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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书记叫车子直接开进了县委大院，他亲自主持会议，请来县委其他负责同志，立即研究解决聋哑学校的搬迁问题。
这是一个沉重的议题。
孙书记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县聋哑学校两栋楼四十九间房屋经蒙城县建筑安装公司鉴定，分别确认为一二级危房。我们看到了，也听到了。一百多名学生、五十多名教职员工置身于房倒屋塌的生命威胁之中。大家看怎么办？”
教委主任荀凤鸣说：“聋哑学校的问题的确不能再拖了，否则要出大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县财政拨款在原址重盖。”
县长陈坤廷说：“荀主任的办法最好，就是做不到。重建没有几百万，行吗？咱们县的财政状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如果财政能拿出这笔钱，还会拖到今天吗？我早就解决了。”
杨玉萍副县长说：“我是分管教育的，聋哑学校的状况我最揪心。揪心又有啥办法？不要说财政拿不出钱，就是拿个十万八万能解决什么问题？濒临倒塌的危房，维修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荀主任想想办法，有没有哪个学校房子宽裕的，把聋哑学校并进去。”
荀主任连忙摆手：“没有，没有！杨县长分管教育，县里哪所学校你不了解？不要说宽裕，所有学校的房屋都紧张。我们不能歧视残疾的孩子，那也不能让正常孩子搬出学校，让他们失学！”
孙克杰书记说：“搬迁势在必行，实在没有办法，我还是那句话，停课！停课也要让孩子们搬出学校。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孙书记的话，既表明了他对孩子们无限的关切，也表明了他对现实困难的万般无奈！
果真搬迁，就真的必须停课？只有停课才可能搬迁？对于这样的学校，停课意味着什么？停课就意味着倒闭！意味着一百一十六名聋哑儿童失学，五十多名教职员工失业！牛群默默地想。
县委书记孙克杰和县长陈坤廷都感到问题很严重，两个人都注视着沉思中的牛副县长。
牛县长看了看大家，说：“聋哑学校的事交给我办吧！”
“交给牛县长？这太好了！”孙书记像是没作考虑，又像是早已深思熟虑过的，立即表示赞同。
与会者也一致赞同，认为牛副县长有条件，也有本领挑起这副重担。
牛县长说：“学校交给我，由我任校长亲自抓，重新创办一所以牛群冠名的特教学校，争取社会捐助，让孩子们尽快搬出危房！目前，需要几个能抓好教学，管好后勤，具有开拓精神和发展能力的老师协助我工作。”他惟独没有把“钱”字放在嘴上。
“县里人才任你挑！县委、县政府密切配合，宣传、动员县直各机关为学校捐款捐物。要人给人，要车给车，保证全方位支持！”孙书记说。
“好，有了这样的支持，就是把我这头牛扒皮，吃肉，卖骨头，也要把孩子搬出危房！搬进新学校！”牛县长这句话似是幽默，却掷地有声。
孙书记和其他几位领导的眼睛都亮了起来。六年寻找不到解决方案的蒙城聋哑学校问题，今天，在这里三分钟就敲定了。
牛群，不愧为蒙城人民一头伟大的牛！
牛群自告奋勇挑起一副沉重的担子，负起县聋哑学校搬迁的责任，是偶然，也是必然。说他偶然，是因为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事前对蒙城县聋哑学校一无所知，是那一百多颗纯真而又残缺的小星星，围绕着他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磁场”，呼唤他这颗灿烂的恒星！他的承诺，或多或少是激情使然，艺术家的感情是丰富的也是脆弱的。说他必然，是因为他似乎没有退路，退路被学校那难以支撑的危房“堵”死了，学校的困难、政府的困难，都是摆在他面前的困难，他不能回避那些孩子求助的目光，他不仅有一颗善良的心，还有挑战困难的勇气，他的骨子里有一股属于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
下面这篇日记，我认为是牛县长日记中最精彩的一篇，他写活了一个刘大夫，也写活了他自己……
第二部分第六章·笑星有泪（3）
牛县长日记摘抄之六
刘大夫的故事
2001年3月9日 星期五 晴 于北京至蚌埠的列车上（上任五十二天 离卸任六百六十八天）
刘大夫的老伴儿病故了。突然病故的。
今天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我没去参加，是肃儿去的。
晚上要回蒙城，可要办的事儿太多，一点儿时间都挤不出来。
我特别难受。是为刘大夫的老伴儿，更是为刘大夫。
听肃儿说，刘大夫也没去八宝山。不让他去，怕他受不了。
