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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永檀弹劾不中，张照立即反击。他探知仲永檀曾将留中密奏的疏稿内容泄露给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于是上疏揭发。乾隆闻奏，即命张廷玉协同其他大臣及三位亲王审理此案，结果查实仲永檀、鄂容安二人“往来亲密”，确实有过严重泄密之事。
对此，张照建议扩大调查范围，企图将鄂尔泰也牵扯进来，将鄂党一网打尽。但乾隆深知此时如果铲除鄂党，就没有足以和张党相抗衡的势力，那时张党就会为所欲为，肆行无忌了。因此他决定从宽发落，只将仲永檀下狱（后病死于狱），鄂容安也仅令其退出南书房，不再让其侍奉皇帝，然后又严斥鄂尔泰说：“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则其党庇之处，已属显然……其不能择门生之贤否而奏荐不实，不能训伊子以谨饬而葛藤未断之处，朕亦不能为之屡宽也。鄂尔泰自思之，朕从前能用汝，今日能宽汝，将来独不能重治之罪乎？”
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病死，但其势力仍然固结不解。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发生胡中藻文字狱，胡为鄂尔泰门生，其诗文中多有悖谬之词，被斩决。此案又牵连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乾隆令鄂昌自尽，至此鄂党才遭到沉重打击。加上鄂尔泰两个儿子又相继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阵亡，鄂党势力从此销声匿迹，成为历史。
在打击鄂党的同时，乾隆也加紧了对张党的控制和打击。为了不使张氏家族势力过大，左都御史刘统勋建议不妨效仿康熙朝的做法，“敕下大学士张廷玉，会同吏部衙门，将张姚二姓部册有名者，详悉查明。其同姓不同宗，与远房亲谊不在此例。若系亲房近友，累世密戚，现任之员开列奏闻，自命下之日为始，三年之内，停其升转。”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鄂尔泰、张廷玉与乾隆帝：谁能渔翁得利（3）
对于刘统勋的这一建议，乾隆表示赞同。但为了不引起张党的恐慌，乾隆又对张廷玉进行抚慰，开导张廷玉这样做对他有益而无害。
张廷玉在官场几十年，当然知道皇上此举的真正意图，于是他立即上疏请求辞去兼管吏部事务的职务，此后张廷玉又多次以年老乞退。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才同意张廷玉以原官并带伯爵致仕。
但张廷玉的屡次乞退使乾隆深感不悦，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人臣侍奉帝王，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张廷玉却为此反复不休，不顾皇恩宠沃，有失朝廷重臣的风度。
果然，张廷玉的这种做法很快被鄂党当作攻击的借口，他们向乾隆进言，称张廷玉没有资格享受死后配享太庙这一朝廷给大臣的最高荣誉。
张廷玉听后，心急如焚，他对这一荣誉看得极重，因为整个清朝自开国以来配享太庙的异姓大臣只有12人，而且自己是惟一的汉臣，如果被撤销这一待遇，比让他现在去死还严重。于是他立即去见乾隆，哭咽难抑，竟要求“乞上一言为券”，也就是让乾隆给他写一份保证书。这使乾隆很不高兴，但还是表示不会更改雍正遗诏，让张廷玉放心。
第二天，张廷玉只是让儿子张若澄上朝代谢皇恩，这使乾隆恼怒万分，认为张廷玉请求配享太庙时能亲自来面奏，谢恩时却不见驾，是视皇恩为“分所应得”，当即下旨斥责张廷玉。乾隆这一异常举动使协办大学士、张廷玉的门生汪由敦惊慌不安，暗中派人送信给张廷玉。次日一大早，张廷玉还没有接到圣旨就进朝谢恩。乾隆见张廷玉消息如此灵通，更是怒火难捺，查出果然是由张廷玉推荐的汪由敦走漏的消息，立即削去张廷玉伯爵，虽然仍保留配享太庙，但已经彻底失宠。而给张廷玉通风报信的门生汪由敦，则罢去协办大学士及尚书职，留任办事赎罪。
然而，对于这位已经失宠的老臣，乾隆仍不能放过，他不时寻找各种借口斥责张廷玉，使张廷玉寝食难安，想尽快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回原籍养老。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病死，初祭刚过，张廷玉不顾自己是永璜老师的身份，就急匆匆地向乾隆奏请回乡，乾隆斥责道：“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尚有人心者乎？”可见对张廷玉的怨恨已达到极端程度。
之后，乾隆命九卿讨论张廷玉是否有资格配享太庙，并定议具奏。九卿大臣看出乾隆的心意，一致认为应罢张廷玉配享太庙，并上奏乾隆。乾隆以此为依据，修改雍正遗诏，也不再记得自己对张廷玉的许诺，罢除了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的待遇。乾隆此举一方面显示了专制制度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彻底打击了张廷玉的势力，使朋党不再成为危及皇权稳定的隐患因素。
同年九月，又有人揭发张廷玉的姻亲朱荃曾涉及吕留良案，乾隆降旨罚张廷玉白银15000两，并追缴以前赏赐的各种物品，查抄其在京住宅。而张廷玉的其他党羽如汪由敦等人，也都一一受处罚。当张廷玉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病逝时，乾隆却做出眷念老臣的姿态，宽恕了张廷玉的罪过，仍令配享太庙。
乾隆这一做法，如果张廷玉死后有知，不知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悲伤？这实在是专制帝王对臣下所作的恶作剧！
由于朋党挑战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权威，所以，一直以来，就是历代统治者深感头痛的棘手问题，这在清代也不例外。雍正朝鄂尔泰、张廷玉两大集团的争斗，一直延续到乾隆朝，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在乾隆的精心运作下，终于先后消除了两大集团，平衡了朝中势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形成较大的朋党势力，有力地维护了集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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