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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调个体主义的国家,因此自我在先,然后他人(所以先写自己的姓名、地址,然后写收信人的)。在看待他人的时候,则是先看见那个个体本身,然后是他所属的社区、郡县、国家,个体永远在先。在中国这个更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当然是先将别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但这个别人是融于社会的一部分,因此要先写国家,再写单位或社区,然后再是街道名称、门牌号码。在将这个个体的社会角色固定下来之后,才道出他/她的姓名。而自我相对于他人就更加渺小,只能蜷缩在信封的末角。所以如此看来,信封的写法背后其实潜藏着深刻的文化理念,反映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
但愿我不是小题大做。
2005年11月于美国西雅图
社会篇不变的喜悦
住在香港的时候因为离杭州近,每年都会回去看一看。每次回去都觉得杭州变了一点,可是比起北京这些年的巨变,杭州的变化实在微不足道。作为一个杭州人,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常有恨铁不成钢的遗憾。
今年因为要返美定居,我们决定带出生在美国的女儿再回国一趟,让她对中国有个感性的认识。因为去年去了杭州和西安,今年就决定去北京和上海。加上我的先生从小在上海长大,一晃也好多年没有回过上海了,心里难免有些许怀念和牵挂,所以春假的时候我们就先去了上海,再去苏州和北京。一出虹桥机场,的士就把我们送上高速公路,我们看见的上海与记忆中的截然不同。别说我这个非上海人认不出原来的道路,就是我先生这个老上海人也傻了眼。他的老家在原来的江苏路边上,当的士开到那一带时,他却只能凭路边尚且幸存的几所老房子来辨认当年那条小巷的影子,一边回忆一边告诉我,小时候他常常走过这条马路去买早点,那边原来是四叉路口,路口的一边是个食品店,等等等等,听得女儿莫名其妙。看着路边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高架公路,我想他的心中一定是失落和欣喜参半的,对他这个回乡探亲的人,也许失落更多于欣喜。那一份童年的回忆怕是再也难以寻找回来了。看着他那种急于要把旧日的情景再现出来的说话表情,我突然觉得杭州的不变也不是那么让人感到遗憾了。
想起今年我回杭州时去看中学好友的事。我们曾经同桌,推心置腹,我出国后就少有联络。记得以前(10年前)我们常常去杭州饭店边上的“怡口乐”去吃冰激淋,那儿环境幽雅,临窗而坐,就能看见苏堤和西湖,夏天有冷气,晚上有烛光和乐队,是谈心的好地方,我们都钟情此地。这次回去我没有事先告诉她,到了杭州给她打电话,约她晚上出来聊聊天。我说这些年杭州有很多变化,让她选一个我们见面的地方。当时我脑子里只有“怡口乐”,因为不知道其他新的餐馆或茶座。没想到她脱口而出的也是“怡口乐”!还没见面,那份原先的亲切感已全部回来。
见了面在苏堤上漫步,感觉更像回到从前,仿佛这中间十几年的岁月不曾存在过。虽然那时我们都没有结婚,而如今则各自有了家庭和儿女,那份旧日的情怀却是这般鲜明而真实地存在着。我们同时感叹生活中那部分没有变化的事物对人生的意义。就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不变的珍贵。
今年年初回香槟城,一下飞机看到机场里广告牌上画着电视3频道全体人员的照片(播新闻的JerrySleigh,Susan和播天气预报的老太Judy),一下就有回家的感觉。然后去心理系大楼,见到熟悉的信箱、机房,一切依旧,心里说不出是平静还是激动,好像自己从来不曾离开过那儿一样。然后我用登录到香港的地址读Email(我过去在心理系的账号依然被保留着),看到熟悉的屏幕,读到朋友的来信,真有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的感觉。所有过去的日子一下都回来了。不过我还是没有勇气回到过去的办公室去看一眼,怕自己从梦中惊醒。
也许是长期漂泊见到太多新鲜事物,也许是年龄渐大对过往岁月开始留恋,我发现自己原来一直追求变化的激情开始减退,而更多体会到抽象,永恒及不变的意义。就像变化多端的时装昙花一现,而不变的T恤、牛仔裤、白衬衫才是生命力最长久的服装一样。
不变的东西让生活充满回忆和温情,像杭州春天的柳枝、夏天的蝉鸣和秋天的桂香,像上海的大白兔奶糖和北京的果丹皮;不变的东西让历史有延续感和完整性,像天安门广场、卢浮宫的雕塑和自由女神像;不变的东西有时也是信心的标志,像奔驰汽车的标志和可口可乐的罐子。不变的东西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连接过去和未来,在缺乏支持和依靠的陌生环境里,给人以稳定和镇静的力量。
不变,确乎是有它的魅力。这次重新回到美国的中西部生活,这种感觉愈加鲜明。
1998年于美国布鲁明顿
社会篇回国散记(1)
