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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希望两个人厮守在一起，过小日子。
张秋芳：对，这是我想要的日子。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好了。
朱军：我想问问傅彪，你当时怎么想起来说这么一句话？
傅彪：通过这一档子事，我觉得她是一个扛得住的人，那就塌塌实实全都交给她。从此以后我们家就改成母系氏族了。（掌声）
朱军：怎么安排你们的生活？你有计划吗？
张秋芳：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尽我最大的能力托住这个人，让母系氏族的时间能够长一点。你别听他说得那么好听，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过渡。
傅彪：当时不知道自己能恢复成什么样子，完全就是一种小孩子的心理。就是现在我也觉得这种心理没有什么错，因为把生活交给一个女人不是错误，真不是错误。
朱军：问你一个细节，你现在出门多长时间需要向家里的领导请假？
傅彪：我随时都请假。
朱军：他有这么好吗？
张秋芳：是，这是规定。强制执行。
朱军：经历了这些事以后，你思考最多的是什么？
傅彪：我思考最多的是两档子事：一是将来我自己的事儿怎么干，还有就是要想方设法地多跟家里人待在一起，让他们高兴。
朱军：为什么？
傅彪：因为走过来太难了，我觉得是一个奇迹，所以就要更珍惜。原来光顾着干事儿了，家里人的感受没有考虑得那么多。这次考虑得全面了，又教育了自己一回。（掌声）
朱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依然还是要谢谢你，其实你把大家都教育了一回。
朱军：说了这么长时间，你们夫妻俩一来一去眼神当中荡漾出来的那份幸福很让人羡慕。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夫妻两个人的情感得到了锤炼和升华。你们说夫妻两个人在一起，最需要什么？
张秋芳：我觉得一个是理解，一个是关怀。
傅彪：还有信任。
张秋芳：对。他们家祖籍是山东，别看他长得这个样子，一个山东大汉，其实他是一个感情非常细腻的人，是能直接关心到你的心尖里边的那种人。他不是那种我生病了能端碗水、煮碗面的人，平常也不会陪着逛街，这些都指望不上，不是没有，是指望不上。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特别感动。儿子上小学的时候，我一直在家里照顾儿子，一直没有拍戏。后来孩子上初中了，念的是寄宿学校，一星期回来一次。丈夫在外面忙着拍戏，儿子去寄宿学校了，我一个人在家里觉得日子非常难过，儿子的影子不定什么时候就从哪里冒出来了。我就躲在阳台上哭。
《艺术人生》 第二部分贵人相助渡难关（3）
傅彪：就是没有我的影子。（笑）
朱军：爱吃醋。
张秋芳：他回来以后，我也不跟他说话，就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喝水，不开电视，就关着灯掉眼泪。他也不跟我说话，没有甜言蜜语地过来哄哄我。
傅彪：因为这招已经不灵了。
朱军：没用了。
张秋芳：他就跟我讲，“芳芳，你要出去拍戏了。我知道一个女演员最需要的是什么，而且你曾经是一个不错的演员。你这么多年放弃拍戏，什么都不干，在家里面带孩子，虽然你不说但是我知道，你对演戏这事还没有死心。而且这些年你自己默默地做功课，我都看见了。”他指的“默默地做功课”，是我没事就会找一些片子来看、来借鉴，他认为我在做功课呢。当时我就特别的感动。他实际上是在给我安排，不想要让我那么空虚，因为我的生活没有支点了。他知道我是一个演员，虽然这么多年没有拍戏，但是心底里的那种东西是肯定不会放弃的，所以我当时觉得特别的幸福。（掌声）
朱军：我觉得这才叫真浪漫。买支玫瑰花，点一只蜡烛，可能都是表象的浪漫。真正的浪漫是走到对方的心尖上，了解她，知道她，懂得她，那才叫浪漫。
傅彪：当时我就是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艺术人生》给整浪漫了。她那么多年相夫教子，双方的老人都她管，很不容易。她是个好演员，而且直到今天舞台戏我也演不过她，她是应该出来拍戏的，所以就有了《恩情》和《妻子》这两个戏。
朱军：大家都看过了吧？我希望今后还会看到更多的戏。
张秋芳：谢谢，谢谢。
朱军：对傅彪还有什么希望吗？
张秋芳：希望他别好了伤疤忘了疼。他这个人是一个工作狂，我就觉得还是要珍惜自己，把健康放在首位，把事业放在仅次于健康的位置。
朱军：那把家庭放在哪儿？
张秋芳：有了健康才能谈到家庭，没有了健康，这个家庭就是不完美的、不幸福的、不快乐的，一切都以健康为基础。
朱军：听见了吗？
傅彪：听见了。
朱军：不想辩白吗？
傅彪：不想。没用。现在都听她的呀。
朱军：傅彪也说说希望吧。
傅彪：我就特别希望她的身体一直这么好。
朱军：还有吗？
