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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不但吸收了汉儒文化，甚至对西洋文化也有莫大的兴趣。这种学习兴趣是由儒家的“格物致知”思想决定的。儒家有一事不知、君子之耻的观念。儒家文化既然没有妨碍康熙帝学习西洋文化，怎么又会成为中国社会学习西洋文化的阻碍呢？问题出在康熙帝之后的雍正帝和乾隆帝身上。尤其是乾隆帝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登峰造极，前所未有，才使中国的士人求新知和求真理的学习兴趣和能力都丧失了，只能搞考据这类无聊的玩意，于是中国由盛而衰。
就把国家由强盛引入衰亡这一点来说，乾隆帝颇有几分像唐明皇。如果乾隆帝能够像康熙帝一样具有求新知求真理的态度，清朝像唐朝一样坦然地吸收外来文化本不成问题。然而乾隆帝对儒家的修身、仁义、爱民等思想非常轻视，与康熙帝有天壤之别，所以他也不可能容忍士人自由的求真精神和西方的先进文化，完全背离了康熙帝的治国方针。
《君臣道》第一卷以汉治汉，乃异种称王之道&不使汉将全面倒向吴三桂（一）
以汉治汉，乃异种称王之道
康熙帝励精图治，向帝师们学习儒家文化，使国家由乱而治，开创百年太平盛世，依靠的是汉臣，首先他清除了以鳌拜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为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重新走上“悉承明制”的轨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次，康熙帝敢于信任汉臣汉将。充分信任汉将，利用汉将既是迫于当时的形势，非用汉将不能平吴三桂、平台湾，也是康熙帝本人气度宏阔的表现。
不使汉将全面倒向吴三桂
清朝廷利用原明朝的降将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人消灭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和南明王朝之后，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镇守云贵，封耿精忠为靖南王镇守福建，封尚可喜为平南王镇守广东，当时并称为三藩。朝廷这样做表面上是奖励功臣，实际上是防范功臣。吴三桂等人明白，朝廷所以不把他们调回锦州镇守，而封在遥远的边疆，是为了防止他们在靠近京城的地方威胁朝廷。清廷对手握重兵的汉人决不会真正信任，如果让吴三桂仍回锦州，一旦吴三桂造反，很快就会打进北京，远在云南就好办一些，后来的吴三桂之乱，也证明这种考虑是有远见的。
统一中国的战争结束以后，朝廷与三藩之间在裁军问题上很快就发生了矛盾。吴三桂原来在山海关外，拥有精兵四万，投降清朝以后东征西讨，四万精兵损失大半，但他又收降了许多李自成、张献忠的义军残部，都是身经百战、勇敢善战的部队。吴三桂在云贵又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此时兵力已达十多万人。这是他的资本，赌徒有了资本，胆子就大了。对于朝廷来说，这个吴三桂太强大了，再加上广东、福建二藩，真是尾大不掉，并且军费开销也是个大问题。
首先是户部向朝廷提出报告，说天下财赋的一半都用来支付三藩的开销，国库已经负担不起了，建议把三藩的满洲兵统统调回北京，并裁去两万绿营兵。这等于釜底抽薪，吴三桂当然不会同意。他不断地挑起战争屠杀苗、彝等少数民族，以此来抵制裁军。“养匪自重”是功臣对付朝廷“狡兔死，走狗烹”的最好方法。
三藩拥兵自重，把持地方财政大权，鱼肉百姓，成为一方之患，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大学士魏裔介上《请罢吴三桂居滇南疏》言： 滇、黔、蜀、粤边疆，不可撤满兵，一旦有变，鞭长莫及，荆州、襄阳乃天下腹心，请设满兵驻防控制，若无事，则可以消奸党窃伺之心，若有事即可以扼四方水陆之要冲。此疏颇有先见，可惜不为朝廷所用。朝廷御史以及广东、四川等地的地方官员先后疏弹吴三桂等人“横行不法”。鳌拜擅权时，朝廷畏于吴三桂的势力，竟然不加追究，反而多方笼络，并把敢于直言的地方官贬斥，以讨好吴三桂。如庆阳知府傅宏烈，即因弹劾吴三桂“拥兵自重”，反而遭受吴三桂的诬陷，被谪戍苍梧。由此，三藩更加坐大，俨然独立王国。康熙帝亲政以后，对此忧心忡忡，把三藩之患记在宫中的大柱之上，时时提醒自己，此乃国之大患，不可等闲视之。
著名清官汤斌任江西岭北道时，有一次，尚之信的部下经过江西，两个旗兵越货杀人，其中一个被捕后，反倒要苦主每天送牢饭，一天一只肥鸭，不得有误。他们在广东横行惯了，以为在江西也可以如此。汤斌亲自问案，军头董游击带着士兵们前来听堂，企图向汤斌施加压力。汤斌指着堂前的士兵，严肃地对这位姓董的游击说： “士卒须受法律约束，不宜干预民政，请贵官将所部带回营地，千万注意军纪，倘滋事扰民，本官断难回护。”董游击只好带着部下灰溜溜地走了。汤斌审案后又去找巡抚，请求巡抚行文到平南王府，要求移送另一名凶犯，巡抚起初不同意，但在汤斌的激励下终于发出了公文。虽然最终没能追回另一名凶犯，只杀了在牢里的旗兵，但以后平南王府的官兵过境，都畏惧汤斌，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
