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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爬下树的时候，我开始暗暗地哭泣了，但随即就停止了。
从客厅到门口，传来了客气的邀请：
“请，请进来！”
我的父亲那时候在庭院尽头的厅里，仆人们大声呼喝着叫那些官吏去见我父亲。立刻，全部的礼节占据了这肃穆的庭院，在这里，我父亲代替太后经管着大部分的事情。我几乎忘记了我的眼泪，一直等到那些官吏卑躬地依次走进大厅，每人拿着一张一尺见方的红卡片，那是各人求见的帖子，卡片由他的仆人拿着走在前面。
这时候，我的眼泪又来了。我飞快地奔到庭院的尽头。无疑地，这些官吏正有着重要的事情和我父亲商量，可是对于我来说，那些都是小事情，因为我受了那么厉害的创伤：一双大脚。
于是我愤怒地哭着，跟那些官吏到厅里，跑到我父亲面前，也不管他正在和周围的官吏行相见礼，在我既抓住了我父亲的注意力，同时也抓住了那些在场的官吏的注意力后，我指着刚才说我的人，喊道：
“父亲！那人说我有一双大脚！他是什么意思？”
我父亲把这事看得很严重，他不责骂我，也不用严峻的话叫我走开。不会的，我的父亲知道伤心是怎么一回事，也许他见过不少伤心的人。可是父亲也不叱责那说我的人，此刻那人已窘得坐立不安了。
父亲把我拉近他，对我说话，声音大得那些官吏都能听到。
“女儿，”他对我说，“你总知道你的阿妈怎么走路，那么难看地摇摇摆摆，好像她的小脚软得无力支持她的身体，这就因为她是汉人，汉人的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就把脚紧紧地裹坏了，当这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她的脚却始终不长，但是你，我的孩子，是个满族姑娘，满族人从不把他的女儿的脚包起来。你的脚像其他的孩子一样的小，灵巧，而且永远是这样的小巧，但是你的脚是天然的，没有损坏的。”
为了打破这接着而来的一段难受的沉静，虽然我那时候还不懂得，那个说我大脚的人说话了：
“大人，你还有别的孩子吗？”
当然他不是这样说法的，因为我删去了中国对话中的客套，那些在外国人看来是多余的。
我父亲骄傲地点点头。
那人继续说：
“我们想见见他们。”
这是一种规矩，当来客要见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必须穿着最讲究的服装来见客。所以我父亲急急地叫我走，并吩咐把其他的孩子立刻带来见客。
于是在这一天中，我第三次被阿妈带去装扮。这次那件臃肿的棉袍是不穿了，可是那讨厌的红丝带仍旧留着，使我可爱的头发大为逊色。
我父亲的孩子（我们一共是四个）就急急地来到大厅，好像是被检阅的小士兵，排成一排，面朝着客人，准备用叩头礼节来向客人表示敬意。我们跪下去，把头在地上碰着。头上的红丝带，我觉得在客人眼光中将是一种最丑陋的标记。
我们叩罢头重新立直站在一边的时候，那些客人就给我们每人十个中国洋钱，算是一种礼节，那时候我却不懂得。好奇心使我像平时一样发问了：
“你们预备买什么送给我们？”我问。
当然他们不会懂得我为什么要问这问题，就像我不懂得他们的礼物一样。于是我父亲耐着性子向我解释。
我怎么会猜想到我这些话（由此可以证明我不像普通中国孩子一样，而且是很放纵的）会替我父亲招来许多麻烦？虽然这样，父亲对我却从没有失去耐性。
假如所有的父亲都是这样地了解他们的孩子，人类恐怕再也不会想到上帝了！
害人的洋娃娃害人的洋娃娃（1）
我的父亲是一个巨人。他的肩膀阔得可以负担许多，虽然这样，他尚且还有空余的地方来照顾他的家庭，作为他的四个孩子的安乐所。在这双肩上，有充分的地方给这位六岁的满族孩子栖息，她一只短短的手臂围住父亲的头，把他的帽子扯歪，这种动作往往会引得他大感兴趣。
父亲体形上是个巨人，但并不胖，有极好的脾气，常常将最大的困难当成小事，比如我的困难就往往是又大又严重的。他有一脸散乱的胡子，那灰色的一丛从下嘴唇下长出来，散满了下巴颏。一撮不整齐的短髭在那壮大的鼻子下，被一双锐利而聪明的眼睛保护着。
他懂得政治上的大问题，他也了解孩子的小小的心。他忽略了自己的困难，却竭力设法解决别人的困难。他懂得一切事物！
这就是为什么皇上和慈禧太后……
