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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了，他们不能被我带到法国去，所以不得不留在园里。
这一次出国，我们有了更多的随从，可是临走的时候，我们把他们的数目尽可能地减少。我极力地希望红芳不跟我们去，可是失望得很，她和她的丈夫、孩子都要跟去。
不用说那湖南教师自然也要跟着我们去的。这次离开中国，我们这一群的人数有上次到日本时的两倍甚至于三倍之多，你可以看到这是多么的奢华。每到一个地方，我们总得到人家的招待和祝福，因为父亲又一次地被擢升了，光荣又降临他身上了，虽然当他的差使公布以后，他的仇敌的数目更加多了。
到了上海后，我们又换乘一艘法国轮船，渡过到法国去的长长的旅程，这是我第二次到欧洲去了。
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停船上岸，这是中国的最后一个港口了。
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受到县里长官陶茂的招待，平时对于仅仅经过这里的客人，他往往是不招待的。由此也可以见得我父亲代表中国出使法国的职务是多么的重要。船上的船长很敬服我父亲的威信，所以在整个航程中，他一直挂着中国旗，这也就说明，像父亲这样一位不平常的旅客他是很少碰到的。香港的陶茂长官非常有礼，这使我们很惊奇，在国内有那么多的人和我们作对的时候，还会有人对我们如此尊敬。但我们以后便觉得这事不足为奇了。
在新加坡我们受到中国领事和外国官员的招待，所以我们这次到法国去，可以说是一次光荣的旅行。这对父亲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对于我，我承认，从此更觉得自己地位的重要。直到现在我还是有这种思想。
在赛特港我只记得船上常有歌者来唱歌，只要人家丢钱给他们，他们便唱。这情形倒很像火奴鲁鲁，因为这种歌唱也是一种仪式，歌者用歌声把旅客从一边的地平线迎接过来，再送他们到另一边的地平线，不经过这种仪式，船是不能通过的。
经过红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我们的一等秘书第一次到欧洲去后，回到北京的时候问了许多关于欧洲的问题，并且到外国官员那里去，想得到最可靠的回答。
“外国人都是说谎专家，”他说，“以后无论他们告诉我什么，我不再相信了，除非我亲眼看到。法国使馆的秘书对我说这海是红的，可是这并不红啊！”
但是对于我，这是一次美丽的航行，虽然我们没有在埃及停泊，直接由赛特港到达马赛。地中海的深蓝色使我想起一个新的富于诗意的世界，当我们航行过她的深蓝色的怀抱时，我尽情地享受着每一分钟。
马赛是到法国和到巴黎的门户。
在马赛，我们受到中国使馆人员的迎接，并且受到市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招待。他们待我父亲像皇上一般，其实父亲只是皇上的代表而已。
从这里我们乘火车到巴黎，于是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在我今天的记忆中，当时的巴黎是最美的地方。
可是对于我们的随员，这是多么可怕的经历啊！每次穿过马路的时候，他们总感到有送命的危险，当我们硬把他们拉进电梯的时候，他们哀号着，恐怖地叫着；当电梯停下，我们走出来的时候，他们吓得站都站不直了。对于我们，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是一个我们能够适应的新世界。可是对他们……
你能想象你初次到火星上是怎样一种情形吗？
他们就是这种情形。经过了很长久的一段时间，他们才渐渐地能适应这种环境，这和他久已习惯的中国的环境是多么的不同！可是对于我……
父亲与我新世界的展开（1）
巴黎的中国使馆是在一个公寓里，在霍契街上。我们的前任大使对待我们很冷淡，他只是以一种极普通的情分引导我们到寓所。他看来很吝啬，他所给我们的屋子，别的不说，单是家具就让人看不上眼，好像是从哪个旧货拍卖行买来的。
地板上的地毯是红的，没有两把椅子是同一大小、同一颜色或同一式样的，窗帘是绿的，墙壁是紫的，总之，我们没有看见过比这还杂乱的公寓。
父亲和母亲经过了粗略的察看后，一致决定：
“照这样是不成的，在招待外交人员之前，我们必须把这里重新布置一番。”
这公寓本身是很精美的，我们现在只需把它重新布置得更庄重，能够符合父亲的身份。这种布置的责任立刻由母亲负担起来。
这时候我十四岁，对于每件东西都产生好奇感。我们要改穿西装了，大家的意见都认为我们应当立刻去照着我们的身材订制衣服。有一位法国女人，她是我们极要好的朋友，负责陪我们去找合适的成衣匠，我们把在巴黎的四年所要穿的衣服都订好了。
