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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我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谈不上客气。就这样僵持了大约一个小时，一直坐在旁边的管理组人员不知为何突然起身走了，剩下的五个人忽然有四人一起上了厕所，只剩了一个人，是当年“反动集团”的主要成员。他看看四下无人，突然对我说：“该翻的全要翻！彻底地翻！包括你自己在内！”说完又眼露凶光，满脸诚恳地向我飞快点了几下头。这一线“亮光”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惊天动地的信号！立即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全部忘诸脑后。正是毛主席说的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
他们又走了，说过几天来拿材料。我的思想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面临着十分艰难的抉择。假如按那人所说，包括我在内的此案全翻，那我就不再是反革命，我就可以结束劳改生活，我就是革命群众了，而且还是受到迫害的革命造反派，这太诱惑了，我甚至想到我回到学院那趾高气扬的样子。
可这案翻得成吗？我并不担心那些已定案的罪行，可以矢口否认，可以辩成是革命行为，人嘴两张皮，由着你随便说。我担心的是这帮人是否可靠？两次来人分明是逼我给他们翻案，没我什么事，我还翻什么案？而那人说包括我在内，很可能是诱饵，骗我给他们翻了，至于我翻成翻不成他们根本无所谓，那时我就会被弃之如敝屣，也可能连破鞋都不如地被扔掉。我再因翻案而挨批挨斗，关他们屁事？
也有另一种可能，他们故意做局，弄得声色俱厉，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我与那人单独对面之势，这才图穷而匕首见，告诉我“包括你在内”，此行目的就是要救我于水火之中。仔细想来又不对了，他们若真想给我翻案，完全可以把我揪回学院批斗，那时再翻案，我的人身便有了极大的保险系数，我可以不再回劳改队。当时红卫兵组织是有权从劳改队把犯人提走的，管理组也不敢拦。可他们没这样做，我的第一种分析是准确的：诱饵！我怒了，分明是耍我！那咱们就耍耍玩儿吧。
他们深知为我平反冤狱之难的巨大的风险：我若翻不成，给我翻案的人岂不也真成了反革命，所以最妥善的办法就是叫我给他们翻案，我的不能翻。这样既把他们全择了出来，又表明了他们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一箭而双雕。至于说的那句“也包括你在内”，完全可以不承认，有旁证吗？谁能证明？顶多是再给我增加一条“诬蔑革命群众”而已。
不给他们翻案，风险极大，红卫兵的棍棒不是吃素的。给他们翻案，风险同样大，那就意味着给自己翻案，岂有一个反动集团却不反动，就我一个人儿反动？那红卫兵的棍棒也是天天要开荤的。我历经磨难，何等的老谋深算、老奸巨猾，我给所有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案全翻了，但每人留了最致命的一条咬死不翻，譬如“打倒×××”。你说我没给你们翻？明明翻了百分之九十九，你们说我犯了“翻案罪行”？我每人留一条，只这一条，在当时是可以乱棍打死。同时，还留了后路，叫他们知道，不给我翻，你们就休想彻底地翻，就休想把我扔下不管，你们就还得来找我，直到你们彻底醒悟，否则就两败俱伤，至少我先保护了自己，而你们的人身安全并无任何危险。
材料交上去了，没想到形势急转直下，来取材料的不是那些人了，竟是“井冈山”对立面组织的人，当然也是革命群众造反派。他怒不可遏地指着我已翻了供的那百分之九十九，说我胆大包天，居然敢为反革命分子翻案！不管怎样解释，他根本不理会那未翻的百分之一。坐在旁边的管理组人员冷冷地望着我，我被勒令重新交代。我想这应该是两派之间的斗争，见过，农场的职工也分成两派，打得头破血流。这份交代材料我不能写，万一“井冈山”的带着那帮人再来呢？那就瞎了。不写又不成，我采取了拖延战术，总能拖到那帮人再来，然后见机行事。
可一个月过去了，两派的人都没再来，管理组的人也没催我交材料。我忐忑了一个月，终于松下来，心想大概没事了，知道找我也没用。却不料，风云突变。
下午出工的时候，有两个人留下没去，这是常事，肯定是干别的活儿了。等晚上收工回来，进屋一看，着实吃了一惊：上下铺睡十个人的小屋子里，竟然铺天盖地挂满了大、小字报，我的床头几乎被封死。
醒目的大字标题全是讨伐我的。
“郭宝昌翻案，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请看郭宝昌的翻案罪行！”
“郭宝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砸烂郭宝昌的翻案狗头！”