傅彪：因为她的身体好了，全家就都好了，有人管我们了。（掌声）
朱军：说到这儿，还有一“福”，我想所有观众都应该想到了。这一福就叫“后福”，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掌声）
傅彪：这是吉言哪。
朱军：过年了，给电视机前的千家万户说点什么吧。
傅彪：如果我能享这个后福的话，我愿意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共享。（掌声）
朱军：说好了，过完春节，过完十五，我会准时打电话给你，邀请你来现场。
傅彪：好，十六我等你电话。
朱军：就这么说定了。最后代表《艺术人生》的所有观众，送给你一个新年的祝福，祝你们的生活，祝你们的身体，都“OK”！
傅彪夫妻：谢谢，谢谢。
《艺术人生》 第二部分傅彪绝对幕后
绝对幕后
在我们的书即将定稿的上午，我去参加了傅彪的追悼会，以致于下面文字中的美好祝愿注定成为不可实现的言语，上一次还是说的“再见”，没想到成了永别，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留一张合影，因为我们约好了下次倚着“艺术人生”的粉墙留影，没有想到，一向诚信的傅彪终于还是食言……
那天忽然看见了傅彪再次换肝脏的消息。不知不觉开始在网上搜索着所有关于他的消息。傅彪在节目中留下的笑脸还历历在目，他却再一次经受着生命的考验。面对挑战的不仅是他，还有他的妻子张秋芳以及没有见过面的傅彪那十几岁的儿子，还有大夫、护士和一些珍视生命与健康的好心人。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在这个时候说傅彪的一切都是不应该的，那些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歌颂似乎都有拿人说事的嫌疑，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场真实的人生劫难，而不是一个演绎的精彩故事。还谨记着黄宗江老人的赠言，“不打扰便是最大的尊重……”尤其是对于我们媒体而言。
于是，在那次春节特别节目录制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给傅彪和张秋芳打过电话。得知傅彪再度住院的时候，很多媒体的朋友来询问张秋芳的电话，虽然我相信朋友们是善意的关注，但我还是将那个号码封存在电话本的底端，没有传出去。这样做既得罪朋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这也许就是我们能为他做的惟一一点事情吧。
下面的字是我在春节的时候写的，写的时候心里特别高兴。还记得那天白岩松的《新闻会客厅》也采访了傅彪，光头的彪哥也说得格外高兴。我想借下面的文字再次感受那天的喜悦，以此表达我的祝福：
傅彪是节目中一个最意外的嘉宾。邀请大病初愈的人作客节目实在有些于心不忍，因为节目总是带有娱乐的成分，一个刚刚康复的人不应该承担这样的义务。但是，当我们的外联在演播室的外面意外地见到录制《走进电视》的傅彪夫妇时，还是忍不住发出了一个善意的邀请。做节目的时候，我忽然有了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拿着傅彪的电话号码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有拨打。我老觉得一旦采访开始，就难以抑制对他死里逃生的那种痛苦记忆的回顾……
曾经在很久之前，我因为一件小事采访过傅彪。在顺义一个简单的旅馆里面，傅彪沏好了功夫茶等着我们。他还像场工一样忙碌地帮着支灯架子、摆弄设备，精心地斟酌三句半的采访。临走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收拾东西，见到一个黑颜色的男士背包，以为是我们摄像康康的，顺手就拿起来背在了肩膀上。没有想到这个包是傅彪的，他见我兴高采烈地背着包要出门，在我说了三次“留步”之后还依依不舍地跟着，又不好意思直说我错拿了他的包，于是用他那特有的幽默语气说：“这个包您要是喜欢就拿走，但您把身份证给我留下行吗？”那一阵狂笑似乎还在耳边回响，我们又要再次合作了。虽与他并非莫逆之交，但也颇多感慨和顾虑……
电话顺利地接通，语音语调一如既往。我开心地预言，我们的合作又将是“Ok，ok”。在傅彪的引见下，当天下午我来到了北京武警总医院，寻找在医院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医高人。沈中洋教授是中国肝脏移植的第一把刀，我来的时候，又一个病人在他的妙手下起死回生。据说这里每月最多有33个肝移植病人成功移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开始意识到“救死扶伤”四个字的意义的了。
不巧那天有军区司令的慰问晚宴，傅彪手术专家组的组长郑敬臣副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