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为见儿子尚之信太过嚣张，为免受连累，遂向康熙帝疏请回到辽东养老。康熙帝交由部臣商议，大臣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致同意撤藩，命尚可喜率原所部回籍。耿精忠一看形势不利，也上奏疏，请求撤藩，回辽东养老。
消息传到云南，吴三桂也感到自危。吴三桂也向朝廷上奏疏请求撤藩，回锦州养老。他的谋士刘玄初说： “朝廷久欲撤藩，苦于没有借口，王爷这份奏书递上去，岂不是给了朝廷撤藩的借口？撤藩是铁定了，请王爷三思。”而吴三桂却自作聪明地说： “朝廷决不敢撤藩，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使皇上放心罢了。”吴三桂很精明，但是对大形势的错误分析，是吴三桂失败的主观原因。所谓大形势就是改朝换代的时机已过，天下大定，此时再折腾，搞不出一个新王朝了。分析形势的能力，来源于客观的态度，一个妄想做皇帝的人，当然很难具有客观的态度，同样也缺乏听取不同意见的雅量。
不过，从康熙帝这方面看，一下子就把三藩同时撤去，也未免操之过急。应该把尚、耿二藩先行撤去，福建、广东换上朝廷的满洲军队，就可以有效地威慑云南的吴三桂。如后来雍正帝即位，川陕总督年羹尧在西北威慑大将军王胤禵，尽管胤禵手握重兵，并且颇有韬略，也不敢轻举妄动。这确实是一步稳棋。吴三桂之所以认为皇帝不会撤藩，也就是以为康熙帝和朝廷的大臣们会走这一步棋。这场博弈，如果康熙帝再棋高一着，或许可以避免八年战火，生灵涂炭。
康熙帝把吴三桂的奏疏交由议政王大臣和部臣讨论。对于吴三桂的撤藩问题，大臣们有分歧。大学士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以及苏拜、塞克德图等人力主撤藩，大学士索额图、图海等人不同意撤藩。
明珠说： “吴三桂入云南已近十载，多行不法，其志不小，今日已盘根错节，如不早日撤藩，必致乱于将来，为国家计，应把吴三桂迁到山海关外，另遣满洲兵戍守云南。”
米思翰说： “云贵早已安定，吴三桂不宜再握重兵，长期驻扎，历史上藩镇久握重兵者，皆尾大不掉，于国家不利，此种教训不可不察。”
大学士索额图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撤藩必定引发战乱，不如维持现状更好。
问题的实质不是要不要撤藩，而是要不要三藩并撤。只撤两藩，就不会发生战乱，三藩并撤必然要逼反吴三桂。如果能不发生战乱而将三藩撤掉，当然最好，但这种好事是绝不可能的，维持现状又能维持多久？拖延解决，付出的代价是否更大？双方意见不能统一，只好由皇上决断。康熙帝认为，三藩蓄谋叛乱已久，撤藩，他们会叛；不撤，他们迟早也要叛。正如身上长了恶疮，早晚要开一刀，与其晚开刀，不如早开刀，所以他决定撤藩，下诏批准了吴三桂、耿精忠的奏疏。
吴三桂原来以为皇上会下旨安慰他一番，却不料朝廷派使臣来收回他的权力，交给地方督抚。吴三桂妄图永镇云南的幻想破灭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终于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发动叛乱。吴三桂打出这个旗号，极具讽刺意义，然而它仍然能唤起许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第二年三月，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响应。再过了一年，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在广东起兵响应，广西将军孙延龄也起兵响应。各地响应者不少，吴三桂之乱很快扩展到了云、贵、闽、粤、湘、（鄂）、川、陕、甘、浙、赣、桂等十多个省份。毕竟是反抗异种称王，汉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场叛乱中起了主导作用。
当吴三桂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时，康熙帝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当初反对撤藩的索额图说： “吴三桂兵多将广，三藩要攻入北京易如反掌，看来只有清君侧，把主张撤藩的明珠等人杀了，将首级送去谢罪，事情也许还能挽回。”既然已经下诏撤藩，岂能因为惧怕吴三桂而妄杀大臣？索额图头脑简单，又过高地估计了吴三桂的实力，并且有借机倾轧明珠之意。两人皆权倾一时，各植党羽，明争暗斗。
明珠说： “如果杀了臣可以使吴三桂罢兵，则臣这颗头颅不足惜，但吴逆决不会因朝廷杀一二大臣而罢兵。”
大学士莫洛说： “我大清定鼎北京以来，连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府库充盈，可开支十年军饷，请选武艺精粹的八旗子弟组成劲旅，前往讨逆，定可一鼓荡平。”
康熙帝表态说： “汉景帝错杀晁错并未制止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