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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确定吗？”
“如果有伤就会流血。他住院后我们给他换上病号服，并没有发现他身上有血迹啊。”
医生很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但我还是很不礼貌地强迫他：“请您再次全面检查一下。”
医生愣住了，看看我，又看看张队长。张队长显出尴尬的样子，但最终还是不得已地点点头。医生很不情愿地动手给胖警察做全身检查。结果他很得意地把手一摊，什么也没有说。不过在场的人都明白了。
我仍然不甘心地问张队长：“那些带子还在吗？”
张队长点点头，还附上一句：“也没有损坏的样子。”
“我们去看看好吗？”
张队长点点头。
“对不起了。”我转身向医生道歉，“刚才的举动太粗鲁了，不好意思。”
医生点点头。他始终一句话没有说，目送我们这群人离开。
车子急速向派出所方向驶去。看着窗外悠闲的行人，再看看身边这些神情严肃精神紧张的警察，一种说不出的古怪的滋味在心头。这些警察此刻一定陷入茫然之中。包括经验丰富的张队长，面对这么复杂而怪异、一点头绪都没有的尴尬局面，在他的刑侦生涯中一定是第一次吧。在无助中将所有的破案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于是我能感觉到我成为他们的一个中心，或者说依靠。成为破解一个谜团的关键人物既兴奋又倍感压力的那种感觉，是我从未体验过的。
“在哪里发现小胖的？”我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在放录像带的那个房间。”张队长补充道。
“给你们送夜宵的那个同事天快亮的时候进去收拾碗筷，推门见他在地上躺着。”
“他不是睡觉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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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万分惊讶。胖警察和我分手之后并没有去专门给执行任务的警察休息的宿舍，而是独自回到临时的看片室。看来是好奇心招惹的麻烦。
张队长看出我的疑虑，说：“是去了房间休息，和同房间的战友还聊了两句才关灯休息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返回去了。”
整件事情早已超出了大家的想像力。从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到现在，每一次都不是按照逻辑出牌。看看张队长那副困顿不已的表情就知道了。似乎一个支配着事件发展的无形力量，在和我们大家做智力游戏。那会不会就是Helen所说的他们？“他们”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他们与那些给Helen和窦炎以及高强和死得不明不白的小余警察身上刻下记号的人是不是一伙的？为什么胖警察身上完好无缺？
我这么苦思冥想着，车子不知不觉进了派出所的大院。
临时用来作放映室的空房间里还像是凌晨离开时候一样，没有任何被改动的迹象。昨晚给我们送夜宵的那个警察指着地上说：“小胖就躺在这儿。”
我走到桌子旁边，仔细打量那些录像带，又认真地数了一遍，三十一盒一个也不少。只是原本看了一半的编号为七月五日的录像带放在录像机外面。记得离开前因为没看完，就没有将那带子取出，直接关了录像机的电源就离开了。此刻它放在桌面显著的位置。我随手将录像机上退带子的按键按下。一盘带子从带仓里面退出来，见那录像带的编号为七月六日。显而易见，胖警察就是在观看这盘录像带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我拿着那盘录像带的手不免开始哆嗦，就像是拿着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我惶恐地看看张队长。他一言不发，紧锁眉头，所有在场的人都保持沉默。
张队长终于做出一个吞咽的动作，喉头困难地蠕动了一下后说：“你觉得呢？”
他的问题既是提给我的，也是在问自己。他走过来拿过我手中的录像带，左看看右看看，说：“不会是这盘录像带吧？”
说完他苦笑了一下。
“不知道高强和小余看没看过这个编号的带子。”
我不置可否。在此之前没有人对一盘录像带起过任何疑心。也就是说，虽然感觉与录像带有联系，但不至于认为它就是杀人凶手吧？
“那现在是这样。”张队长恢复了平时的领导作风，“先不要继续看下去，我们也要慎重，对于阿甘导演的安全我们还是要负责任的，不能随便冒险。等一下吧，等小胖醒过来问清楚情况再说。”他掂了掂手上的带子，“不至于说这个家伙携带着病毒吧？”
原本他说这句话是想缓解现场的紧张气氛，可是没有人能笑得出来，就连他自己也下意识地迅速地将那盘录像带扔回桌面上，紧接着对一个警察说：“小刘，把窗户打开透透气。阿甘导演，你还是回到旅店休息，小胖一醒来我马上联络你。”
“张队长，我请求让我离开这里先回上海去，有很多工作在等着我呢。我可以带着这些录像带。毕竟上海的器材多。”
这次张队长没有扮出公事公办的样子命令我，而是和颜悦色地劝说我：“再等一下，请耐心再等一下。一两天吧。事情不会就这么一直拖下去的。请相信我，会很快放你走的。”