当然，郭宝昌三个字都是倒着写的，都打上了红“×”，我一看便知，这是管理组布置的。急忙跑到管理组，可管理人员根本不听我说，他说他全知道，叫我写好交代材料，准备在组内接受批斗。显然这又是杀鸡给猴儿看。
这一段时间翻案之风猖獗，一个个被揪斗。一是管理组在“文革”开始后曾悍然宣布，我们已改判，全都是“无期徒刑”！既无司法程序，又无任何判无期的罪证，就这么定了，人心大乱，哪个不想翻案？也好找一条出路。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这里曾有两个犯人，一个是北大的，一个是师专的，由于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和企图叛逃被升级送进了正式监狱，正经是宣判带上手铐子走的。没想到“文革”一开始，北大那小子突然跑回来了，超出一般夸张地故意惊讶地问：“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我们监狱的人全都造反了，管理人员都被揪斗了，你们还在这儿受罪？监狱都比你们这儿强，不用劳动，也没有红卫兵捣乱，你们还不造反？”我们都吓得毛骨悚然，谁敢搭碴儿？他示威一样地说他回来只是为了拿他被捕时没来得及拿的洗脸盆。
管理组的人明知他来了，却无一人敢露面。他走以后直到晚上才把我们集合训话，说北大那小子是越狱逃跑，是永远也翻不了案的反革命，公安局正在通缉他。奇怪，正在通缉，你们为什么不抓住他？没有人信，又不能不让你想，监狱的都没事了，为什么还关着我们？翻案思想自然是死灰复燃。正要抓几个人试刀呢，我这个活靶子，管理组焉肯轻易放过！我回到监舍，已没有一个人再理我，都在低着头写揭发材料，准备进行对我的批斗。其实我在组内人缘还不错，我从未主动揭发过谁或背后打小报告整谁，我十分厌恶和痛恨这种行径，但我依然遭恨。
最主要原因是，所有劳改犯除极个别的，几乎每人都挨过批斗，有的是因为不好好劳动，有的是因为继续散布反动言论。您别以为是真散布了什么反动言论，譬如我有一次上房修屋顶，随便说了一句“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便是恶毒攻击红卫兵，天天打人，我借此发泄反动情绪。这挨得上边儿吗？可就这种言论凑上个十条儿八条儿也要挨一次批斗。我很有控制力，尽量少说话，我始终没挨过批斗，这就遭恨！有个小子在总结会上狠狠地说：“其实郭宝昌思想最反动，但老奸巨猾，他就是不说，不要以为不说就不反动！”这叫什么逻辑？反正你抓不住我什么把柄。可这次不行了，我知道我逃不过了，脑子里不时闪过一个个因翻案而被斗的人的惨状。
我心寒了，我不能忍受这种惨无人道的蹂躏，我知道我承认翻案必要往死里打，不承认翻案依然要往死里打，没有第二种可能性。
第二天我把写好的材料交到管理组，他们不看，叫我批斗会时念给大家听。我走回监舍，只听里面有人喊：“不老老实实交代就打！”“什么老实不老实？先打！打完了再交代！”我一推门，全都不说话了，直瞪瞪地望着我。我说假如我在这儿不方便，那我先出去，你们说完了再叫我进来。我关上门走了，站在不远的厕所旁的防护林边儿上等候。眼前一片黑暗，我的末日到了，我突然想到了死！叫犯人自相残杀，没有比这更残忍、更缺德的了。都怎么了？我们之间有什么仇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对，与其受这样的残害、侮辱，倒不如死！士可杀而不可辱！这种思想本来就有，但集体被辱的时候，尚可忍耐，真把一个人提出单练，则感受完全不同了。可一想到死，我的心立即紧缩，手也在抖，我想从脑中驱逐这个“死”字，但已经做不到了，突然袭击已把我陷入绝境，无他路可寻，宁可死！我懵懵懂懂地被叫了回去，糊里糊涂地躺下睡觉，也不知道自己睡着没有。
第二天一早迷迷瞪瞪地起床，神情恍惚地出工，也不知道哪天批斗我，我也不想再写什么交代材料，脑子里只剩下那一个字。莫名其妙地又想我死后会怎么样呢？谁先发现我？把我烧了还是就地掩埋，总不至于抛到荒郊喂野狗吧？同室操戈的犯人会怎么想？管理人员会后悔吗？死了犯人他不负责任吗？有人会往我家里送信儿吗？我妈妈知道了会怎么样？我曾经那样无礼地对待过她。不会，他们怎么可能去向一个反动资本家送信儿呢！想啊想的真他妈累！太累了，比干多重的活儿都累！而且我做贼心虚，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监视我，盯着我，窥透了我企图自杀的阴谋。我更紧张了，尽量装得很平静，其实没人看我，干活儿都躲得我远远的。他们不能和我接近聊天儿，那样便有通敌之嫌，至少划不清界线。
我开始考虑怎么个死法儿，这是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喝农药？果园里到处是农药，但向职工要或偷都容易被怀疑和发现。碰头而亡？我怕我不忍心用那么大的力。切腕？那死得太痛苦了吧？上吊？对，上吊好，前不久刚有个四类分子在林里上吊了，既不毁容还留个全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