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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但一转瞬就普及到全北京大中学生，弥漫到全国。不久全国工商界也就很快地加入，这是中国第一次广大的青年运动，也是全国性的民众运动。所以这运动不是北京大学可得而私，更不是少数身预其事的人所敢得而私。就北京大学而论，学生从军阀的高压和官僚的引诱中，不顾艰险，奔向一条救国的道路，实在是蔡先生转移学风的结果。蔡先生一面在校提倡大学生的气节，一面于第一次大战停后在中央公园接连三天的讲演大会，以国际间的公理正义来号召。嗣后不过数月，“巴黎和会”竟有违背公理正义的决定（因为英国与日本在战争后期成立密约，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与日本，以交换他种权利。美国当时不是不知道，乃是有意缄默和优容，等到在和会中威尔逊总统竟公开的让步，牺牲其《十四条》中有关山东一条的主张。此事与“雅尔达会议”中同盟国和俄帝订定违害我东北主权密约的经过，有若干相似之处）。当时北京军阀官僚误国卖国的逆迹，又复昭彰，于是五四运动遂在这适当时机而爆发。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历史上汉朝和宋朝太学生抗议朝政的举动，也给大家不少的暗示。五四那天发表的宣言，也是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原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宣言明白标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八个字的口号。这是最显著的爱国目标。诚然五四运动以后发生过一些不好的副作用，但是五四当年的精神是爱国的。五四是青年在北方军阀的根据地站起来对抗反动势力的第一次。受到五四的激发以后，青年们纷纷南下，到广东去参加国民革命的工作，有如风起云涌。蔡先生常说“官可以不做，国不可以不救”。到五四以后学生运动发现流弊的时候，他又发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名言。
但是，北京大学始终认为学术文化的贡献是大学应当着重的任务。因为时代的剧变，更觉得灌溉新知，融会中西文化工作的迫切。以前外国人到中国来教书的，大都以此为传教等项工作的副业，所以很是平庸，而无第一流的学者肯来讲学。就在五四这时候，北京大学请大哲学家杜威（JohnDewey）来讲学一年有余，实开西洋第一流学者来华讲学的风气。以后如罗素（BertrandRussell）、杜里舒（HansDriesch）、泰戈尔（R·Tagore）均源源而来。地质学家葛利普（Grabau）长期留在中国，尤其能领导中国地质学界不断作有价值的科学贡献。
当然一个大学的学风，是各种因素构成的。如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一部分是京师大学堂的遗留，但到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间而更甚。我尤其身受这种好处。即教授之中，如胡适之先生就屡次在公开演讲中，盛称他初到北大教书时受到和傅斯年、毛子水诸位先生（当时的学生）相互讨论之益。以后集体合作从事学术研究的风气，一部分也是从这样演变而来的。除了国语文学运动是胡先生开始提倡，和他对于新文化运动有特殊贡献，为大家所知道的而外；他对于提倡用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并且开始实地的用近代科学方法来治国学，其结果的重大，远超过大家所说的考据学的范围。
从一九二九年蒋梦麟先生继长北大以后，北京大学更有意识地向着近代式的大学方面走。那时候文史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沉着地加强，大学实在安定进步之中。到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亲日派（以后许多在“七七”事变前后公开成为汉奸的）狼狈为奸，横行无忌。北平空气，混沌异常，反日的人们常感觉到生命的威胁。那时候北京大学的教授，尤其是胡适之先生和傅斯年先生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面斥亲日分子，并联合其他大专学校的教授，公开宣称要形成文化战线坚守北平的文化阵地，决不撤退。在日本决定大规模作战以前，北平的教育界俨然是华北局势的安定力量。这仍然是表现着爱国运动的传统精神。