我的好奇心被疲劳和恐惧感征服了。我已经意识到一种危险在向我靠近，不再是臆测而是实实在在地潜伏在我的身边。我已经能够感觉到死亡的气息吹到我脸上的那种凉凉的阴森感。除了昏迷不醒的小胖，我是惟一一个最接近那些录像带的人。录像带中的一部分内容我已经知晓。虽然我还不能确定哪些内容会招来横祸，Helen在编号为31的录像带中最后所说的“他们”不再是一个词汇，而是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危险。究竟那一句“他们”所指为何对我完全是一个谜。他们不断挑起争端，像在阻止什么，又像是在宣示什么。因为，如果只是阻止什么的话，以他们神出鬼没无所不在的能力，他们完全可以做得不留痕迹，并且可以更彻底利落些。我一边想一边走在木鱼的街道上，忽然听到有人叫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何军，他站在一家小饭馆的门口在向我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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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吃了吗？”
我向他走去，一边回答：“没呢。”
“一起吃些吧。”
他请我坐下，然后仔细打量我。
“阿甘，你脸色不好啊。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回上海？”
“不知道。”
“回去的话，我送你去宜昌的机场，免费的。”
“如果回得去的话。”
他见我情绪低落，于是说：“喝点儿酒吧。”
不等我回答，他大声冲饭店老板嚷：“老板，把你们泡的酒给我来一壶，另外再加两个菜。”
店老板愉快地应了声，跑进厨房去忙活了。很快伙计送上一壶酒来。那是我喝过的最难以下咽的酒。以当时那样的坏心情再配上那两杯低劣的自制土酒，不等菜端上来，我已经力感不支了。随后感到我被背上汽车，之后就失去了意识。
当我醒来的时候，见旅店老板站在我的床前大声地吼：“你看你干的好事儿！”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见自己和衣躺在床上，身边一大堆呕吐物。老板的脸是变形的，变得不认识了。
“吐得到处都是，让我怎么做生意啊？你起来看，门口也是。都是地毯，怎么清理啊！”
“对不起，我会赔你的。请你不要嚷嚷好吗？”
我侧头看窗外，夕阳的残红将窗口染得血红。
“谁嚷嚷了，你怎么说话？”
我坐起来，头好像是要胀裂一样难受。短短几天已经两次喝成这个样子，足见神农架的水土与我是相克的。这里是我的是非之地。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房东发生过纠纷，这次总算让我遇上了。
“对不起，请你离开我的店。我不能接待你了。”老板拉开门做出强硬的逐客姿态。
我的火一下子蹿起来，对着他大喊大叫：“我不走你能拿我怎么样？！我弄脏你的东西，我赔啊。我没有说不赔啊。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我就是不讲道理，你讲道理！就算我不讲道理，请你快些离开！”
我不想继续和他纠缠下去了，于是打电话给何军，请他开车来接我。放下电话，我对老板做出一个不雅的动作。
“我要洗澡，完了就走。怎么，还站着，对我有兴趣？”
老板这才气哼哼摔上门，听到他在走廊里咆哮：“什么了不起的，什么狗屁导演，什么教养啊！活这么大年纪没见过！”
我洗去一身的秽气，换上新的衣服，将我的行装打点好，兴高采烈地离开了小小的木鱼山庄。我决定永远不要回到这里，永远不要回到神农架。对，我已经决定不辞而别，悄悄离开。
离开前结账的时候，老板毫不吝啬地开出四百元的罚单。我心情大好地爽快付上，如果不是和他发生冲突，我恐怕没有离开的勇气。因为要离开这里，一种从未体会过的愉快感将我紧紧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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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上了何军的车，何军怯生生地问我：“要不要给张队长打个招呼啊？知道是我送走的你，我可担待不起。”
“放心吧。第一我不是罪犯，这个你知道。第二我留下来是为了提供帮助。现在他们连我的生命安全都不能保证，我为什么还要留下来！走吧，就算是怪罪下来，我也不会出卖你。我说是搭乘顺路车走的，他们哪里查得出来。”
车子虽然开上了路，何军还是忐忑不安。
我看了下表，此刻是下午六点多钟。五个多小时开到宜昌，那个时间无论如何也不会有飞上海的航班。但是离开木鱼就算是胜利大逃亡的心理让我感到莫名的兴奋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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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景色已经沉入夜幕中，微弱的汽车照明灯照亮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山石和草木呈现出阴郁的气质。
何军全神贯注，死死地盯着前方一言不发。他的内心也一定十分懊丧吧。把我从千里迢迢外的上海叫到这里，原本是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