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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三年二月，笔者（仲华）考入复旦肄业。三月一日举行春季开学式时，亲见校董于右任和邵力子先生等陪同李校长到大礼堂台上，宣告就职。李向高等班及附中全体学生宣布的办学方针：第一点，为培养民治的能力，注重学生自治，反对封建专制；第二点，为复兴祖国民族，重视世界大势，提倡体育军训；第三点，为培植科教技术人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展开学术研究；第四点，为改革社会，须从个人做起，必须提倡德育，即人格教育云云。这是当时国人自办的一所私立高等学校。
革命党人荟萃复旦
到了五四运动前夕（当时笔者仲华正在复旦肄业），不少革命党人，由于北洋军阀重重压迫，不得不退处上海一隅，继续进行革命工作。这时，中山先生正在起草他的“实业计划”，他的重要干部胡汉民、戴天仇和王宠惠等也到上海出版《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邵力子和叶楚伧办了《民国日报》，宣传革命，都在艰苦奋斗之中。李登辉不怕南北军阀的嫌怨，社会绅富的指责，邀请他们来复旦教课。当时，胡汉民教伦理学，王宠惠教名学和法学，戴天仇教经济学，叶楚伧和邵力子教国文。还有曾任欧洲中国同盟会干部的薛仙舟教财政学和合作等课。复旦在李登辉主持之下，就像是革命党人的讲学会和逋逃薮一样。当时，中山先生的战友廖仲恺和朱执信等正在上海。李登辉也常请他们来校演讲，鼓吹革命，勉励青年。笔者还记得廖先生莅校演讲时，全校大中两部的师生齐集听讲，人数虽挤，肃静无哗，倾听他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的讲话。他教导我们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他讲完时，掌声雷动，人们对他十分钦仰。
复旦有这样多的革命人物讲学，实为当时华东各大学所少有。记得那时上海有些老辈人，认为这些教授是“过激党”，是“可怕人物”，不愿让子弟投考复旦。尤其是那些买办资产阶级的人物，更不赞成李登辉的做法。五四运动时，复旦学生代表上海学联向上海总商会要求动员商店罢市，会长朱葆三避而不见。代表们赶到他住宅时，他竟打电话邀龙华军队来恐吓。他曾对人说，李登辉教育出来的学生大都是“过激党”。五四以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申新纱厂荣德生等民族资产阶级人物则对李登辉办学予以资助。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亦应李邀请，与简照南等同任复旦校董。
一面编英文课本，一面读高小国文
辛亥革命前后，李登辉曾应上海中华书局之聘，兼任该书局英文编辑有年，编著了《中华中学英文教科书》、《英语会话》、《文化英文读本》等书。还著有《中国问题之重要因素》，也是用英文写的，曾引起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外人士的重视。从五四到北伐革命战争时期，他还编过《李氏英语文范》、《李氏英文修辞学》等书。他早期编著的《中华中学英文教科书》第三册第一课为《DoctorSunYat－sen》（《孙逸仙博士》）。窃国大盗袁世凯非法镇压癸丑二次革命后，认为李登辉仍与革命党有关系，敢在教科书里宣传孙中山“造反”，于是通令各省，不准各学校采用这部英文教科书。那时国人自编的英文教本还少得很，中华书局以该书销路很好，但在袁世凯残暴的压迫之下，只得在该书再版时把这一篇文章删去。但李登辉本人及各校教师授课时，则另印讲义，补充宣讲，并作说明，使青年学子对袁世凯更起反感。不久，袁终于失败，一命呜呼。中华书局将该书重印发行时，又恢复第三册第一课原文。
当年，李登辉回国时，还不大懂祖国的语言文字，也不大了解祖国的实际情况。那时清政府正在考试“洋进士”（指留洋生回国，经考试后，赐称进士）。他以为考“洋进士”就是考“博士”，取得政府的承认（承认他在国外学术上的成就），乃盲目赶到北京应试。凡是用英文和法文写答的各科试卷，成绩都好，而国文课却交了白卷。清政府的考试官认为这位“洋进士”太洋了，但还是留名存记，预备派他用场。李在拉丁文、英文、法文和学术方面很有些功夫，成绩超群。因此一九○七年清政府送官费留学生时，派他为江南留学生考试官。一九○九年又为浙江省派赴美留学生的主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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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华：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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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早年也曾在复旦读过短时期，清末考选留学生时，竺去应试，李是主考，所以一九四七年李登辉病逝后，在杭州复旦同学开追悼会时，竺尊李为老师。