等到抗战胜利以后，胡适之先生被任为校长，而先以傅斯年先生代理。傅先生除了他个人的学术造诣而外，还有两件特长。第一是他懂得集体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而且有组织能力来实现这种工作，如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坚实的学术成就，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第二是他懂得现代的大学是什么，而且应该怎样办。他把北京大学遗留下来的十九世纪初叶德国大学式的观念，扩大而为二十世纪中叶欧美大学式的观念。他又大气磅礴，能笼罩一切。于是把北京大学，扩大到文、理、法、工、农、医六学院，计三十二系，为北方最大规模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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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北京大学杂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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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三一年夏，余在苏州，得北京大学寄来聘书。待余赴平后，清华又来请兼课。此必颉刚在北平先与两方接洽，故一专任，一兼课，双方已先洽定也。但余亦未以此面询之颉刚。
余赴北大，在历史系任教，是为余在大学讲授历史课程之开始。所任课，一为中国上古史，一为秦汉史，皆必修课由学校指定。另一门选修课可由余自定。余决开近三百年学术史。此一课程，梁任公曾在清华研究所已开过，其讲义余曾在杂志上读之。任公卒后，某书肆印此书，梁家以此书乃任公未定稿，版权所属，不准书肆发行。余求其书不得。或人告余，可赴东安市场，在某一街道中，有一书估坐一柜上，柜前一小桌，可迳授与八毛钱，彼即在其所坐柜内取出一纸包授汝，可勿问，亦勿展视，即任公此书也。余果如言得之。
余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特开此课程，自编讲义。一日，某君忘其名，来电话，询余近三百年学术史最近讲到陈乾初《大学·问》一篇，北平最富藏书，但此间各友好皆不知此文出处。并举冯芝生为例。君于何处得读此文。余答，余之讲义，付北大讲义室，待下周去上课时，始领取分发，君何先知。彼在电话中大笑，谓君此讲义人人可向北大讲义室预定。先睹者已群相讨论，君竟不知此事，可笑可笑。亦可想见当时北平学术界风气之—斑，盖因余在任公卒后不久，竟续开此课，故群相注意也。
又有人来书，云，君不通龟甲文，奈何腼颜讲上古史。余以此书告讲堂诸生，谓余不通龟甲文，故在此堂上将不讲及。但诸君当知，龟甲文外尚有上古史可讲。诸君试听，以为如何。又一日，告诸生，事有可疑，不专在古，古亦多无可疑者。如某姓钱，此钱姓即属古，无可疑。余确信有父有祖，乃至高曾以上三十几代前，为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以上仍有钱姓。近乃有人不姓钱，改姓疑古，此何理。有人来问，君何大胆若尔。余问何事。彼言，君知班上有钱玄同之子亦来听课否。答，知之。其人曰，君自慎之，勿多惹是非。余曰，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又一夕，有某君设宴席，席上多大学史学教授。一清华大学西洋史教授孔某，一北大史学系教授孟森心史，两人皆年老。主人推两人居首座，曰孔孟应居上，可勿让。又指余与钱玄同曰，君两人同宗，可连座。余遂与玄同比肩。坐既定，玄同问余，君知我有一子在君班上否。余答，知之。玄同又言，君班上所讲一言一句彼必详悉记载无遗。余答诺，并谓彼勤奋好学殊少见。玄同又谓，彼在君班上之笔记我亦过目，逐字不遗。余闻言，骤不知所答。窃恐或起争论，将何措辞。
玄同乃续谓，彼甚信君言，不遵吾说。余仅诺诺。玄同乃改辞他及，不再理前绪，余心始释然。
二
一日，又有人责余，君何无情乃尔。余问何事。彼云，君知适之近患病进医院否。余曰，顷正闻之。彼云，适之尊君有加。有人问适之有关先秦诸子事，适之云可问君，莫再问彼。今病，访者盈户，君宁可不去。余答，此显属两事，君并合言之，将教余何以为人。又有一学生告余，彼系一新学生，旧同学皆告彼，当用心听适之师与师两人课。乃两师讲堂所言正相反，不知两师曾面相讨论可归一是否。余答此处正见学问之需要。汝正当从此等处自有悟入。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自知所言触处有忤，然亦无自奈何。
又有一生来问，师言老子出孔子后，又言出庄周后，除最近在《燕京学报》新有一文外，尚有其他意见否。余答，有之。彼云，愿闻其详。余答，此非一言可尽，余在上古史班上当有述及，君倘愿闻其详，可试来听之。彼乃哲学系四年级生，自是遂来余上古史班上旁听。越一年，来晤言，余听师上古史已一年，今信师言不疑。哲学系有毕业纪念刊，当整理一年笔记成篇刊入。不知师尚有所言未尽否。余答，有之。因请余再撰一文，亦同刊其班之毕业刊物中，并告余，亦当请适之师同为一文讨论其事。余允之。余因续撰一文，连同彼笔记同刊是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纪念刊中。而适之则竟未为文。后余自刊《庄老通辩》一书。已在余居香港时，距当年亦已三十年矣。此君笔记载当年北大哲学毕业刊者，余手边无之，容当觅得，再以补入。此君已忘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