文字对我是自娱娱人的东西,自娱为主,娱人则偶而为之。除了自娱,也是我自解自嘲、自我安慰、自我解脱的工具,好比别人的抽烟或喝酒,文字是我的麻醉剂。虽然已有很长时间我无法抽出时间来过这个瘾,一旦有时间的许可,头脑中的意象和念头就此起彼伏,笔也就不能停止。这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我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一种健康的习惯,或者是一种礼物,与生俱来,从来似乎都是如此,对于自己内向又愿意表露的性格是一种补偿。文字的魅力是我永远无法抗拒的,比人的魅力要长久许多。所有完美的世界、人物、风景和理想都可以在文字中实现。文字是乐趣无穷的游戏,也是我永远的最爱。无论是在飞机场、火车站,还是在空寂无人的酒店房间,或是在人多热闹的大会议厅,我都可以不受干扰地专心写字,任头脑中的思绪汩汩地流到纸面上。
这次中国之行有许多观察和想法。自1998年返美后还是第一次回中国,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北大的校园是第一次参观,西门附近的一片皇家园林十分有特色,未名湖和博雅塔也有美意。第一天带着女儿在湖边散步,正是清晨,却已有许多学生在湖边看书,几乎全部是英文书报,有的还在高声朗读。
在北京住了4个地方,北大未名湖畔的国际访问学者公寓、朋友K的家、紫竹院附近的香格里拉饭店和北沙滩附近的宾馆。原来自己在北京的家在城南,所以对城西这一块很不熟悉(北京之大大于我能想象的城市范围),以为那儿都是比较偏僻的地方。现在一看中关村繁荣之极,北大附近也是热闹非凡,一出西门,就有近十个公共汽车站,还有好几个餐馆,更别说东门、南门了。虽然西门外的马路和人行道路面状况十分糟糕,坑坑洼洼,黑水沉积,高级美容理发店里(就在这坑坑洼洼的人行道边上)却修剪着当代世界最流行的发式,收费也不薄。
K是科学院的高级官员,住在院士楼里,是属于住房条件极优的一族。大楼门口有密码,电梯有专人驾驶(K戏言这是因为科学院的人最笨的缘故,连电梯亦不知怎么开!),每家门口还安了两道铁门!据说大楼门口的密码和铁门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没有的时候大家担心不安全,要求装一个,结果由于钱一下凑不齐,两年后才装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刚装上的第二天,三楼就有两家被窃(这之间当然没有因果关系,纯属偶然的巧合)!这幢楼在二层处有一平台,小偷是从那儿上去的。后来于是又在平台处装了有铁丝网的机关。K的公寓很大,100多平米,复式结构,楼上有厅、厨房和厕所,楼下则是卧室、书房和洗手间,很舒适方便。
说起安全的问题,常让我想起火车上的广播。早些年,在从上海开往北京的T22次列车上,广播里一直提醒人们要警惕坏人,令人感觉到坏人似乎是无处不在,随时会出现。原文不记得了,大意是那些坏分子表面上看起来和普通人一样,有时甚至还会来主动提供帮助,所以得注意识别,不要上他们的当,等等,令人感叹世风日下的同时不得不有所警惕。其时我正在读张承志的散文集《清洁的精神》中对鬼佬充满仇恨的叙述,越发感觉到有些人的偏狭和对自我经历与现实的夸张,有时甚至是煽情。缺少的似乎是平和与客观,似乎生怕那样引不起别人的注意。可贵的是我也读到一些沉实的作品,比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和王跃文的《国画》,一个用想象的世界来阐述现实,另一个用现实细腻的图象来呈现官场的操作,都是冷静的文字,不温不火的语态,入木三分的刻画和不紧不慢娓娓道来的故事。其实在我看来,作家本来就应该是生活的旁观者,即使是自己参与的事件也会用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待。如果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作为惟一的真实,并且还放大了来作反应,再把它用文字的形式展现给读者,那样提炼出来的认识和道理就一定是歪曲的、片面的。缺乏代表性不说(样本太小),信度本身也值得怀疑。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作品也有出版社来发表,误导读者,罪过。
在北京讲学和开会除了遇见许多新交故知之外,最有趣的可能就是听K讲故事了。K的经历十分丰富,大学学医,研究生时在科学院下的一个研究所改学工程,后去美国读博士,毕业后毅然回国,不几年后当了所长。由于政绩明显,被调升任院里一个局的局长,最近刚刚罢官又回所工作。K的处世/事能力之强是我遇见的所有人中最出色的,任何棘手的事在他手里都能解决得圆满完善,令人钦佩不已。他的机智幽默,加上实在宽容,以及平和中性的处世哲学,使他备受同事和下属的喜爱,威望极高。每次与K见面,我都能听到很多有趣的事(K还是讲故事的高手),官场的,学术界的,个个精彩。如果写出来,也是中国一个层面的现实揭示,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