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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把常溪萍是不是“自杀”这个问题放一下。耐人寻思的是：为什么常溪萍夫妇一个死、一个残，蒙受如此残酷的迫害？常溪萍最大的罪名是“叛徒”，而常溪萍一生从未被敌人逮捕过，怎么会成为“大叛徒”？……
这一个个问号的答案是惊叹号。一旦把一个个“？”拉直成“！”，常溪萍之死那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也就明朗化了。
上海是个海，这个海很深。当年的常溪萍一案所及，很深很深……
一个戴大口罩的神秘女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从北京开来的特快列车，呼啸着驶入上海站。
硬席车厢如同筷子笼似的，挤满了串连的红卫兵。列车靠上月台之后，一扇扇车窗成了出口，一个个红卫兵从窗口跳下，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这时，从宽敞的软卧车厢里，从从容容走下一个中年女人。她戴着眼镜，一个大口罩遮住大半个脸，身穿一件草绿色的棉军大衣。
她马上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和几个红卫兵接走，坐上小轿车，直奔上海西区高级宾馆—一衡山宾馆。
此人来沪，非同小可。就在她动身之际，当时正在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便给中共华东局宣传部来了电话，关照道：“给予方便。”
正因为这样，她一来，就被安排住进衡山宾馆。
然而，才住了几天，她就趁夜色浓重之际，戴着大口罩，跳上一辆铁皮车厢的三轮卡。卡车上虽然装着高音喇叭，此时此刻却默不作声。这辆红卫兵的“宣传车”
消失在上海马路上的车流之中。
此后，关于她的行踪，外人莫知。
她到哪里去了？
她，悄然住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宿舍三楼，神不知，鬼不晓！
第三宿舍本是留学生宿舍。那年月，不收外国留学生，那幢宿舍楼空着。她住进去以后，红卫兵们为她守卫大门，“闲人莫入”。
她一般昼伏夜出。外出时总是戴大口罩，总是坐那辆“宣传车”，很少惹人注意。
前文已经提及的那个华东师范大学的“最早造反的老工人”，成了她的“保镖”，替她带路，替她联系。有几次，宣传车另有任务，当她深夜返回华东师大时，跳上了Z的自行车。这时，Z既成了她的“两辆车夫”，又成了时时提防“保皇派”袭击她的忠实卫士。
她为什么不住衡山宾馆，却在华东师大住了一个月？
她的上海之行，据说是“串连”。
她来上海，打的是“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旗号。
就在她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上海造反派们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她公开露面了。
她在大会上的讲话，清清楚楚地印在次日出版的《师大简讯》上。
她说来沪的目的，“是揪出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大刽子手常溪萍，代表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来和他算帐。常溪萍的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哦，怪不得她如此看中华东师大，怪不得她悄悄住在那里——原来是要“揪出”
常溪萍！
她，聂元梓，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她和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墙上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张大字报以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顿时名扬全国，成为“文革”风云人物。此后，她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四大领袖”之一。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聂元梓此行，颇有来头。
聂元梓来沪之前，忽地“失踪”了几天。那阵子，她叱咤风云，每天有许多“左派”围着她团团转。可是，她突然不知去向，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消失了。
直到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聂元梓在由北京大学保卫部监管审查期间，这才交代了其中的奥秘：
……我正在考虑串连的时候，突然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办事组W打电话来，说江青为了你的安全，要我们接你离开家里，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不同意，认为没有必要。W说：这是江青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接你去。我问发生什么情况了？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开？W说他也不知道，只是指示他要接我住在另一个地方，并把我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带上，以免在家里丢失。还说希望我也一定执行江青的指示。这样，我被接到中央文革对外不开放的一个地方（花园街X号）。到这里后，住了三、四天……
就这样，在北京大学传出了聂元梓“失踪”的消息。
在花园街X号，决定了聂元梓的上海之行。软卧车票送到了她的手中。张春桥打电话，关照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华东局。
聂元梓继续交代说；
在一两天之内，动身赴上海了。临走前，王力来看我，说了些恭维话，又谈到去上海串连的问题。他说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请他帮助我们介绍、了解上海的一些情况。我问了王力，如果我们有事或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怎么写法？王力说，交给记者就可以了……
哦，原来聂元梓是江青手中的一颗棋子，如今杀到上海，矛头所向，直指常溪萍。
常溪萍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担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一九五七年三月起，兼任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副部长。一九六五年七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部长。虽说他的职务不算小，但他毕竟还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一个部门的领导人。他自一九六三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但还不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江青为什么锋芒直逼常溪萍？为什么密谋指派聂元梓来沪专程“揪常”？
此事说来话长……
一张大字报背后的尖锐斗争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一辆义一辆小轿车驶入北京大学校门。
此刻，北京大学大操场上灯火辉煌，万名师生集聚那里，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群众大会即将开始。但是，主席台上依旧空空如也，意味着可能会有重要人物出场，全场只得以高唱革命歌曲来暂且填补等待的时间。
一连串小轿车在夜幕中，驶入北京大学幽静的燕南园，停在六十四号前。
一个又一个“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从轿车里出来了：中央文革顾问康生，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中央义革副组长张春桥，组员戚本禹等。
聂元梓早就在门口迎候他们的光临。
这么多的“中央文革小组首长”倾巢而至，当然决非寻常。待“首长们”坐定之后，聂元梓手下的一员大将C，见张春桥在座，抓紧时机，挑出了一个与当晚大会并不相干的问题——常溪萍问题。
C问江青：“六月份，我们给上海市委转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是否收到？”
江青把脸转向张春桥：“春桥同志，你们收到了吗？”
张春桥马上答话：“收到了，正在市委领导中传阅。”
C趁机说：“我们给常溪萍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的领导能不能帮我们转一转？”
江青当场拍板：“可以帮助你们转，你们把大字报拿来吧！”
C大喜。聂无梓的脸上、也泛起了微微一笑。
C赶紧离开燕南园，奔向哲学楼，从办公室里拿了一卷黄纸头那是一份事先已经写好的大字报。十七个人签名，打头的名字便是聂元梓。
当C风风火火赶到燕南园六十四号，“首长们”已在大操场的主席台上就座了。
C奔上主席台，把那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张春桥接过黄纸头，说了一句话：
“保证转到！”
这一过程，不仅C后来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一二十四日作了详细交代，（C是那张大字报的十七个签名者之一），而且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友谊电影院，也谈到了：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
张春桥的面孔，通常是不笑的。但是，当他回到钓鱼台，打开这卷黄纸，他眉开眼笑——他钓了一条大“鱼”！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了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
张春桥不由得拍案叫绝、他处心积虑，日夜盘算着如何轰倒上海市委，正愁炮弹不够，而这卷黄纸头正是一发重磅炮弹！
须知，原北京市委，正是被一张大字报轰倒：在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的“指导”
下，聂元梓等七人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炸仆了北京人学这个缺口，导致六月三日“撤销北大党委正副书记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大党委”，导致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六月四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欢呼“新胜利”……
如今，张春桥手中的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或者可以说，这是“全国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