从开始到结束完全是快活的经历，母亲依着她的计划，指挥着布置房屋的工作，我们姊妹俩就由那位女朋友带去裁制衣服。
巴黎真是个热闹的地方！
我记得只有在蒙休公园的时候曾看到过两辆式样新颖的汽车，街上大都充满了四轮马车，飞奔着的马蹄在石板路上不断地发出声音。街道都以“凯旋门”为中心，成放射形。在巴黎，对方向观念不大清楚的人是很容易迷路的，我就有过好多次经验，不过在巴黎迷路也是一件有趣的事，那里，每个角落都有新鲜惊奇的东西。
当父亲和母亲向罗伯特总统呈递国书的时候，妹妹和我就赶紧利用机会尽情游玩，因为我们知道，不久我们的课程就要开始了。这期间，我们几乎整天在外面，到城市的各处去逛，对每样东西都感到惊奇，看到什么就买什么，其实大部分东西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我们就认识了巴黎。那时候我们讲的是法国话，不过讲得并不好，只是能敷衍过去罢了。
又是一种新的语言，你总记得我们的中国仆人在日本时的困难吧？在巴黎，这困难加倍的严重，两个法国仆人只会讲法国话，四个中国仆人又只会讲中国话，这样，他们中间自然常常发生争执，不过有了在日本的经验，我们对这些麻烦渐渐习惯了。
使馆的办公室和住房在同一层楼上，而且是相接的；随员们的住房，在我们的公寓后面的另一所公寓里。
我们还没有布置好，父亲的国书还没有呈递，那些老朋友已经来看我们了。这里我还要说起，父亲母亲和总统夫妇极为友好，我们在巴黎的四年中，他们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在法国的首都巴黎，我们遇到了多少外交上的重要人物啊。
母亲有许多美国朋友，有些是在几年前到美国去的时候认识的，有些是在中国认识的。我们刚安顿好他们就来了。
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提供一些意见，有的说起我们小孩子该如何受教育。
我相信，假如我们完全依照他们的计划，那么我妹妹和我一定能受到极完美的教育。
有一个提议我们接受了，直到现在，我想起来还觉得满意。
“伊萨杜娜•；邓肯，”有一位太太说，“在巴黎教跳舞，我有两个女儿，你们的两位女儿又是这样美丽、可爱，我想我们这四个女孩子可以给邓肯小姐开一个班，请她教她们。”
这计划实现了，有三年工夫我们跟着伊萨杜娜•；邓肯学跳舞，每星期三次，每次一个半钟头。
每天早晨有一小时的法文课。红芳还是那样，监督着我们，宁可不让我们吃早饭，不准我们稍有迟到。
但是我很喜欢法文，法文教师也很赞赏我，我的法文在她的指导下，进步得极快。
几乎一到法国，母亲立刻就买了一架钢琴，所以在法文课之后，我就学唱歌。这也是我极喜欢的功课，我尽力地学习。
然后是勃朗小姐一小时的英文课。可是她那时候病得很厉害，极想回到自己家里去。
午饭后的一个钟头，对我来说完全是浪费的，而且还永远是一种尝试。不错，那湖南教师一直尝试着把古文经典灌输进我的脑里。我承认，虽然我很惭愧自己这样做，我是有意地把这一个钟头的时间浪费掉，看着钟，等候着，祈求着这一个钟头快些过去。我发现，湖南教师盼望着这每天一小时的时间过去的热切程度也不亚于我，因为我恨他，极力和他作对，他也恨我，所以最好我能够早些离开他。
国文课以后，如果是轮到学跳舞的日子，那么我们便到伊萨杜娜•；邓肯的艺术院去学舞，每次一个半小时，每星期三次，这是最最快乐的时候。我极爱跳舞，邓肯小姐似乎也很有兴趣教我们，我想起她的时候总对她有极大的好感。当然，那时离她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物还早。
我们的音乐教师在艺术上有极高的成就。她开始教我们的那年，正是她得到音乐学院奖金的一年。
在巴黎的一段时期，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期，我在这四年中充满了活力。我们家里不断地有各国著名的外交家来访，在他们中间，父亲的尊严的体态时时出现。他看来和他们完全不同，因为他始终穿着中国的长袍，佩着他的官衔的标记；但也可以说他和他们完全一样，因为他很容易使自己适应环境。母亲是喜欢作乐的，这里她可以尽量地满足她的欲望，因为在那时候，中国大使的俸禄是非常高的，为的是太后要她的代表人在外国人中争得光荣，为了这缘故，我可以断定，我们的使馆可以列入巴黎最奢华的家庭之中，各国的贵宾流水似的经过我们家里。
这时候我们的屋子已经改造得很华丽了，我们把从中国带来的刺绣物都装饰起来，于是我们的屋子很快变成了艺术之宫，为了这缘故，人家都喜欢到我们家里来。
父亲与我新世界的展开（2）
我常常奇怪，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