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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士无疑是抛出了杀手锏。
关键时刻到了，是继续收购还是鸣金收兵，必须及时做出决策，而这种决策不仅直接关系到收购的成败，而且涉及巨大的资金代价。
最终，在权衡利弊之后，华英双方最后达成妥协——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家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策宣布以每股895港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总计占置地发行总股价的82％，所涉资金共1834亿港元。
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约25％增至33％，控股权已相当牢固。而且，协议中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款，即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之内，除象征性的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局而僵旗息鼓。原本看好这场收购大战的媒体大为失望。一些华文报刊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滑铁卢”。
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这次为何不决一死战，甫一交兵就这样悄然收兵呢？其实，这是华商财团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明智决策，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包伟士所抛出的杀手锏，就是置地将步文华东方后尘，如法实施。此前，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新股予怡策，以增加怡策的股权。
怡策认购文华东方新股后，所持股权必定会超过35％的全面收购触发点，怡策将按收购及合并条例向文华东方提出全面收购。由于收购价（415港元）低于该公司资产值（估计6港元），文华东方多数股东对收购计划反应冷淡，这正中怡策下怀。
这种做法既不必动用大量资金，又可使所持文华东方股权超过收购触发点（现有股东可按其权益认购，也可放弃）。这样，怡策所持的股权由35％增至41％，收购方不可能通过全面收购使其控股数超过50％的绝对数——因为被收购方可反收购，能轻而易举再增购9％的股权，以达到过半数的绝对控股量。
斗智胜过斗力（2）
这就是说，如果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将会使华资财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
置地从华资财团手中以每股895港元的价格赎回82％股权，共耗1834亿港元资金。这意味着置地总估价约为223亿港元，以85港元左右的市值计，总市值也近200亿港元。华资财团若想全面收购达到5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就须耗资100亿港元以上。
事实上，怡和并不完全是在坐以待毙。在收购和反收购的价格战中，股价必会不断地提高，华资财团欲获全胜，所需的资金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华资财团在发起全面收购的短暂期限内，不一定能筹措到这么多现金。
而且，怡策控股数近26％，比华资财团的控股数加起来还高得多，已优势在手；何况售出港灯和香港电话的股权后，已从最困难的谷底走出，业务渐入顺境。怡和系尽管大量出售了香港和海外的一些企业，但仍是香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除银行外，其市值仅次于长实系。凯瑟克家族在海外还拥有不少非怡策系资产，有人估计，其控有的资产不在李嘉诚之下。
因此，即使华资财团能控得置地，也要经过一番血战，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
李嘉诚是个商战高手，而并非一个民族斗士，虽然他的收购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所以他必须权衡商业利益，而不会不顾一切地决一死战。更何况，对方虽是垂暮的老狮子，但余威犹存，反击起来也非同小可，没有必要跟它硬拼。
但是，华资财团既已退出收购，为什么还要签订带妥协性的7年不得染指怡和系股权的协议呢？应该说，怡和赎回82％股权的价码并不高，不足以成为换取“怡和7年太平”的条件，其原因何在，至今仍不得而知。
不过，即使没有这一附加条款，华资财团也不大可能再动置地的脑筋。首先，经过这次交锋，怡和全系控股权已相当稳固，给外强留下的可乘之机已很少。另外，已经迁册百慕大的怡和系，从1995年起取消了其在香港的上市地位，其股票不在香港股市挂牌买卖，这样一来，就为外强收购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也许正是考虑到以上因素，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才决定彻底放弃收购，顺便卖一个人情给置地。