当我写这篇日记的时候，我已在南下的列车上了。
拿起笔，满眼都是刘大夫。信手写了三个字，还是“刘大夫”……
刘大夫叫刘孝威。是个老中医。
据说他的祖上跟皇上沾点儿什么亲，反正属于皇亲一类。
刘大夫与我岳父母交往甚深，所以我们之间是子一辈父一辈的关系。
我认识刘大夫之前，根本不信中医。我认为只有西医是科学。
就一件事儿，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与刘大夫成了至交。
1981年2月底，妈妈到北京看我。当时妈妈住在天津，我在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北京到天津只有二百四十里地，火车挺多，可我一年都不能回去一趟。现在想想，当时很忙。忘了是否都是事业上的事儿，反正整天一副干事业的样子。
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妈妈到北京的时候，是我最忙，也是压力最大的时候。
那年3月8日，我要到苏州参加全国的南方片调演。那是曲艺界最高规格的比赛。我说了七八年相声了，什么赛也没参加过，什么奖也没得过，内行不承认，外行不认识的。所以第一次有了参赛资格，激动死了，压力大极了。那真是争分夺秒，惜时如金，玩儿命地练，就想赛前再提高一点儿。
偏偏这个时候，妈妈来了。给我烦得呀！但我说不出口。在我们兄弟姐妹里我排行第六，也是老小。妈妈生我的时候已经四十二岁了。所以妈妈对我，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掏出来怕凉了。妈妈知道我爱喝红果汤。我每次回天津，她一定提前买好山里红，洗干净，用开水泡在茶壶里，再搁上好多冰糖。要在冬天，泡好了怕凉了，一定用几床小褥子把茶壶一层一层地包严实。等我一进门儿，打开褥子，能让儿子马上喝到嘴里，不凉不热，妈妈是最幸福的。
我忙得老不回家，妈妈想我，想得难受，就挠墙、挠小褥子，把褥子被子都挠破了。
可偏偏是这节骨眼儿妈妈来了，我恨不得她只呆半天就走。也许是我眼神或情绪带出来了，也许我说的都不是人话。妈妈很失望，一下就病倒了。等送到军区总医院妈妈已经不行了。
我记得当时给妈妈输了四个管子，输液的、输氧的、输血的、导尿的。
也就住了两天，医院通知我，准备后事。我傻了。
岳父岳母到医院跟我说：“我们有个好朋友，是个老中医，医德医术非常高。跟医院商量商量，反正西医已经判了死刑了，能不能请中医看看？死马当成活马医。”
医院没反对。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大夫。至今历历在目。
刘大夫，中等个子。面色红润，满脸慈祥。只寒暄一句，便轻轻坐在妈妈身边，为她切脉。
刘大夫切脉时，两眼微闭，头稍有些后仰，酱色丝绸面儿中式对襟的棉袄，粗布棉裤裤腿稍显宽松，露出一对圆口布鞋。正襟危坐与闭目养神之间透出的全然仙风道骨。这是后话。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死盯着刘大夫的眼睛，盼他说话，怕他说话，一句不敢问，大气儿不敢喘。 只觉着过了很长时间，刘大夫睁开双眼：“先吃三副药试试。”说话时不动声色，读不出是凶是吉。
之后，刘大夫怎么开药，谁去抓药，谁去煎药，谁去喂药……我记不清了。
第一副药下去，所有的管子撤掉。
第二副药吃完，妈妈坐起来了。觉得嘴里没味儿，开始偷咸菜吃。
吃完第三副药，妈妈出院，回天津了。
三副药只用了三天，妈妈的寿命延长了十年。
妈妈出院后两天，我南下参赛，一下得了三个全国一等奖。从此我的相声之路才走向了全国。
妈妈一直管刘大夫叫救命恩人。 其实，我也应该叫，他救的是我的艺术生命。
1984年全国首届相声大赛在青岛举办。
赛前一个星期，我大腿根儿靠后长了个枣儿大的疖子。疖子长的不是地方，怎么呆着都疼。躺着疼，趴着疼，侧着疼，站着疼，蹲着疼，走着更疼，疼得我龇牙咧嘴。只有两种姿势不疼，一是站着，但必须把两腿岔开。二是岔开两腿不想站了就必须得趴着。
受那罪就别提了，到医院，打针、吃药、抹药，疼是没减轻，疖子由“枣儿”变“鸡蛋”了。
话说第二天就要比赛了，把我急的，头一天把刘大夫请到家里，我说：“我今天晚上就得上火车，明天在青岛比赛，我总不能在台上劈着叉说相声。”
刘大夫拿出两包药，笑道：“你现在把这个先吃了，一会儿抹这个。今天晚上上你的车，我保你不到青岛就好了。……好了，在青岛也一定不要吃海鲜。”
车没到青岛，疖子没了。在青岛，我没吃海鲜。
那次我拿了两个一等奖。
回来向刘大夫报喜。我说：“这回要没您，青岛连去都去不了。您……神啦！”
刘大夫眼神儿一笑：“雕虫小技。”
1989年秋，我二姐得了肝癌。天津各大医院跑遍了，结论一样：只能活三个月。外甥女给我打电话，边说边哭。我说：“把你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