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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又说害民？你去问他。”
余国柱遇到汤斌，说： “有人害年兄，你到内阁只说‘海关得其人便无害’语。”汤斌如其言以对。明珠以汤斌的话回奏，康熙帝以为很对，说： “汤某的话原不差，哪一件事不是坏官做坏。”反过来又派人切责徐乾学。
徐乾学进宫辩解说： “他在九卿会议上的话大家都听到，如果说是我伪造的，那么他在苏州发告示说‘本部院爱民有心，救民无术’，告示现在，有印在上面，也是臣伪造的？”康熙帝说： “告示何在？”徐乾学说： “在臣家中。”康熙帝说： “你明日带告示来。”
次日徐乾学送上告示，康熙帝见了大怒说： “原来假道学是如此，古人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如今的道学，便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
康熙帝又命人传旨切责汤斌： “你是大臣，你说海关不好，部议不准，是常事。果然不好，何妨再三争？我未必就把你问罪。古大臣不避斧钺，为民请命，何遽不言，卸罪于我？而你说‘爱民有心，救民无术’，将谓我无心救民吗？”
汤斌向来不善于词辩，只磕头谢罪而已。如果汤斌把事情解释清楚，事情也不至于此。康熙帝本来很重视汤斌，此后却非常恨他。徐乾学向汤斌说，告示是余国柱送进，他也为之愤愤不平，说时涕泪交流。汤斌至死也不知道是徐乾学害了他。
汤斌为太子授课，太子自作聪明，反复向师傅问难。太子刁难，汤斌不敢与之争辩，痛苦不堪，由于年老，暑热时甚至昏倒于地。只得向康熙帝请求辞去这个职务，又得不到康熙帝谅解。明珠等人又乘机挑拨，益发加重了康熙帝对汤斌的不满。汤斌死后，大臣鉴于前车，无人敢于继任，此职务虚位多年。
康熙帝谒陵，由遵化南下，直隶巡抚小于成龙在霸州接驾。趁无人之时，于成龙说： “如今明珠、余国柱必欲置汤斌于死地而后快，若非皇上保全善类，天下将无正人好官。”康熙帝见于成龙神色悲愤，惊问其故。于成龙便揭发了明珠的罪行。
有一次，康熙与汤斌讨论真假理学时，汤斌说： “宋儒讲理，视汉唐诸儒较细，故有理学之名。其实理学要躬行。”
康熙说： “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
汤斌说： “自周子至朱子，其学最为纯正精微。后学沉溺训诂，殊失程朱精意。王守仁致良知之学，返本归原，正以救末学之失，但语或失中，门人又以虚见失其宗旨，致滋长后人之议。臣窃谓先儒补偏救弊，各有深心，愿学者识圣学之真，身体力行，久之当自有得，徒竞口语无益也。”
康熙对汤斌的评论也不一致，时好时坏，曾说： “精通道学自古为难。朕闻汤斌曾与河南之人（指孙奇逢）相与讲明，如此尚于道学相近。”以后又说： “汤斌前在江宁居官有声，朕亦甚加优遇。且彼尝自以为道学，如果系道学，惟以忠诚为本，岂在君前作一等语，退后又作一等语哉？”又说： “昔江苏巡抚汤斌，好辑书刊刻，其书朕俱见之，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竟不能践其书中之言”。康熙帝认为他言行并不一致。当时徐乾学等人在康熙帝面前大讲汤斌的坏话，康熙帝难免受蒙蔽。君主对大臣的了解从来都是不全面的。做皇帝的，要想不被蒙蔽是不可能的，要想得到“真知”更是不可能的。
就在康熙帝离京的那些日子，有一天中午，汤斌在某官吏家饮茶回家后，忽然腹痛难忍，到半夜便死了。人们怀疑他是中毒死的，是徐乾学还是明珠下的手，不得而知。同僚们去他家中吊唁，见他躺在板床上，上着敝衣蓝袄，下穿褐色布裤，检点遗物，除了一些书籍，只有白银八两，连棺材也买不起，还是同僚赠二十两银子，才得以出殡。这件事正发生在九月，应验了他的梦。
汤斌治程朱理学，亦不废王阳明之心学，倡导“身体力行”。就在他临死之际，他还在谆谆教导两个儿子说： “孟子有言，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就是天理。你们总要时时内省，养此一片真心，久而久之，做人做事，自然而然会合乎圣人大道。如果只是讲表面文章，规行矩步，外表看来是道学，其实只是内心不知有真是非的乡愿而已，于人于己，皆无益处……”话还没有讲完，他就咽气了。有人诋毁汤斌是“伪道学”，其实，如果士大夫都能如汤斌这样洁己奉公，为民请命，又何至于天下事败坏得不可收拾？汤斌做官多年，仍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国家一品大员，如此清贫，可见他操守之严，怎么能说是“伪道学”呢？
《君臣道》第一卷保护清官张伯行（一）
保护清官张伯行
张伯行也是一位既讲理论又有实践的理学清官。康熙帝对于清官总是尽量加以保护。
