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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自始至终地坚持进谏。有些大臣像房玄龄，一开始的时候还敢于进谏，但年老后，胆子越来越小，遇事没有主见，生怕冒犯皇上招来祸患。
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背着大臣在皇宫北门建房。丞相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遇见了少府监窦德素，问他北门在建造什么，窦德素把这件事告诉了唐太宗。唐太宗训斥房玄龄和高士廉说：“你只要管好南衙门的事就行了，北门建造什么关你什么事？”房玄龄和高士廉吓得连连认错。魏征进谏说：“我不懂皇上为什么要责备房玄龄、高士廉。我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认错。既然他们是大臣，北门建造什么，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如果工程有利，人工安排合理，他应当帮助皇上去完成；如果工程是不利的，即使已经动工也有权要求停下。这是帝王使用大臣，大臣侍奉帝王的道理啊！”唐太宗听完后感到很惭愧，也就停止了修建工程。魏征就是这样，敢于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随时纠正唐太宗的过失。
魏征向唐太宗进谏，除了直接用语言来进谏外，还很注意间接地采用“身谏”，就是时时处处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和劝谏太宗。这是另外的一种用肢体语言来进谏的方法。长孙皇后长得美丽，聪明贤慧，识大体，帮了唐太宗很多忙，确实是一位贤内助，死后埋葬在昭陵。唐太宗十分想念她，就在御花园建了一座高楼，以便登上高楼就可以看见昭陵。
有一次，唐太宗带魏征一起上楼。魏征故意说眼睛模糊看不见。唐太宗就指给他看，魏征说：“那不是昭陵吗？我还以为皇上在看高祖的献陵呢。如果是昭陵的话我早就着见了。”唐太宗细细体味，知道魏征的意思是劝谏自己重妻轻父是不合礼义的，不禁惭愧地流下眼泪，随后下令把这座楼拆掉了。
魏征年迈，皇太子承乾和弟弟魏王关系不好，大臣们看见魏王受到唐太宗的宠爱，都议论纷纷，人心浮动。唐太宗说：“目前，忠心正直而且有威望的大臣，没有谁能超过魏征。我派魏征当皇太子的师傅，让天下人的期望都集中在太子一人身上。这样，太子的地位就稳固了！”遂任命魏征为太子师。魏征因病想推掉，唐太宗说：“汉高祖的太子有‘商山四皓’辅佐。你虽然有病，但你的名气和威望仍然可以成全他。”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太子的地位会不稳了，浮动的心都渐渐的沉静了下来。
第二年，魏征死了，终年64岁。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貌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后来，太宗还亲自参加魏征的丧礼，并赠魏征司空、相州都督的职位和“文贞”的谥号，把他葬于昭陵，并亲自作了碑文。
应该说唐太宗能够取得“贞观之治”这样的业绩，魏征是功不可没的。魏征开始应该说是唐太宗的“敌人”，面对生死考验，如果魏征的性格不够刚直，而是稍带圆滑，对唐太宗奉迎，那么很难说唐太宗是否会把他这个“仇家”留下并且任其为相，中国历史上是否会有魏征这样一位名相也就不得而知了。但魏征生为魏征，活得就是刚直，唐太宗看重的也是他性格中的这种特点，最终，两人的搭配成就了历史上一段进谏与纳谏的佳话。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商鞅与秦惠王：改革者的汗水与鲜血（1）
中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建立在权力均衡机制上的潜规则，并根据这种规则，为政治生活服务，权力潜规则是一个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东西，稍有不慎，就会犯了忌讳。一旦犯忌，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轻则官位不保，重则性命堪忧。
中国专制体制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坐在权力巅峰上的帝王大多难以摆脱郁结在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因为他拥有太多、太广，所以他的担忧也最沉、最重，这就像叫化子无论躺倒在哪里都能鼾睡，而腰缠万贯的富翁则一定要雇佣保镖才能入眠的道理一样。
帝王怀有太多的猜疑感，怕受人欺骗，怕被人架空，怕遭人暗害，怕别人取代，怕让人推翻，怕被人诽谤，怕被人轻视等等。为了驱逐这种“怕”的主观心理状态，他们费尽心机为自己构起最严密的安全机制：高大厚实的宫墙，绕护三匝的警卫，严禁官员携带兵器进宫，级别再高的官员若要上殿接近“陛下”之身，都得由武士夹持，两把戟剑呈交叉状搁在其脖子前……