李登辉为复旦校长兼任教课时，曾述及他回国时北上应试时的感想。他说，一到北方，就看见“满坑满谷”都是官，打官话，装官腔；重虚伪，轻实际；上下贪污，贿赂成风。他看得头痛极了，下定决心“教育救国”。同时，他立志发愤学习祖国语言文字。一九一三年间，他每天早上与夫人汤佩琳（上海清心女学堂毕业）坐着马车来校时，还抓紧时间要夫人教他国文。笔者（仲华）很想知道他们俩在教学什么书本，有一天清早特去探看。在门房扶他下车时，笔者也挨上去，只见他手执《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一本！到一九二○年笔者毕业时，他已能用祖国语文讲演和写作了。后来他不但能用汉语作长篇大论演说，而且还能引证“四书”了。当时有几个大学生的国文程度还不及他呢！他继续攻读古文，并把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古典文学作品译成英文，编入讲义，或发表于西报。他这位大学校长先生，比小伙子学习还起劲。他经常对学生说“学无止境”。
主张民治的民主作风
据抗日战争前上海会计师余裴山（一九○五年复旦老同学）说，母校（复旦公学）第一次招考在静安寺路张园楼上，投考学生约在五百人以上。校长马相伯当时年已六十六。入学后，知总务主任为袁观澜，教务长即李登辉。李对学生，一如家人父子，很有民主化的精神和作风。他规定每日每餐，轮邀学生四五人与他在膳厅里同桌共餐。那时同学还不太多，第一、第二学期，各班诸生一一轮到。他利用这时间了解学生的情况，并听取各人对学校的意见。在清代光绪末年，办学者有这种作风，确是很少见的。
他曾叫学生组织过“临时自治法庭”，由学生自己审理同学中发生的“案件”。为了提倡民治，他对学生“临时自治法庭”的审理结果，还真的照办。
反抗帝国主义的凌辱
据抗日胜利后曾任上海常德路复旦实验中学主任教师的汪云史说，他岳父曾告诉他一件李登辉痛打美国水兵的事：清代末年，李主持吴淞复旦公学教务时，经常搭火车往来吴淞与上海之间。有一天，他坐在火车上看报，听见另一车厢里有女人叫喊的声音。跑过去一瞧，见有几个美国水兵正在调戏中国妇女。他愤怒了，用手杖指着那美国兵厉声说：“什么事？停止！停止！”美国兵听到他流利的英语，又看他是个上流人的样子，也就住了手。那妇女乘机逃走后，李又教训了那些美国兵。他们被训得面红耳赤。有一个悍然抢过他的手杖，掷到车窗外面去了。李奋勇奔上去，撕下了那个美国兵的肩章。这时火车刚停靠站头，李立即管自下去了。美国强盗用茶杯掷向他，想追打他而火车已开动。第二天，李到外滩去访问美国领事，对美国佬大讲道理，表示决不允许美军在中国胡闹云云。那时清政府崇美惧美，美国的军人在上海为非作歹，清政府不敢交涉。李登辉敢于斗争，并向美领事评理。当时《申报》等即略予报道。李事后在课堂里对学生说过：“外国水兵常在上海调戏女同胞，侮辱中国人，为什么中国官厅置若罔闻？我撕了他的肩章对不对？你们有什么意见？”
记得他在辛亥革命光复后，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时，有一次他来复旦授课之余，对我们学生说：“外国人在我住处越界筑路，‘租界’工部局还派人来征收‘巡捕捐’。昨天我拒不交付。我对‘征收员’说：外国各地纳税人有‘代议士’代表居民说话，表达意见，上海‘租界’里纳税的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代议士’？我说，我因此不愿意交付什么‘巡捕捐’……你们同学们，认为对不对？”当场同学们齐声说“对”。那时英美等帝国主义霸占的“租界”里，由帝国主义主持的“工部局”，尚无华董及“纳税华人会”的设置。李登辉曾在西报上发表意见，以为有“代议士”可为广大纳税的同胞说话。后来英美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工部局”虽设置了几个华董和纳税中国人代表等，又何尝顾到中国人民应有的利益呢！
支持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笔者（仲华）在上海为复旦学生代表之一，投入运动。上海第一届学联会长何葆仁，系复旦华侨生。会址附设李登辉创办的“寰球中国学生会”。当时“学联”的重要决策，多向李校长和邵力子教授请示。美国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美国人），不准该校学生参加五四运动，把带头行动的学生代表江一平（原名江亿平，浙江杭州人）、章益（友三，安徽滁县人）等多人开除。我们复旦同学将此事报告李校长。李当即召见并收容了他们，准予转入复旦，慰勉有加。叫他们仍当大胆为“学联”做事，继续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奋斗。同时李以“中国国民外交后援会”会长名义，向海外发表通电，反对“巴黎和约”。
一九二五年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