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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重大成就，并著有《放射性通论》、《放射性物质的研究》等著作，对原子核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此，1911年，居里夫人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成为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女科学家。
玛丽·居里的成就，是与她一生爱惜时间，艰苦奋斗分不开的。1891年，玛丽来到巴黎上大学，一开始住在做医生的二姐家里，但因为这里人来人往，应酬不断，再加上离学校远，每天要乘公共马车上学，太耽误时间，于是，她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阁楼，单身独居。在居里看来，时间就是知识。巴黎的冬天是寒冷的，阁楼像个冰窖。但是，为了省钱，更为了节省生炉子的时间，她很少买煤取暖。晚上实在太冷，冻得睡不着，她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身上，有时还把屋里的一把椅子也压在被子上，借以“取暖”。平时居里总是买一些现成的食品充饥，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只吃面包，而不肯用半小时去做饭，这种习惯一直伴随她一生。在她成为名人之后，她依然很少做饭和上饭馆，每天只在实验室里吃几片面包和牛油。
为了从事科学研究，居里夫人不肯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平时，居里夫妇闭门谢客，甚至为了不让客人占用宝贵的时间，竟不愿在家中添第三把椅子。做了母亲的居里夫人，有时连孩子吃饭的时间过长都焦急得流泪。在穿着上，她更是从不花费时间打扮自己，在她成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后，竟还穿着那件初出茅庐时的“黑色薄纱面子”的长裙。
这种看似不尽人情，几乎是苛刻地珍惜分分秒秒的做法，恰恰是献身于任何一种事业都不能缺少的。法国作家莫泊桑说得好：“世上真不知道有多少能成就功业的人，都因为把难得的时间轻轻放过以致默默无闻了。”由此可见，爱惜时间，对于成才是何等重要啊。
前苏联著名昆虫学家柳比歇夫（1890～1972），以惊人的毅力，56年如一日，总结出来的“时间统计法”，为后人用时间巧运筹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好办法。他从1916年1月1日26岁时起，每天对自身的工作、生活、学习、休息、浪费的时间加以记录，加以核算，并且一天一小结，每月一大结，年终一总结，直到1972年去世的那一天，从未间断。每天的各项活动所支出的时间全都历历在案，而且各种事情耗时的起讫时间，相当准确，误差不超过5分钟。1964年4月8日这一天，他这样记录道：
“乌里扬诺夫斯克。1964年4月8日。分类昆虫学：鉴定袋蛾，结束——2小时20分。开始写关于袋蛾的报告——1小时5分（10）。
“附加工作：给达维陀娃和布里亚赫尔写信，6页——3小时20分（05）。
“路途往返——（05）。
“休息——剃胡子。《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15分；《消息报》——10分；《文学报》——20分；托尔斯泰的《吸血鬼》66页——1小时30分。听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沙皇的未婚妻》。
“基本工作合计——6小时。”
柳比歇夫在统计中，把所有的毛时间都扣除，只注重每天纯时间（花在专一工作上的时间）的数量。柳比歇夫纯时间的最高记录是1937年7月，一个月工作316小时，每天平均纯工作时间是7小时。他还把一昼夜中有效时间即纯时间算成10个小时，分成3个单位，分别从事两类工作。第一类是创造性的科研工作，如写书、研究等。第二类是不属于直接科研工作的其他活动，如学术报告、讲课、开学术讨论会等等，所有计算过的工作量都竭力按时完成。
有了精确的时间统计，柳比歇夫还能作出各种单项统计。比如一年中看书、作文、听报告、会友等的次数和时间。譬如，他撰写《论生物学中运用数学的前景》这一学术论文，共用去了“43小时45分钟”，文末还列有论文的写作历程。他像成本会计，每做一项工作，都要计算时间的“投资”。他的统计精确到“分”。正因为他计时到“分”，惜时也到“分”，使他牢牢抓住了时间的效率，一生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众多成就：发表学术著作70余部；撰写了125万张打字稿的论文和专著，内容从昆虫学到科学史，从遗传学到进化论，其数量和质量之高均令人叹为观止！
“时间统计法”，像一面镜子，随时照出了时间的无形流逝，照出了难以预料的浪费和某种自难察觉的懒惰。柳比歇夫借助于此法，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消除无效时耗，集中使用精力，捕捉最佳情绪，赢得最佳时间，争取最佳效果，获得了巨大的人生效益。
修齐治平足下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仁孝思想的核心。家国一体，移孝为忠是仁孝思想的集中表现。中华民族的发展，正是这些能舍弃“小家”而为“大家”的志士仁人们自强不息地进取与追求的结果。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将永远是我们民族腾飞的源泉。