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河南仪封人，治程朱理学，尝言“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学莫先于主敬”，因自号“敬庵”。康熙二十四年中进士，候补中书。以《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诸书为入圣门的必修课，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张鹏翮任河道总督时很欣赏他的才能，特意向皇上引荐他协助修河，他上“治河议”十条，系统地提出了对黄河、淮河、运河的治理方案，因劳绩卓著授补济宁道。
张伯行以外吏起家，他做官清正，然而要做清官，很不容易。张伯行在济宁道任上，正遇灾荒。他倾家财买米、买棉衣分发给饥饿及冻馁者。不久皇上有旨赈济灾民，张伯行奉旨开仓赈济汶上、阳谷等县人民。这时，有人弹劾他擅自动用官仓米谷数万石。张伯行上书申辩说，赈济灾民乃是尊奉恩旨，决非擅自动用；开仓发粮，乃是广布皇恩，非为一己邀誉；饥民户口皆可查考，非敢自肥，难道可以坐视各州县灾民流离死亡而不救？官仓有余粟，田野有饥莩，才是本官之罪，如果说赈济灾民有罪，那么将来山东各官都以此为戒，把官仓粮米看得比百姓生命更重，其危害就不可言了。
张伯行此疏说到了为官的根本处，当官为民做主，才是本分，是极难做到的事情。康熙帝颇能明辨是非，并没有怪罪张伯行。他对清官一向采取扶植和鼓励政策，扶正压邪，发现清官后无不提拔重用。他亲自保举张伯行为福建巡抚。
张伯行到了福建又遇上旱灾，他又力请捐粮赈济，使人民度过饥荒。恐怕在任何时候，灾荒都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且不说官府收税地主收租如狼似虎，单说那奸商就可恶得很。他们先大量收购粮食，再把粮食卖到外省，人为地制造粮食短缺之后，然后抬高粮价，大赚一笔。他们从饥荒之中得到最大的利润，单纯从做生意的角度讲，这很聪明，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但是太缺德。张伯行了解这些情况之后，每年都派官吏去外省买粮，并严禁粮食出口，有力地打击了粮商的投机行为，保护了人民的利益。终其一任，福建无饥荒。由此可见，自然灾害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人祸。
张伯行认为，治民当以养成为先，以教化为本。这是很显然的道理，百姓没有饭吃不行，但是温饱之后必须教化，否则与禽兽无异，社会依旧动乱。他曾在家乡讲学多年，本来不欲出仕，打算以讲学终老，为官后仍然悉心学问。他在山东时就捐资创建了临清的清渊书院、夏镇的夏镇书院，并修复了济阳旧有的书院，广招士子。闲暇时，他经常到书院与士子讲论学问。这时候他仍然留心河务，并将治河心得写成《居济一得》一书。他认为： 治河在于得人，治河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往往坏于不学无术之人”。所以他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兴文教。在福建任上，他又于福州九仙山麓建立了鳌峰书院，捐出自家的藏书一千多卷，并广招儒士，搜集先儒文集，校订刊印，使理学复明，令士子振奋。
不久，张伯行升迁江宁（南京）按察使，有人提醒他，新官上任时，按规矩要送上司礼金。他说： “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随后他再升至江苏巡抚。由于他“操守极清”，大张纲纪，摧抑污吏，很快就与两江总督大贪官噶礼发生尖锐冲突。
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苏省乡试，考官与总督噶礼受贿舞弊，发榜之后，苏州士子哗然，千余人抬着财神爷游行至孔庙，供奉于明伦堂，以示抗议。
康熙帝命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总督噶礼、巡抚张伯行，以及安徽巡抚梁世勋共审此案，由于有噶礼牵涉在其中，迟迟不能定案。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张伯行愤而疏参噶礼，告他在科场案中，以白银五十万两，徇私贿买举人，并专门打击守正不阿的清官，包庇秽迹昭彰的逢迎趋附者。噶礼倒打一耙，参张伯行“七大罪状”。
康熙帝将此案先后交由尚书张鹏翮、总漕赫寿、尚书穆和伦、张廷枢审理。除张鹏翮外，三人皆袒护噶礼。因为他是满洲贵族，无德而小有才能，所以做到两江总督。由满洲贵族把持大权，是清廷为了保证大清的江山不被汉人夺走的一项基本措施。一般来说，满汉官员发生矛盾，汉人总是遭受打击迫害。噶礼在山西巡抚任内，即因与太原知府赵凤诏勾结，私征加派，贪得无厌，虐吏害民而屡遭御史弹劾，都因为康熙帝的偏袒而得以官运亨通。弹劾他的御史则以诬告罪被革职。有了前车之鉴，他们当然袒护噶礼，打击张伯行，照老规矩办就是了。这是官场做事的技巧，也是造成官场贪风炽烈的原因。
如果换了另一人与噶礼互参，一定是自讨苦吃，可是这个张伯行与众不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