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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中，江青走到哪里，张春桥就跟到哪里，张春桥把江青请到了上海京剧院，“指导排演”《智取威虎山》。
这么一来，《智取威虎山》打上了“江记”印戳，成为上海第一出由“江青同志亲手培育的革命样板戏”。
张春桥乐了，上海也终于有了“样板”。
紧接着，一九六四年冬，江青在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青对张春桥说：“《海港的早晨》也可以改编成京戏嘛！”
哦，第二个任务也下达了。
张春桥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在上海树起了两块“江记”的样板戏。
张春桥因此博得一个雅号：“两出戏的书记”！
江青剋了张春桥一顿
张春桥抓“样板戏”之“乐”、之“甜”，是人所皆知的：张春桥正是借助于这条捷径，迅速地接近了“第一夫人”，博得了她的好感，从此扶摇直上。
可是，内中的苦、酸、辣，却是外人莫知。向来守口如瓶的张春桥，大约是太累了，大约是太烦了，偶然地吐露真言。
那是张春桥的一位熟友，回忆往事，对笔者谈及有趣的一幕：
康平路，他遇见多日未见的张春桥。
他拍了张春桥的肩膀：“老兄交鸿运啦！”
“唉！”张春桥竟喟然长叹。
“怎么，还叹气？”他感到奇怪。
“一言难尽，太累了！”面对老朋友，张春桥这一回并不掩饰。
“日夜写文章？”他问道。
“不是写文章，是做记录。她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记下来。特别是在看戏的时候，她喜欢看到哪里说到哪里。剧场里那么暗，我记的时候看不见字，回家以后要重新整理，怎么不累？”张春桥叹毕，忽然意识到什么，马上闭紧了嘴，急匆匆走了……
倘若当年他不对老朋友说出这番真话，今日的人们恐怕很难想像张春桥那时候的苦、酸、辣。
“女客人”是个乍乍呼呼的女人。她的话，一天可以装一箩筐。她随时随刻都要发表“指示”，而她的“指示”又往往那么琐碎，那么拉杂，从演员的衣服上要不要露出一点儿棉花，到背卡宾枪呢还是拿“三八式”，她全要发表“指示”。而她又是一个喜欢耍脾气的女人，一点她讲过的“指示”没有照办，哪怕是她提出的门帘上多打一块补丁的“指示”没有照办，她都要发火，要训人。
伺候这么个“女客人”，真把张春桥弄得苦不堪言。
她，“淌着心上的血”，“培育”着“革命样板戏”。张春桥这位“两出戏的书记”，笔不离手，本子不离手，只要她讲一句，他就记一句。每一回，张春桥向京剧院传达“江青同志指示”的时候，总是详详细细，一字不漏。
也真“难为”张春桥，在笔者所看到的各“样板戏剧团”整理的“江青同志指示”中，唯有张春桥来自整理的那几份最为详尽。
张春桥所整理的《江青同志对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指示》，长达万言，几乎达到“有言必录”的程度：
舞台调度，杨子荣一上来就来了个武生的亮相，这样不好。应该跟着锣鼓点子上来，吧相亮在报告、敬礼的地方，灯就打在他在脸上。
在李妻被土匪打死的时候，老太太要用低的声音喊出“孩子他娘……”这要过硬，声音低，又要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至。不能大喊大叫。
杨子荣可以从容地脱掉大衣。脱大衣要注意方法，不能顺便一放，杨子荣可以搞一个姿势，表现隐蔽自己。
白茹要急着去救孩子，可以用葡萄糖合炒面，给孩子吃。
演员中没有一个搓手表示天气冷的。
小分队要改名字，小分队是苏联的称号，当时东北常用的是剿匪队或追剿队。
光是“有言必录”、“句句照办”还不行。江青常常坐一个主意，站一个主意。
昨儿个这么说，今儿个那样讲。辛辛苦苦、战战兢兢的张春桥，少不了挨她的剋。
难忘、难忘，《智取威虎山》折腾了一年多，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再一次看了，竟批评起张春桥缺乏“牛劲”，使张春桥捏了一把汗！
江青那天的讲话记录，依然是张春桥整理的。她对上海“基地”的批评，火辣辣的：
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各方面进步很大，上海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但是，京剧弄不好，恐怕是：
一，劲头用得不对；
二，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三，缺乏点牛劲。
我是外行，但是还有点牛劲，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文艺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
不达到目的，难下火线。医生命令我休息，可是放不下心。……
《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
去年看还满新鲜，今年看，不新鲜了……
唉，唉，去年六月，毛泽东和江青看了《智取威虎山》，鼓了掌，说了好，和剧团合了影，张春桥喜开心。今儿个怎么“不新鲜”了？！她的讲话的口气，是那么的不满意。张春桥的脊背都冰凉了！
要知道，在那光度不足的剧场里，她一边看《智取威虎山》，一边喋喋不休地品头评足，那每一句话都变成文字，记在张春桥的本本上。她的每一条“指示”，张春桥都坚决照办。怎么又落了个“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过了四十天——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江青在上海看了京剧《海港》。
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剧组，又是泼了一通冷水，把张春桥弄得晕头转向。她的话，叫人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
“戏走了弯路。音乐听了四段，觉得喧宾夺主。细看下来，距离淮剧太远。我很纳闷，同志们说尊重我的意见，可实际上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其实我的意见很明确，曾和张春桥同志谈过……”
听到这里，张春桥的脑袋嗡嗡作响了。她的话已经明白不过，跟你“春桥同志谈过”，你“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
她像扫机关枪似的，一连串的批评：
“布景像鸡窝，没有一点黄浦江的气慨。”
“主角树得不够。”
“金树英（引者注：也就是后来的‘方海珍’）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怎么那样笑咪咪的样子！服装也不朴素，头发也不像样子。距离人物十万八千里，怎能谈到豪情壮志！”
“首先是剧本问题！”
“我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为什么把戏搞成这样？这个戏把我搞得糊涂得不得了！”
江青这两次发威，把“两出戏的书记”吓懵了！
天知，地知，张春桥心中的苦闷，倘若不是那天偶尔在老朋友面前泄露了一点点，有谁知晓？！
张春桥最为苦闷的是，他失去了他在上海的靠山——柯庆施。江青不论在批评《智取威虎山》还是批评《海港》的时候，都怀念着刚刚逝世的何庆施：
“何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
“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柯庆施之死
何庆施的溘然而逝，对于张春桥来说，忧喜各半：柯庆施一向是张春桥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死，使张春桥失去了背后的支柱；但是，也正因为失去了柯庆施，江青“建设”上海“基地”，就倚重于张春桥了。于是，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以至后来借助于“一月革命”成为上海的“第一把手”。
柯庆施的死，非常突然。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音员低沉沉的声音，在全国成万上亿部收音机里响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在这里，需要插叙一句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当张春桥下台前夕，他所担任的职务，竟与何庆施去世时的职务一模一样！其中，只是因为“文革”中取消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故张春桥没有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之职；另外，“上海市市长”则改换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其余一字不差。正因为这样，说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这“取代”两字是非常准确的。
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柯庆施去世消息的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此后，新华社连日报道为何庆施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仪式：
十一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何庆施骨灰盒，由成都飞抵北京。
十三日上午，首都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何庆施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
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何庆施。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地位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他脱掉帽子，露出没有一根头发的秃头。在林彪右首，隔着好几个人，站着满脸哀容的张春桥。
同日，华东六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分别在各自的省会，为柯庆施举行追悼会，出席者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中共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