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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方针的出发点。但是，煤炭的井下开采本身属于高风险产业，伤亡事故是经常发生的，再严格的措施都不能避免不出现伤亡事故。那么一旦出现了井下伤亡事故，一条人命应该赔多少钱呢？
如果煤炭企业的业主为那些井下工人都上了人身伤亡保险，保险公司会按照具体的标准，付给死亡者家属一笔保险金。可是由于井下作业的危险性大，出险率高，曹丕的中原保险公司通过统计分析，一般收取的保险费都比较高。那些煤炭小企业的企业主们为了节省成本开支，绝大多数都没有给井下作业的工人买这种保险。他们采取的是事先同这些来自农村的农民签包身合同，如果出现人身意外亡故，业主一次性赔付死亡者家属多少钱。那么这个价格是怎么确定的呢？这是成本—收益分析的一个难题。
也许你会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毕竟，无论给你多少钱，你都不会自愿地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或你所爱的人的生命，这表明人的生命有无限的价值。如果无论多少钱都不能放弃生命对于自己的使用价值，那可能就永远也不会成交。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成交，是对已经发生了事故的赔付，无论如何也必须有一个结果。
一种是成本分析法。按照成本分析，是民间常用的一种方法，但是并不科学。按说婚姻是不能买卖的，可是民间的嫁娶经常伴随着彩礼的问题。在彩礼多少的问题上一般是不讨价还价的，但是也有特别各色的岳父就是要跟未来的女婿算成本账的，譬如养活闺女到20岁，1年少说也得2000元，20年就得4万元。如果用这种办法计算井下工人，显然不妥，很可能是工人年龄越大赔偿越多。这明显是不合理的。
另一种是收益分析法。法院在判决那些过失致死赔偿案时，往往使用收益分析法。这种方法是考察一个人如果活着能够赚到的总钱数。国内就有一例球员过失致残案，一审判决赔偿300多万元。我们不知道这种判罚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是依据未来预期收益，其实具体标准也是很难确定的。而且如果把一个人未来能赚多少钱作为标准，也有很多不妥当的地方，因为这种方法有一个意料不到的含义是：退休者和伤残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生命是没有价值的。
比较可行的方法是，观察一个人给多少钱他才自愿从事有生命危险的工作。不同职业人的人身意外伤亡率是不同的，井下工人和办公室的职员所面临的死亡危险有很大的差别，通过比较职业风险、受教育程度、经验和技能不同的工资等，可以大致得出人们对自己生命评价的基本含义和标准。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是1000万美元，我们中国的农民工兄弟只有10万元人民币。差别如此之大，有时简直令人气愤，可事实也就是如此。
有这样的标准，曹丕的保险公司是不是就可以根据煤矿工人的伤亡率制定这一特殊行业的保险费率和赔付率了呢？据我们所知，鉴于原来家庭住房火灾保险的教训，曹丕一直害怕私人煤窑主为工人上了人身意外保险之后，进行逆向选择，会更加不重视煤窑井下作业的安全性，从而导致煤炭行业的意外伤亡率上升，所以，曹丕一直没有开设这个保险业务。这里的小煤窑还是采取的包身制。
环境污染也是一大问题。自从各地的小煤窑上马以来，乱开滥采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司马懿是这一带规模最大的私人煤炭业主，但是他并不直接开采煤炭，他所从事的是煤炭加工，主要是炼焦。焦碳的价格比原煤要翻一番还多，而且产品供不应求。但是，炼焦的技术水平有很大差距，先进的设备需要上亿元的投资，司马懿肯定不干，他用的还是土法炼焦。土法炼焦的能量损失比较大，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由于司马懿的炼焦基地正好在曹操中原集团公司的上风头和上水源，直接威胁着中原公司及所在城市的环境。曹操不得不派人找司马懿交涉，希望能够减少环境污染的问题。司马懿在曹操面前还算比较老实，不像在对付诸葛亮时那么胡搅蛮缠。他承认这种土法炼焦确实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是经济学家们说的典型的“负外部性”，由此造成了沉重的社会成本；但是，司马懿认为，目前用土法炼焦的根本不是他一家，这么多私人业主在用土法炼焦，仅仅他一家企业来治理是根本不行的事情。如果曹操能把所有煤炭生产的大小企业都说服了，统一治理环境污染，司马懿愿意为此承担一切应该自己分摊的费用成本。
不仅如此，司马懿更向曹操提出了能源开发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目前的乱挖滥采，对煤炭资源是最严重的糟蹋。如果不尽快制止，统一开采，统一加工，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就越发严重了。司马懿特别指出，目前的这种混乱局面主要是“公地悲剧”所造成的，公共资源的使用问题对于中国比公海捕鱼要严重得多。如果不尽快制止，能源问题所带来的危害将是不可挽救的。司马懿所言的公地悲剧来自于下面的一个寓言。
在北方的一个草原上，住着许多牧民，牧民都有自己的羊群。开始的时候，牧民都在草原上放牧，羊在草场上吃草。那是一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牧民们在公共的草原上放牧养羊，肥美的牧草养肥了羊群，也使牧民们过着相当幸福的生活。
第四篇惜环境曹氏让司马 护能源三分归一统（2）