但这只是一种预期。我觉得，我们要回到沙市，那个我开始认识我父亲裕庚的地方，这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当我回去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起那个我幼年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女婢，直到现在，我想起她来还像是一场噩梦。她之对我，就像李莲英对光绪皇帝。在德龄的《光绪泣血记》中，描写了光绪皇帝和慈禧的太监李莲英之间很深的仇隙。——编者注
这女婢的名字叫红芳，她是从小被卖到父亲家做婢女的，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她的父母拿了二十六块钱把她卖给我们家。在我现在所讲到的这个时期里，她是我们的管家，也是这四个气球般的满族孩子生活中的恶魔。我记得很清楚！她是多么固执著自己的成见啊！
“太太……”
每当她来要我们做些什么，或是为我们而抱怨的时候，她总是用这两个字开头，我们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指我们的母亲。
在满族家庭中和汉族家庭一样，太太是最高的主宰。当孩子们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不管这两个字是以什么方式出现的，也不管它们是从谁的嘴里说出来的，孩子们必须停止一切活动，立刻接受教训，那些教训必须是无条件服从的，因为那是从太太那里来的。尊敬父母是满族和汉族家庭中基本的一条准则。
当红芳用卑鄙的、自满的（直到现在，我还想不出用另外的词来形容她）神气在计划着她所要说的话时，我们却必须站直了，她先用太太两个字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于是以后无论她说什么话好像都是我母亲的话而由她来传达的。
“太太要你这样做，德龄！太太不准你那样做。我已告诉太太你不听话，她说她要处罚你！”
这种规矩的不合理，我们是无法控诉的。我们甚至于不能验证她的话来确定这些教训是否真正由母亲发出。红芳看得很清楚，只要她提起“太太”，就没有控诉的余地了。不知有多少次红芳用了“太太”的名义使我们屈服于她的荒诞的主张。
我恨透了红芳，因为我知道她常常威胁着我们奉行那些连太太自己都不知道的“太太的命令”。
一切命令冠以“太太”两字，我们就不能考究它的来源，由于这种规矩，我们四个孩子就无形中做了婢女红芳的奴隶。她有最高的权力。或许她也感到苦痛，因为她是个奴婢，或许我们不应该责怪她对我们的虐待，可是在奴婢买卖自由的情形之下，我们小孩子是无能为力的？！
不管对与不对，红芳对我就相当于中国的“夜叉”。
这里我又记起孩童时代的一个插曲，这又证明了我父亲裕庚善良的心地。
我们有一只很大的金鱼缸，还有一个洋娃娃，那是一个好心的朋友送给我的。这洋娃娃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我忘了，总之她的面孔既不像汉人又不像满族人。
还有那金鱼缸呢？
这已经是古董了，据说是宋朝的遗物，可说是无价之宝。中国人相信，新的金鱼缸，因为出窑不久，还保留着火气，会把金鱼烧死。但是这只宋朝的古缸，是一只又大又美丽的缸，已经冷却了一千年，所有的火气都已经跑掉了，使它成为金鱼的一个小天堂。在汉族或满族家庭中，金鱼是不可少的点缀品。
这只宋代遗物是我父亲的宝贝，他朋友都羡慕他，常常听他兴奋地叙述他得到这件宝物的经过。
后来有人送我一个洋娃娃。那时候我正站在金鱼缸旁边，当盛放礼物的匣子打开，洋娃娃到我手里的时候，赶巧红芳也站在我旁边。
像我们的家庭，在那时候已经游历过许多地方，当然不会觉得一个外国面孔的洋娃娃会对我们不利，但是红芳，她是个中国人，她像当时一般的中国人一样，深信“外国恶魔”会带给我们不幸。所以，一等着机会，她就从我手里把洋娃娃抢去。
“你不准玩这个东西！”她愤愤地说，“这是一个外国恶鬼，他会给你带来晦气，你必须抛掉、烧掉或打破它！”
“但是，红芳，”我反抗着说，“我们在欧洲的时候，我也常常玩外国面孔的洋娃娃，可是我们家里从没有碰到什么晦气的事情！为什么从前坏运气不来，现在我们回到了中国，就会来呢？”
“不准闹，”红芳喊道，“我去告诉太太，你不听话！”
“可是我要我的洋娃娃！”我尖叫着。
“不准你要！”红芳发怒地说。
可是我一定要，我恨红芳甚于怕她。我像一只小猫一样窜到她身边，想要再夺回我的宝贝。她把洋娃娃高举到我够不到的地方，直到我们的吵闹声引起了其他仆人的注意，当别人有机会来干涉的时候，红芳才把我的洋娃娃往鱼缸里一丢。
于是她跑开了，一面还恶意地对我笑着。
我奔到缸前面。这缸放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