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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馆，其后全蜀会馆重办小学，男生宿舍又迁到由盐仓改建的民房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又增设师范学院。至此联大规模已具，教学乃顺利进行。
历史社会系于一九四○年六月十日，分为历史与社会两系。并和北平图书馆合作，设立“中日史料征集委员会”，广事搜集抗战史料。次年，社会系划归法商学院。
西南联大校务，由北京大学蒋梦麟（孟邻）校长、清华大学梅贻琦（月涵）校长、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三位常务委员负责主持，梅任常委会主席。张长年在重庆，蒋亦不常在昆明，因而学校大部分行政责任都落在梅的身上。梅先生以艰苦卓绝的精神，从无疾言厉色，亦不慷慨激昂，默默地领导着大学的工作。一九四五年，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由傅斯年（孟真）继任，傅又荐胡适以自代。一九三九年教务长是樊际昌（逵羽）教授，其后潘光旦教授兼任一个时期，杨石先（绍曾）教授继任。最后杨先生辞职，梅贻琦自己兼任，直至联大解散。训导长查良钊（勉仲）。总务长郑天挺（毅生）教授，是明清史专家。西南联大除常务委员会外，另有教授会组织，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组成。
一九四○年，设立分校于四川叙永，地址在文庙、南华宫、春秋祠、帝王宫、城隍庙等处，分校主任为杨振声（今甫）教授，于三十年元月上课，后来当时教育部又决定一年级全设昆明，叙永只设先修班四班，当然大学部同学也全部迁回昆明（其后先修班也迁回昆明），联合大学分未久而又合。有一篇回忆文章写道：“三大学在平津时代，各有其学风和传统，它们是不同的。但其相同相和之处，又如此之多！正因为‘和而不同’的精神，更育孕出联大的优良校风。‘自由教学’是它的显著特点。这里所谓自由，并不是错综复杂和散漫紊乱的代名词，而是一种有组织的、负责的、尊重个性和学术独立的自由。不合理的自由，为联大所不取；合理的不自由，同为联大所尊重。”大学教育必须由学校负责人的精神和人格，教师们作学问的认真态度，培育出一种追求真理、热爱自由、优良传统和合乎理性的气氛，来薰陶学生，联大八年始终在这种优良的气氛里成长与发展。
文学院
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多是好学深思之士。教授来自三校，各具不同学派的观点，历史上百家杂陈的局面，又在联大复现。教授们各就所长与爱好开课，其特点是学术自由空气的浓厚、课程名目繁多，有宁坐三年牢不愿看一句新词的卫道之士，也有决心改革中国文化的进步学者，而且各有自己的体系。
院长冯友兰（芝生），是中国哲学史的权威。他一方面讲中国哲学史，一方面讲哲学研究方法。他的哲学史，陈寅恪在审查报告里说：“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他分析内圣外王之道，（陆续发表了）《新世论》、《新理学》、《新世训》等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著作。他把人类的行为分为三种：道德的，如爱国助人；不道德的：如出卖国家，陷害他人；非道德的，如一切自然行为。人类的成功，也有三方面：立德——道德的成功，靠努力；立功——事业的成功，靠机运；立言——学问的成功，靠智慧。冯氏讲话有些口吃，一句“学而时习之”的“而”字，要“而”……一分多钟，在同学中传为笑谈。
中国文学系主任，先是朱自清（佩弦），继为罗常培（莘田）教授。其后罗常培教授赴美，由罗庸教授继任。罗莘田教授在声韵学方面的成就，是举国公认的。朱自清（佩弦）教授的散文也是有口皆碑，每个中学生几乎都能背诵他的《背影》。他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和文学批评，有他独到的见解。他不但讲书认真，还坚持要学生写读书报告。他不同意只顾教师自己研究学术。他认为“文化是继续的，总应该给下一代着想，如果都不肯为青年服务，下一代怎么办？”因而认真为学生改笔记，从不缺课。罗庸（膺中）教授温文儒雅，搜集很多资料。他用包剿围攻的方法讲《论语》和《孟子》。他不但深懂文学，对佛学也有很深刻的造诣。如果有机会和罗教授长谈，和听他讲《论语》同样有益。
