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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土司辖地百里，拥兵数万，割据一方，夜郎自大，俨然地方诸侯，成为土皇帝。土司政权颇有尾大不掉之势，许多土司不仅拒不履行规定的职责和义务，而且不断发动反抗中央的武装叛乱。康熙四年（1665年）吴三桂统治云贵时期，云南土司发动叛乱，攻城略地，整个云南为之震动，后被吴三桂剿平。
雍正元年（1723年），礼部掌印给事中缪沅，曾就苗民事务上疏朝廷，建议令土司诸子分袭其领地，以削弱其势力。雍正帝把这个奏折交湖广总督杨宗仁议奏，杨宗仁并不赞成缪沅的建议，认为会因此引出强弱兼并的现象，以至留下后患。雍正帝在杨宗仁的奏折上批示道： “从来统驭外蕃，都是以多建诸侯以分其势为善策。但一时陡然实行，恐怕土司头目不愿遵依，如能缓缓设法，谕令其听从，逐渐实行分袭之法，这是潜移默化的安边之道，其内部强弱欺凌之事，何必为之远虑！朕以为其势既分，其心必异，日后若有纵欲嚣张者，其他土司必然相互掣肘，或者以畏惧相告诫，则邪谋自息矣，于我内地颇觉有益。朕偶然见及于此，并非必欲骤行其事，尔等切勿勉强遵承，以求符合朕旨为念，当徐徐斟酌，详议具奏可也。”雍正帝的办法并不高明，在西藏问题上，他也是搞“多建诸侯以分其势为善策”，实践证明并不是善策。这里雍正帝仅仅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没有下最后的定论，以免臣僚闻风希旨，邀功媚上，残害地方。
雍正二年（1724年），广西巡抚李绂，上疏请求实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帝没有同意，他在李绂的奏折上批道： “土司相袭以久，若一旦无故夺其职守，实行改土归流，谁不惊疑？”
雍正三年（1725年）发生了长寨事件。这一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贵阳府长顺州长寨地方仲家族村寨建立营房，遭到土司武装袭击。高其倬卸职回京后，向雍正帝反映了土司问题的严重性。贵州提督马会伯奏请对土司用兵，以强制推行改土归流。此时，鄂尔泰正出任云南巡抚。雍正帝让他与鄂尔泰商讨。署理贵州巡抚石礼哈也已做好用兵准备，雍正帝怕他少年鲁莽，把事情搞坏，没有同意。不久，何世基出任贵州巡抚，他奏折主张招抚，雍正帝同意他实行，可是何世基的招抚没有成效。次年四月，鄂尔泰奏折请求向土司用兵，这一次，雍正帝大加赞赏，其实他原来也是想以强力推行改土归流的，只是没有得力的人来做这件事，所以迟迟拿不定主意。鄂尔泰遂向长寨发兵。九月，他上疏提出改土归流的建议。
鄂尔泰鄂尔泰（1677~1745），字毅安，姓西林觉罗，满洲镶蓝旗人，举人出身。康熙朝为内务府员外郎，虽有才学却不得施展，他在四十岁时曾写《咏怀》诗一首，其中有这样两句： “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岁已可知。”他感叹自己的年华流逝，才干不得施展，以为这一辈子算完了。然而胤禛却很赏识他，胤禛为雍亲王时，曾拉拢鄂尔泰，而鄂尔泰却以“皇子宜加强道德修养，不可交结外臣”为理由，加以拒绝。胤禛做了皇帝，非但不计前嫌，反倒更器重他，认为他刚直不阿，“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有忠臣资质，擢升为江苏布政使，再升为广西巡抚，云南巡抚。
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雍正帝为了支持鄂尔泰实施改土归流，擢升他为云贵总督。因为广西与贵州毗连，改土归流事务较多，而地方官借口境界错杂，相互推诿，故特将广西从两广总督辖下划出，归云贵总督管理。又将先行反叛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由四川划归云南，以便于管理，因为这些府州远离成都，四川总督往往嫌其辽远而不能有效治理，云贵总督又以职权不属，而不愿多事。现在，鄂尔泰的事权一下扩大了不少。
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土司，代之以流官，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鄂尔泰的前任在改土归流的事情上，不愿承担责任，只是空发一阵议论。鄂尔泰与他的前任不同，洞察形势之后行事大胆果决，雷厉风行。他深知土司一向目无王法，蔑视朝廷，必须施以兵威，但也不是盲目用兵。鄂尔泰在给皇帝的奏折里说： “改流之法，以计擒为上策，兵制为下策；命自投献为上策，勒命投献为下策；对于投献者，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给予赡养，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 雍正帝览奏后十分高兴，批示道： “卿真是朕的奇臣，这是上天的恩赐。”他很欣赏鄂尔泰的才能，相信他定能办好这件大事。
