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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为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人类性机能高度活跃，很难限制住；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性还有许多其他社会功能。后面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男女大防之礼教极有启发意义——礼教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倾向于废弃性除生殖（至多还有固偶）之外的一切社会功能，这与西方历史上的禁欲主义理论也十分相似。
在性方面的制约、平衡是所有社会都面临的共有问题，不独中国古代而然。因此，性张力作为一个研究性文化时的普遍概念，应是可能的。但在这方面深入讨论下去，必将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故本书以下各章的论述，仍以中国（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情形为限，即使有言及西方情形之处，大多仅着眼于提供参照。
性张力：一个新概念的提出与试用注
［1］关于这类说法之大谬不然，将在本书第六、七章中作进一步讨论。
［2］霭理士（H。Ellis）原著，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三联书店（1987），页266。
［3］注意朱东润将冯小青视为林黛玉那样的文学形象，并非真实人物；但潘光旦等学者则认为冯小青及其传说皆有真人真事依据。潘光旦专以她为精神分析学之个案，作有《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新月书店（1927）。
［4］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121。
［5］福柯（M。Foucault）：《性史》（第一、二卷），张廷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页11。
［6］《性史》，页9。
［7］个人与他所属民族面临的情境当然不会总是一致的。例如，当社会上就总体而言性张力尚不很强的时代，某些个人在某个时候仍可能处在甚强的张力之下，反之亦然。
［8］全面的深入研究，将在我的另一本书中展开。
［9］周作人：《谈虎集》卷上，“重来”。
［10］《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页1131～1134。
［11］高罗佩（R。H。van Gulik）：《中国古代房内考》，李零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444。引文参照英文原版（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Leiden，1974）作了少量修改。
［12］罗素（B。Russell）：《婚姻革命》，靳建国译，东方出版社（1988），页28。
［13］莫里斯（D。Morris）：《裸猿》，余宁等译，学林出版社（1987），页54。
多妻、人欲、子嗣与房中术多妻、人欲、子嗣与房中术
幸会东城宴未回
年华忧共水相催
梁家宅里秦宫入
赵后楼中赤凤来
冰簟且眠金镂枕
琼筵不醉玉交杯
宓妃愁坐芝田馆
用尽陈王八斗才
——李商隐：《可叹》
多妻、人欲、子嗣与房中术中国古代之多妻：概念与实质（1）
中国古代社会中，是实行一夫一妻制还是一夫多妻制，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影响到对本书此后所论一些问题的理解。但是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容易。首先，“实行”一词的定义就有麻烦：我们说某社会“实行”一夫多妻制，这显然不是指该社会的大部分男子都拥有多妻——人口的男女比例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处于杂交状态中），如果这样定义，那只能导出人类古往今来从未有任何社会实行过一夫一妻制的结论。但是我们也很难设想通过设定一个比例（比如男子总数的百分之五十拥有多妻）来定义“实行”与否，因为这会引出许多统计学上的技术困难。因此可行的定义应该是：
如果某社会的上层阶级赞成并且普遍实践一夫多妻制度，即认为该社会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的。
这是由于社会上层阶级所主张的价值标准，通常总是为该社会的大部分成员所接受；上层阶级所实践的生活方式，也总是大部分成员所向往的。大众即使常常不得不用另一种方式生活，但只要一有条件，他们就自然会向上层阶级看齐。
古代中国帝王、贵族、达官、富豪、士大夫等阶层的多妻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尽管如此，不少论者仍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多妻，因而倾向于认为中国古代也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比如潘光旦说：
一夫一妻在中国也有天经地义的地位。不过因为同时承认妾的制度，此种天经地义的禁锢的力量并没西洋的那般大。……中国的婚姻是始终以一夫一妻为骨干的；一夫一妻是常经，妾制是权变。［1］
我们下面就要看到，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一夫一妻远不是潘光旦所说的那样“天经地义”。