帝王怀有的猜疑感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偏偏有那么一臣子看不到这点，或有意或无意地来拨动帝王的这一敏感神经心弦，其结果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改革性的领导人，然而，他们最后的结局无一不是悲惨的。这也说明中国人受“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传统观念影响的深厚，传统守旧势力的强大。可是也正是由此，要成为一位改革性的领导人，非得拿出非凡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才行。
在古代社会里，改革者似乎总没有好下场。
何以会如此呢？有些人把古代中国难行改革的原因归结为老百姓不愿改革，其实，这很不公平。
古代中国的改革，往往是由当权者首先推行的，同样，也是由当权者首先阻止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管老百姓是否愿意，是否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老百姓都要被动执行。
当然，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欢迎，坏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抵制，但无论如何，百姓的好恶很难影响到统治集团的态度。改革的失败，往往来自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
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的失败就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商鞅本来的名字叫公孙鞅，是卫国贵族的后代。他青年时代就喜欢管仲、李悝的刑名之法，认为只有靠严格的法令和严明的纪律才能使一个国家井然有序、充满朝气。但是，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和卫国当权者的思想格格不入。因此，他只能郁闷而孤独地继续发奋学习，以期将来能有用武之地。后来，他听说秦国国君秦孝公励精图治，想要向东扩张、恢复秦穆公的霸业，而且秦孝公正下令在全秦国境内求贤，这一消息触动了他心中那一展宏图的神经，于是，跃跃欲试，想到秦国去大展鸿图。
到秦国之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引荐，商鞅与秦孝公谈论了治国之道。在陈说了成霸业之道与强国之术后，秦孝公对商鞅已是非常的赏识了，他立即决定任用商鞅治理秦国。
在商鞅与孝公讨论政事时，秦孝公虽然被商鞅提出的霸业之道所吸引，但心中不无疑虑，因为通过和商鞅的交谈，孝公知道要在当时的环境下成就霸业，必须先要移风易俗、变革法纪。而秦国虽然是一个西部大国，民风却极为淳朴，国内的许多制度、习俗都是沿袭建国之时的部落遗风，所以秦国虽然因此拥有勇武之气，却同时因为这种旧俗而使贵族与领兵大将权力过大，帝王在国家大政方面的意愿往往不能顺利实现。商鞅的霸业之道如果要推行，也一定要经过这些贵族与大将们的同意，可是商鞅准备实行的政策又多处与他们的利益相冲突，所以秦孝公很担心变法革新能否成功。
为了探听大臣们对变法的反应，孝公就让商鞅与其他大臣在上朝的时候各抒己见，展开辩论。
果然在论战中，秦孝公所担心的那些事情都被大臣们陈说出来了；而商鞅在场论战中也毫不逊色；凭着敏捷的思维和缜密的考虑；一一驳斥了保守派大臣的论点。
商鞅说：“要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肯定会有人怀疑我的动机和变法的效果，这不足为奇。凡是有高出常人的行为的人，必然会被世人非议；有强烈的主见和高明的远见的人，怎么会马上得到他人信任呢？愚钝平庸的人，对已经明朗的状况都不能察觉；才智过人者，则能够在事情还未曾萌芽时就推测到它的结果、一般的臣民，因为心智过于平常，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创业之事，不过可以和他们同享辉煌的成就。谈论至德的人往往与世俗难以相容共处，成就大功业者不会和众人商议计谋。所以能够使国家强大的圣人，是不会拘泥于固有的成法的；能够为国民造福的圣人，是不会因循旧礼的。”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商鞅与秦惠王：改革者的汗水与鲜血（2）
商鞅这一番长篇大论，让秦孝公非常激动，马上回应说：“说得好！太好了！”
大臣甘龙见孝公明确支持商鞅，十分着急，上前进谏说：“商鞅说的不对。那些圣人，不会改变那些民众的本质就可以对他们进行教化；那些具有大智慧的人，不必改变原有的法纪，就可以使天下大治。现在我们这些执政者，想要教化民众，一定就要针对民众的特点，不必过分费自己的心智，也不必过分使民众劳累，就可以达到教化的目的；循规蹈矩、依照已有的法律纲纪去治理国家，才能让官吏迅速熟悉自己的工作，也能让民众安定而不受惊扰。”
秦孝公并非一个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帝王，他听到甘龙的话，有些心动。商鞅见状，急忙上前说道： “甘龙所说的道理，不过是世俗中平庸的见解而已。普通人当然愿意安于现状，服从于旧有的习俗，学者则往往被他们所听到的和所学到的东西所蒙蔽，渐渐这些他们所学的和所听到的东西成为他们接受新事物的桎梏。像这两种人，可以成为安分守己的守法官员，但是不可以和他们讨论旧有的法纪之外的东西，因为他们只能看见眼前的东西，而不懂得思考，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