鄂尔泰实施改土归流的步骤，基本上是先抚后剿。他每至一地，必先派人前往招抚土司归顺，反复做解释工作，晓以大义，申明利害。如果土司仍然执迷不悟，拒受招抚，即发兵征剿，绝不手软。雍正四年（1726年）六月，鄂尔泰连续发兵将镇沅土府、沾益土府擒拿，并在其地建州，原府全部土司、土目尽行更撤，改东川土府为流官知府。是年冬季，鄂尔泰再派游击将军哈元生率兵征讨乌蒙、镇雄土府，并在其地建州，改派流官知府。鄂尔泰恩威并用，各地土司震于其势，纷纷畏服。鄂尔泰深知： 土司不畏即不能服，朝廷无威，恩亦不能存。
雍正五年（1727年），广西汉城土府聚兵抗拒改土归流，鄂尔泰亲自巡察贵州南部安笼镇，土府撤兵乞降。于是，鄂尔泰将南盘江以北划归贵州省，设立永丰州，改泗城为府，广西的改土归流和设官建制工作由此得以展开。
雍正六年（1728年），鄂尔泰着手解决贵州东南部土司。他派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带兵深入土民地区，苗蛮以古州为中心，周围三千里，号称苗疆，土司顽固不化，改土归流十分艰巨。张广泗才略过人，一面招抚，一面用兵，建州办政，成绩卓著。此后，湘、鄂、川的改土归流较为顺利。然而，正如鄂尔泰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所称： “一些土司，凶恶成性，可以威制，难以恩化。”当时，东川、乌蒙、镇雄三府土地辽阔，势力强大，根深蒂固。这些土司不把本钱输光，是不会退出赌场的。
《君臣道》第三卷鄂尔泰于难以措手之地显才干（二）
雍正八年（1730年），乌蒙原土府再叛。一时声势大振，东川、镇雄及四川凉山彝民数万人响应。中国的事情往往坏在那些下层官吏手里，他们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国家政策的执行人。这些人大多品行恶劣，他们仗势欺人，鱼肉百姓。而百姓一旦反抗这些贪官污吏，就是反抗朝廷，必然惨遭镇压，而土司乘势强大起来，就更加不得了。土司的叛乱与百姓的反抗已经无法分出青红皂白，玉石俱焚，也就在所难免了。为了维护改土归流的成绩，鄂尔泰一面上疏皇帝自请罢斥，一面急调云贵官兵，分三路会剿。在这次会剿中，哈元生调度有方，常常以少胜多，所至立功，几年间升任提督。年底，终于将土司叛乱讨平。后来哈元生进京陛见，雍正帝解御衣赐之，宠待有加。
在改土归流中，鄂尔泰对革职土司的处理大致有两种情况： 凡自动交卸印信者，则厚加奖赏，仍授以官职；对顽抗者严惩不贷，没收财产。从总体上看，广西、四川、湖广三省主要是招抚，而云贵两省则主要是以武力解决。一般来说，土司无论有罪还是无罪，只要最终愿意改土归流，不进行武装对抗，都免予处分。对于一些影响力较大的土司，则迁往内地。政府取消世袭土司之后，设置府厅州县，派遣流官，增添镇营，改革赋役制度，兴办学校，设立保甲等等，加强了在西南的统治。
雍正八年（1730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和设官建制的工作基本完成。
雍正初年，就有过关于改土归流的讨论。一些大臣和皇帝都认为土司虽然为恶，但还不是非改土归流不可，雍正帝也不赞成改土归流。因此，当鄂尔泰提出改土归流的建议以后，“盈廷失色”，朝臣们以为这下必然触怒皇帝。杨名时奏称鄂尔泰“处置苗疆非善策”。想不到雍正帝对鄂尔泰十分偏爱，认为既然鄂尔泰提出此事，必有相当成熟的意见。当时的情况是，滇、黔、川、桂一带山岭密林中，多为苗人所占据，以古州为中心，苗寨辽阔，纵横三千余里，由于境界错杂，职权不属，地方官借此推诿，拖延越久，祸患越深。鄂尔泰指出： “行政划分乃不当，以夷治夷为失计。只有改土归流才可以收万世之利。”
雍正帝览奏大悦，相信鄂尔泰才堪大用，他从来就笃信“有治人无治法”的治国理念。鄂尔泰专以摧抑强暴为治，有“严刻”之名。这颇有几分像雍正帝本人，难怪雍正帝如此赏识他。雍正帝认为，改土归流固然是好事，然而必须委任得人。确实，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其结果往往不同。
不容否认，鄂尔泰对待少数民族有其残酷的一面，但这似乎也不可苛求于他，乃是因为形势使然。他说： “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然恩非姑息，威非猛烈，到得用威时，必须穷究到底，杀一儆百，使不敢再犯，则威仍是恩，所全实多。”经过实践，他认识到，“苗人生性，畏威而不怀德”，“若威无可畏，亦恩不知感”。他自辩道： “我非好杀人者，人所共知。但恐今日不杀少，日后将杀多！”用恩还是用威，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他总结经验说： “剿抚二字，虽须并用，却是两端，不当抚即剿，不当剿即抚，未有非剿非抚，希图了事，而终能济事者。”
在成都武侯祠大殿楹柱上有一副著名的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里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