支持上述观点的最重要的论据，是总人口数中的两性比例，下面的说法堪为典型：
首先，在任何社会的正常状况中，男女性比例总是大体一致的（100∶102）。由于这一客观条件的限制，在阶级社会中，多妻妾的男子只能是少数，如果说，多妻妾现象既广泛存在于贵族阶层，又普遍实行于平民阶层中，这显然是不可能的。［2］
类似说法在西方人类学家那里也能见到。但是，上述论证虽然看起来很雄辩，其实远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它无形中引入了一个前提：社会中每个（至少是绝大部分）男女都是获得婚配的，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并不能得到有力的证实。要是这一暗中引入的前提果真成立，那真是“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太平盛世；而只要社会上有怨女旷夫存在，那就为在相当范围内实施一夫多妻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要弄清中国古代怨旷存在的程度是困难的。历史既不能重演，我们就很难指望获得类似现代人口普查那样的古代资料，因而很难确切得知古代不婚男女人数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但定量统计虽不可得，却仍可从侧面求得一些定性的估计。最明显的一点是：怨旷，几千年来始终是中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重要话题之一。《盐铁论》卷六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话，出于“贤良”——从各地召至京城的“民意代表”之口：
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
这里“贤良”认为一夫一妻本是人类原初的婚姻方式，这种说法是儒家的传统论调——他们喜欢将远古时代描绘成无限美好的太平盛世，而这种盛世的标志之一就是所谓“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例如孟子向齐宣王描述的周朝先王治下的盛世就是如此）。而一夫多妻现象则被说成是后起的，由此造成了“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的结果。但是儒家之呼吁要让天下男女及时获得婚姻（参见下节），消除怨旷，政府之经常宣布措施以“恤怨旷”，文人之时常写诗文以“悯怨旷”，等等，恰好反映出怨旷在古代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古代中国人并不像今天人们想当然的那样人人都有获得匹偶的机会（即使在今天，中国仍有大量人群因条件所限而得不到及时婚姻）。正如许多其他生物群体一样，并不是每个个体都能获得繁殖自己后代的机会，有许多个体也许终身不能一亲异性。比如，古代中国社会中，哪怕仅是小康之家，也会蓄有僮仆丫环，这些僮仆丫环是社会上人数相当大的一个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可能是没有机会结婚的。《红楼梦》里描述了宁、荣二府上下几百男女，时间延续了许多年，但只提到了很少几个上了年纪的高等仆妇有家室。
认为一夫多妻不可能广泛实施的另一个重要论据是：妻妾多了就会养不起，因而只有富人才能多妻，而富人是极少数。这个论据同样难以成立。就平民而言，夫妻二人都是劳动力，若又有妾，妾同样是劳动力，纳妾不仅不一定加重、有时甚至还可以减轻经济负担。再说“富人”也缺乏确切的定义，亿万富翁和小康之家，在赤贫者看来都是富人。吕思勉曾举《韩非子？内储说下》中如下一则以证古代中国平民纳妾也很普遍：
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
可见买妾也并不是只有巨富之人才办得到。《孟子》中所说“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中，那“齐人”干脆就是个穷人，但他也有妾。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考察古代对妻、妾或女性配偶的不同称呼、她们法律地位的异同、她们在家庭中地位的高低等情况，指出正妻与其余女性配偶的区别。这对于婚姻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来说当然有其价值，但如果据此就断言古代中国也是实行一夫一妻制或一夫一妻制有“天经地义”的地位，那就混淆了概念。人类学家之言一夫一妻（monogamy）或一夫多妻（polygyny），是指一个男性的合法女性配偶，这样的配偶不能同时再和别的男性保持合法的性关系，如此种配偶超过一个，即谓之一夫多妻。这里注意的是问题的实质，至于诸女的名分地位之类的异同，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中并不重要。
还有一些朝代的法律对纳妾数量作过若干限制，但这些限制同样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因为它们首先承认了纳妾的合法性，只是规定数量不可过多而已，这就在法律上确认了人类学意义上的一夫多妻；其次这些数量规定通常徒具空文，上层社会根本无需遵守［3］。文人们风流自命，纳“小星”，富人纳侧室，娶“外宅”，收“通房丫头”，乃至姨太太成群，都是古代司空见惯之事，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仍然如此。
多妻、人欲、子嗣与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