但是，时光在流逝，这里的人口在增加，草场上的羊也在增加。由于羊的数量不断增加，而土地是固定的，草场开始失去自我养护的能力。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这里的草场上，土地变得寸草不生。由于共有土地上过度放牧导致草场的荒漠化，羊饿死了，人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这就是所谓的“公地悲剧”。
目前的资源乱挖滥采行为就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员们，家家户户养猪养羊，故意放到生产队里的麦田里去吃麦苗。结果是，“吃在外，省在家，卖的钱，自己花。”这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地悲剧。其实在世界各国几乎各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一定的“公地悲剧”。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公地悲剧呢？当然是过度放牧。草吃干净了，连草根也没有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荒漠化。避免草场的破坏需要所有牧羊人的集体行动，但是没有一个家庭愿意为了共有草场的繁茂而主动减少自己羊群的规模。正像没有一个小煤窑的主人为了保护煤炭资源自己主动减少煤炭开采是一样的。实际上，公地悲剧产生的原因在于它自身使用的负外部性。当家庭的羊群在共有土地上吃草的时候，降低了其他家庭可以得到的土地质量。由于人们在决定自己养多少只羊时，并不考虑这种过度放牧的负外部性。煤炭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同公共草地放牧具有相同的性质：当一个人享用公共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享用。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公共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两种途径：一是可以通过政府管制，二是把共有资源变成私人物品。
诸葛亮对司马懿造纸所形成的河水污染问题，曾经试图通过私人之间的协商来解决，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诸葛亮曾经希望政府能够通过管制来解决问题。但是，时至今日，也没有任何音信。主要是地方政府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于环境治理没有多少积极性。那么在煤炭开采和炼焦问题上，曹操同样出于环境保护问题对司马懿做出了让步，希望政府能够对资源的开采权统一管制。曹操专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政府提出了公共煤炭资源开采独占权的建议，希望通过政府授权，由企业对具体的煤田采取购买开采权，将公共资源置于私人物品的产权保护之下，这样就可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使我们的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相适应。
这一次地方政府是比较积极的。因为这样政府可以有发放许可证和收税两种办法来管制资源的使用。经济学家们不赞成政府的管制方法。因为这两种方法虽然有效，却带来了新的问题。发放许可证是必须采用的方法，无证开采本身就是违法的。我们做过调查，目前这一地区大大小小的煤窑都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都是合法的。原因在于政府颁发许可证有“寻租”的积极性，政府主管机关通过颁发许可证，明的可以寻租，暗中收受贿赂。据说，中原市的某位副市长最近被“双规”了，知情人士透露，他的问题全部是在煤炭管理局任局长的时候接受的金钱和性贿赂，家中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通过税收来治理煤炭资源的问题也无异于缘木求鱼。税收具有普适性，不能区分开挖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而且税收加大了能源企业的成本。为了转嫁成本，必然造成原煤的涨价，这会进一步推动物价上涨。最后也还是达不到治理的效果。
经济学家比较赞成曹操提出的把公共资源变成私人物品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从根本上保证资源的合理开采和充分利用，可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物权明确了，就可以较好地实施保护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了共有资源的问题：许多人共有的总是被关心最少的，因为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明确的物权可以使物品得到很好的保护。产权的概念是一种独占权，它不仅包括物的所有权，也包括占有权、使用权、依法转让权和收益权等具体的物权。
产权虽然是一种社会权利，但是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问题，同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然于社会的交错关系。因此产权也同样在自然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有了产权的保护，物品就可以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应。譬如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