么？出了点血，区区五万元，心疼啦？逼领导还债？太过分了吧！实话告诉你们，不就加起来十五万么？不是还不起，是不能还你们！因为不能惯下你们这种忘恩负义的臭毛病！还了你们，当初那七八十人都来讨债，我们还有消停之日么？……”
他们低声下气地强调——咱们和那七八十人不一样啊；咱们的钱，当初是被借去的啊，不是入股啊……
“什么借不借的！借也是入股！反正当初都是那么一回事儿！这一点你们当初是应该心里有数的！入股就有风险，权当你们风险投资了吧……”
他们被训斥得一愣一愣的。
三个男人一合计，得啦，谁也别再找了，干脆，告吧。于是他们告了乡镇企业局。
为了稳操胜券，还合出一大笔钱聘请了律师。有理，有据，有小城里名气颇大的一位律师相助，他们自信官司是一定能打赢的。
结果他们反而败诉了。
第四卷私刑（2）
独立法人——独立经济和债务责任。
对方的律师，振振有词，只援引一条法律，却仿佛站在绝对真理一边似的。
而他们的律师，却不知为什么，变得口拙舌笨语无伦次了。
他们中的一个愤而反驳，你们引的那条法律，那是指公司和公司、企业和企业，公司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商业买卖过程中发生的经济纠纷，而我们没做什么交易什么买卖，我们的钱是被借去的！
那好啊，被谁借去的，找谁要去吧！
借据上盖着乡镇企业局的大印！
那是假的！
有什么证据是假的？
又有什么证据是真的？
他们觉得，他们起诉的，哪里还是些“公仆”们，简直是些无赖和流氓啊。
那天晚上，三个男人聚在一起喝酒，以解愤闷。其中一个起身去厕所，经过饭店里一单间，闻听他们聘请的律师正在里边大唱其歌。将门轻轻推开道缝，见除了他们聘请的律师，竟还有被告方的那两位律师，还有乡镇企业局的局长，还有法官。那四个正每人搂抱着一个“小姐”，不管不顾地在沙发上椅子上乱作四团。第五个“小姐”与自己们聘请的律师勾肩搭背而立，你唱一句，我唱一句。你唱时我亲你，我唱时你亲我……
于是他将两名“战友”也叫来偷窥。
另两个不看则已，一看之下，血脉贲张，怒发冲冠。
“大哥二哥，咱们被耍了呀！”
“他妈的，咱们还看个什么劲儿！”
于是三个男人发一声喊，打将入去……
结果是他们被一块儿拘留了七天，七天里都吃了不少苦头。那是自然的。因为他们大打出手之前，也没考虑考虑——对方们难道是些他们可以白打的人么？
七天后，他们着实消停了半个多月。他们谁也不找了。他们自己也得养养伤啊。于是对方们就以为，已彻底将他们摆平了。其实呢，他们也没只养伤，他们也是有朋友的啊。他们暗中进行了种种调查，于是获得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了那个“自行消亡”了的公司，曾留下三部车和几十万元钱。三部车都以白给一般的价格，让市里三位领导的公子们买去了。几十万元，作了另几位领导的出国考察经费。没有这些具体的好表现，那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兴许就当不上正局长。
某日，三个男人出现在小城的中心广场。他们扯开白布横幅，上书两行漆黑大字是——“欠债还钱，古之法理”，“反无赖，要公道”，另有一丈多白布，将他们遭遇之事的经过和他们调查的结果，相当之详细地写了出来，是星期日，围观者众。那小城一向是没有什么外国人出现的。偏偏那日，不知从哪儿冒出几位外国男女，对他们大照其相。
这么一来，他们不但又犯法了，而且性质严重，带有政治煽动的意味了。
于是市里的头头脑脑大为震怒。他们之间，并不团结，在许多方面，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但在这件事上，态度空前的一致，且空前的严厉。他们夸大其词地作为一次“政治事件”向上级紧急汇报了，于是上边下达了批示——依法严办，以保小城之社会稳定。
于是他们被判了刑。
他们当庭大叫冤枉，争说凡事都有前因后果。但法庭不理睬他们的抗议，向他们宣告——前因是前因，那是一案；后果是后果，另是一案。
三人中那农民，在法庭上自己主动多承担了些责任，便是主犯，被判五年。另两个，算从犯，各判三年。
他们入狱后，小城恢复往日太平。人们议论了些日子，也就将他们的事忘记不提了。太平盛世，人心就会变得漠然。这几乎是一种社会规律。正如那些“公仆”们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放弃鄙嫌，暂敛矛盾，形成了强大的联合阵营一样，三个男人在监牢中，也同仇敌忾，暗结死党。他们一块儿发了毒誓必定报复……
三年后，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的两个男人刑满释放了。他们似乎服了，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他们一门心思挣钱。只要不违法，干什么来钱快，来钱多，便齐心协力地干什么。都是颇谙经营之道的男人，又吃得苦，耐得劳，并且原本有些经营资本，两年下来，倒也很挣了一笔令人羡慕的钱数。他们将钱三家平分了，变卖房屋，将三家迁往别处定居去了……
前几天，“大哥”也出狱了。今天，他们算是为“大哥”接风。后半夜，还要按既定方针干正事。接不接风的，目的倒在其次。反正已是亲兄乃弟般的关系了，交心托底了，相互就没了什么计较了都是从生意场上过来的男人，都有半斤八两的酒量，也就都喝得很豪气。但是各自喝到了五六分，就都一口不喝了，就都将酒盅扣在桌上了。从这点看，分明的，他们又都是自控力很强的男人。
接着，他们就去洗桑那。之后，找小姐按摩。再之后，又去嫖了一通。他们原本并没有嫖的习惯，除了“三弟”打过几次野食，“大哥”、“二哥”其实都是很正经的丈夫和父亲。
“三弟”说：“大哥、二哥，身上带的钱还剩好几百呢，咱们都放纵一把咋样？”
于是“二哥”的目光望向“大哥”，态度暧昧。
“大哥”说：“你看着我干什么？”——将脸转向“三弟”，沉吟地反问：“怎么个放纵法呢？”
“三弟”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
服了五年刑，“大哥”似乎变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