闻一多教授讲唐诗、讲乐府。他著有《唐诗杂论》、《周易义证类纂》、《诗经今译》、《乐府诗笺》。他用人类学知识讲这些古代民谣。他对金石、诗词都有其独到之处。唐兰教授的中国语文专书研究和文字学，从甲骨到楷书，原原本本道出文字的构造和演变，真不愧为文字学的大师。他授《说文解字》，以菩萨心肠劝同学好好读书。杨振声（今甫）教授专授传记文学。浦江清教授的诗词，由每一个字讲起。此外教授还有游国恩、王力（了一）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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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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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自称世界上自古至今只有两个半庄子（庄子自己和一个日本教授），而他是其中半个的刘文典（叔雅）教授。刘叔雅教授不但是庄子权威，他的骈体文也不让魏晋人士专美于前。他讲授文选，有时一个字要讲一小时。本来，一个字代表一种宇宙现象，要写好文章，就必须把每一个字认清楚，而且要多识字。副教授有许维■（骏斋）、陈梦家，教员则有邢庆兰、李广田、李觐高（次峰）、彭丽天、张盛祥、赵西陆、高华年，助教有冯钟云、王志毅、赵仲色、孙昌熙、周定一、陈士林、吴宏聪、姚殿芳等，当然也和其他各系一样，八年期间，时有变动。中文研究所则设在距昆明八公里的龙泉镇司家营，几个研究生在默默地作研究工作。
外国语文学系主任本是叶公超教授，叶教授未久去了伦敦，而由陈福田教授继任。外文系为抗战可以说做过一些工作。尤其自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空军到中国作战，需要大量译员。外语系同学有许多参加译员工作，外语系教授则参加训练译员。系主任陈福田教授，身体壮健，一口华侨国语比英语差得多，哈佛大学毕业，热诚爱国，编有《大一英文》，固不仅联大采用为教本，且作为“大学丛书”风行全国。
教授吴宓（雨僧）讲授欧洲文学史、英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选读、欧洲名著选读、中西诗之比较、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等。他手持从法国带回的手杖，是刘叔雅教授的传人。现在红楼梦已成世界学术界研究的对象，吴教授早就成为红学权威，可能“红学”（仅就“红学”二字，现在已成为一种学术）是由他开始。某同学在文林街开了一座小饭馆，名曰“潇湘馆”。雨僧教授一气之下，打毁了他的门窗用具。他认为不应该用林妹妹的公馆作饭馆的名字，小饭馆只好关门。
外语系教授还有莫泮芹、潘家洵（介泉）、冯承植（君培）、袁家骅、闻家驷、吴达元、陈铨（涛海）、杨业治（禹功）、陈定民、赵治熊、傅恩龄（锡永）、林文铮、洪谦、黄炯华（以尚）、李赋宁、薛成之、衣家骥、刘世沐、贾恩培、李华德、徐锡良、陈嘉，还有美籍教授温德（WinterPant）授“英诗”及“现代诗”，英籍教授白英（RoberPavyen）授“现代小说”和“伊利莎白时代文学”。
人在桥上看月，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月亮点缀了你的窗子，你点缀了别人的梦
短短几个字，卞之琳教授的新诗，写尽人生哲理。闻一多教授认为卞氏的诗是旷世之作。冯至教授专讲“歌德”，十分关心国事。柳无忌教授任教仅一年后去了重庆。教员有王佐良、王庆祗、杨周翰、区伟昌，助教有王还、周榆瑞、蒋智存、查良铮、颜锡瑕、林同梅、李■石、蒋铁云、陈祖文、俞铭传、张振先等。写《未央歌》的鹿桥（吴讷荪），也在联大任助教。杨西昆也曾在联大抱着儿子教大一英文，非常叫座。
哲学心理系系主任汤用彤（锡予）教授的《魏晋玄学之研究》、《魏晋文学与思想之关系》、《魏晋时代圣人之观念》，都是一家之言。他在印度佛学方面也有独到的研究，胖胖的身材，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为人正直诚恳。金岳霖（龙荪）教授对逻辑和哲学问题，恐怕除了他吃饭睡觉时间以外，时时刻刻萦系于怀。他的知识论和“论道”均已享誉国际。冯文潜（柳琦）教授的美学，绝不让朱光潜专美于前，和蔼庄严，令人景仰。贺麟（自昭）教授是研究黑格尔专家，他讲“正”“反”“和”辩证法，“和”就是矛盾的统一，他认为以“不变应万变”是典型的矛盾的统一。一九四一年清华大学用一连串的演讲庆祝三十周年，哲学方面贺教授主讲。他说：“研究哲学如果不以国家为念，仅为哲学而哲学，将是玩物丧志。”他说美国杜威教授七十寿辰，各方哲学家用骂来祝寿，因而他也用“口不择言”来庆祝清华三十年。
冯友兰（芝生）教授前面已说过，他的中国哲学史不必再提。沈有鼎（以武）教授的形而上学，有时不知在讲什么。教授还有郑昕（秉碧）、王宪钧、周先庚、敦福堂、王淮诚诸先生，副教授胡世华，专任讲师熊十力，教员郑沛畛、曹日昌，还有助教石俊、任继愈、齐良骥等。
历史学系集三校教授于一处，都是一时人选，八音合奏，五色交辉。梅月涵校长在《复员后之清华（上）》（《清华校友通讯》新卅九期）报告上说：“教师皆系当代权威，学子受益匪浅。在校诸教师皆以治学谨严，蜚声士林。”系主任雷海宗（伯伦）教授的“中国文化周期论”，是划时代的创论，他把中国文化分为二周。所以他讲中国通史讲到淝水之战，这是文化第一周。淝水之战以后，便非常简单地叙述了。他认为那是第一周的翻版。他上课不带片纸只字，仅带一支粉笔。讲春秋战国的诸侯，和西洋中古史几十个国君，名字有长达十几个英文字母的，和他们的起迄年代，信手拈来，从不假思索。他有超人的记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