孔子处于春秋末年，正是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逐步产生的大变革时代。当时社会政治动荡，臣弑君、下侵上等事件不断出现，各诸侯国几乎找不到像样的典章制度，只有鲁国还保留许多文献，这为孔子提供了良好的旧文化基础。孔子提出最高的道德概念“仁”，他的道德思想体系大体是以“孝梯”为本，以“礼”作为规范，以“忠恕”为一贯，以“中庸”为准绳。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认为自己不搞创新，只是转述前人的传统。孔子认为“礼治”必须从“正名”开始。“正名”就是严格遵守周礼规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绝不允许任何人有犯上作乱的行为。而“礼治”必须提倡“仁”，“仁”就是“克己复礼”，即是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都符合礼仪规范，他把“克己”的手段归结为四个条目，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实质上就是自省与律己，他要求人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宽于责人，严于律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他强调人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他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要求积极帮助别人，还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能把自己不想做的事强加给别人。
孔子称赞安贫乐道的精神，他的仁学思想，他的“仁人”、“君子”的论述鼓励了后来多少志士仁人、忠臣孝子。孔子也被人们尊为“圣人”、“先师”。
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仁孝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的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尊敬自己的父母，推广开来也尊敬别人的父母；爱护自己的儿女，推广开来也爱护别人的儿女，那么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上转动东西一样容易了。这可以说是孔子“仁爱”思想的发扬光大。
孟子从“人性善”的角度出发，要求培养“明人伦”的君子或统治人才。他认为统治阶级“得天下”之道在于得民心，而得民心之道，用一般的政治手段不如用教育手段那样有效。
孟子与孔子一样，重视立志问题。他认为士首先应当“尚志”，就是要“居仁由义”。“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一个人如果有所选择，以“仁义”为标准，就能分辨善恶，认清应为与不应为的事情。孟轲主张积极学习别人的善行，“闻过则喜”，“见善思迁”，“与人为善”；“大丈夫”应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认为，生命是宝贵的，但更宝贵的是忠于统治阶级的道德，在必要时，一个人应当“舍生取义”。他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孔于“杀身成仁”的同义语。孔子提出了以“仁”为中心的政治和伦理思想体系，而孟轲则在“仁”的基础上增加了“义”这个重点，后人概括为：“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对于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有深刻的影响，无数“志士仁人”为保家卫国，甘为疆土洒鲜血。这种伟大精神，一直都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
勤奋一生，分秒必争
我国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为了研究经学，曾“三年不窥园”。他对时间的重视，颇为后人赞叹。
董仲舒（前179至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北）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汉景帝时当上了博士（官名）。汉武帝即位后，招举贤良方正，汉武帝接连对董仲舒进行了3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也称为“天人三策”。任江都相、胶西王相。晚年虽退居在家，朝廷如有大议，还要派使者至其家中请教，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之大。他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天人感应”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学体系。还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秩序。另外，他还根据《春秋》大一统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采纳，开此后2000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
董仲舒作为一个大学问家，可谓为学勤奋，惜时如金。据传董仲舒从小学习就十分刻苦专心，从不懈怠，而且这种精神一直保持到老年。《汉书·董仲舒传》言其为研究经学“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桓谭的《新论·本造》甚至说：“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家里的园子也不看一看。他全力投入经学研究，不给自己留下片刻闲散的时间。他一连数年足不出户，以至他的一些后人师门的弟子只能向先来的师兄请教学问，好些弟子学业有成，竞久未见过老师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