李嘉诚确实是个商战高手，他凡事并不一定非要争胜不可，而是以商业利益为准绳，能赚就赚，不能赚就退出，毫不拖泥带水。
事实上，华资财团在这场战役中，虽然收购不成功，但售股的税后利润，估计也在1亿港元左右，仍然有小赚。
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恶意收购可能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更何况胜负难定。倘若经过一番拼杀后，华资财团不幸落败，则会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显然不符合李嘉诚的作风和性格。
进退登峰造极
身处竞争时代，首先应要造就自己进取的资本。如何造就，那就是靠一种坚韧和执著，用知识和学问来武装自己的心灵，苦练坚韧之功。
曾国藩平生爱好学习，从少年至老年，没有一天不读书。他受书籍的影响非常大。他所说的：“心灵不牵执于物，随遇而安，不为以后的事操心，专心过好现在，对于已经过去的事不常依恋。”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是很高明的处世之道，而曾国藩竟然能在读《易经》时体会出来。曾国藩受书籍的影响，实在是非常深。
对于人生的进退，最易造成两种错误的行为，一是盲人骑瞎马式莽撞，一是自暴自弃的沉沦。曾国藩虽善于忍让，但也有不愿退却的时候，如拒交关防一事，则看出他也有争的一面。
曾国藩任钦差大臣镇压捻军，当时刘秉璋作为辅佐军事的襄办之官，献防守运河之策，于是清军在河岸修起长墙，阻止捻军渡过，试图把他们围在一个角落里聚而歼之。李鸿章在江督行署，力争不可，亲自给刘秉璋写信说：“古代有万里长城，现在有万里长墙，秦始皇没有意料到在一千多年后遇到公等为知音。”显然带有嘲讽的味道。刘秉璋率万人渡运河，接到李鸿章的公文，说粮饷缺乏不能够增兵。李鸿章事事进行干涉，并且时常上报情况，条陈军务，曾国藩很不满意李的这种做法。等到时间一久，军无战功，清政府便让李鸿章接替为统帅，曾国藩不忍心离去，自己请求留在军营中继续效力。李鸿章接任后，急忙派人到曾国藩驻所领取钦差大臣的“关防”。曾国藩说：“关防，是重要的东西；将帅交接，是大事，他不自重，急着要拿去，弄没了怎么办？况且我还留在这里。”李鸿章派客人百般劝说，让他回到两江总督之任上，曾国藩也没有答应。有人给李出主意，并调停说乾隆时西征的军队用大学士为管粮草的官，地位也与钦差大臣相等。曾国藩故意装作不懂，说：“说的是什么？”刘秉璋说：“现在您回到两江总督之任，就是大学士管粮草的官职呀。”李鸿章又私下告诉他说：“以公的声望，虽违旨不行，也是可以的。但九帅之军队屡屡失利，难道不惧怕朝廷的谴责吗？”曾国藩于是东归，从此绝口不谈剿捻的事。李鸿章接替为统帅，也没有改变曾国藩扼制运河而防守的策略。后来，大功告成，李鸿章上疏请求给从前的领兵大臣加恩，曾国藩仅仅得到了一个“世袭轻车都尉”，因此大为恼怒，对江宁知府涂朗轩说：“他日李鸿章到来，我当在他之下，真是今非昔比了！”
因此，曾国藩在处理进退关系问题上，则是该进时进，当退时退。在曾国藩不得已启程赴两江总督任之时，途中观者如潮，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申刻行船时，遂将郭嵩焘所纂《湘阴县志》阅读一遍，以抑制自己复杂的心情。睡后，则不能成寐。“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后二天，他每日只看《湘阴县志》，并将此志寄还。从第四天开始上半日处理文件，见客：下半日与晚上便开始抓紧时间读《国语》、《古文观止》。告别了他经营多年的江宁，离开自己血脉相承的胞弟，怅怅如有所失，内心十分不安，只企望旅程之中能在自己喜爱的书籍中得到安慰与休憩。同治八年（1869年）1月9日，曾国藩行至泰安府，忽然接到新的寄谕，所奏报销折奉旨“著照所请”，只在户部备案，毋须核议。这等于说，一些人原抓住曾国藩军费开销巨大，要审计查账，现在一纸圣旨就将此事一笔勾销，不再查他的账了。曾国藩为此大受鼓舞，认为这是清政府对他的特别信任、空前恩典。谕旨使他“感激涕零，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因而便又有点心回意转，虽虑“久宦不休，将来恐难善始善终”，但不再要求辞职了。这样一来，曾国藩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看书的劲头更足了，轿中、宿店的旅途之中，他将《战国策》、《左传》反复阅读，目的是在进见皇太后、皇上之时，陈述自己的中兴大业之策。
曾国藩一生中几进几退，但每次面对困境时他都能冷静面对，从容找到出路，这大概就是他之所以能在官场中纵横数十年的资本吧！
擒纵征服人心
千万不要笨拙地认为在一个人身上有效的策略，必定可以运用到所有人的身上，要找出与对方沟通的钥匙，首先必须打开他们的心胸。三国时期，魏国从北方对蜀国发动全面攻击，与此同时，孟获领导的蛮邦不断骚扰南方。作为丞相的诸葛亮要防卫北方的魏国，就必须先解决南方的威胁。于是，他挥军南下，去解决南方的危机。
诸葛亮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攻占人心，而非城池；心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