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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战-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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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应钦附和说:“委员长的指示极为重要,十分英明。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守可略豫、鲁,北守可瞰淮河,不可轻易放弃。”

  “我们一定要死守徐州!”林蔚也跟着随声附和。

  刘斐认为徐州应该守,但最终必然守不住。考虑到自己仅是个作战组长,不便公开与蒋介石“较劲”,只好用眼睛盯着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盼望他拿个好主意。白崇禧懂得刘斐眼光的意思,但也不好正面反对蒋介石的意见。他打了个迂回:“这次敌军的第10师团和第5师团进袭鲁南,气焰十分凶狂呀!”

  不等白崇禧说完,蒋介石就说:“凶狂怕什么?我们可以增调兵力。徐州必须死守,因为在徐州决战,可以争取时间,保卫武汉。徐州守得越久,我们争取的时间就越多,就可以把保卫武汉的准备工作做得好一点。”

  “委员长的远见,令人佩服之至!”何应钦又发出了赞美之声。

  白崇禧见蒋介石决心已下,不好再说什么了。

  台儿庄胜利后,蒋介石等人盲目乐观情绪更为膨胀。

  但身为第5战区最高长官的李宗仁,对形势的判断并不乐观,他深知,徐州四周为平原地带,无险可守,日军是机械化部队,又多有空军助战,在此处打起来,中国军队要吃大亏。他认为:“我方在徐州一带平原,聚集大军数十万人,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李宗仁从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思想出发,认为在徐州同敌军作阵地相持的消耗战是愚蠢的。指出:“以中国军队的装备,只可相机利用地形条件,与敌人作运动战”。他为避免重蹈京沪战场的覆辙,提出撤离徐州的意见,而军事委员会中的少数人却陶醉于台儿庄的胜利中。李的意见被否定之后,即部署徐州会战。

  第5战区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徐州处于日军四面合围的险恶形势下。

  5月中旬; 前方越来越惨烈的战报不断传到武昌国民党军委会蒋介石的案前,徐州突然面临的严重危机,使他那因台儿庄的胜利冲得有点晕乎乎的大脑一下冷静下来。蒋介石突然意识到:日军的意图是要围歼徐州中国军队主力。若徐州那50个精锐师被日军吃掉,我还抗什么战?

  蒋介石立即叫来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一块研究策划。日军的企图已经暴露,再死守徐州已不现实,何应钦等人亦主张赶紧突围,决定放弃徐州。

  蒋介石口授给李宗仁的十万火急电令: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军委会着令你部力避决战,撤离徐州,火速突围。

  一、顾祝同第24集团军在苏北,第69军及海军陆战队在鲁中南原地坚持抗战。

  二、刘汝明第68军为全军后卫,掩护主力转移。

  三、第5战区其余各部,立即向豫皖边区突围……

    李宗仁智唱空城计

  李宗仁根据蒋介石的电令,立即将部队分成五路,分别突围。

  第一路:李宗仁长官司令部及廖磊集团军,由徐州沿津浦路南下,至宿县地区再折向西南,于界沟附近冲过涡河封锁线。

  第二路:汤恩伯军团及机械化部队,由陇海路运河车站向西撤退,在符离集以北越过津浦路,突破宿县至永城间敌人封锁线,再从涡阳突破敌涡河封锁线。

  第三路:孙连仲部及张自忠第59军,由台儿庄向西南退却,从徐州以南越过萧县以西的封锁线,在永城附近再次冲出封锁线。

  第四路:关麟征部及川军一部,由徐州越过陇海铁路,向西北方向突围,突破黄口、李庄封锁线。

  第五路:孙震部,由徐州以北柳泉向东南急进,跨过陇海铁路,经泗县折向西南而行,在固镇与蚌埠之间穿过津浦路,从怀远以西突破日军的涡河封锁线。

  5月17日,李宗仁下令所属各部按序列,部署逐次突围。令汤恩伯军团向西突围,猛烈冲击日军;又令孙连仲、张自忠、庞炳勋在运河设防,凭险固守,以掩护大军撤退。

  中国军队且战且退,阵形不乱,按部就班地向西、向南撤退。日军阻一处,中国军队冲一处,无所不破,大军向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集结,各路都相继冲出重围。为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消耗战,当各路敌军向徐州步步合围时,李宗仁令所部各路守军,作稍事抵抗后,即相机撤向山区、湖沼地区,进行“化整为零”的游击战,与敌人纠缠了月余。

  5月18日黄昏,李宗仁与长官部官兵一应人员700余人,乘夜色经宿县、蒙城,越过敌之包围圈移驻潢川。

  留守徐州城的刘汝明部在萧县一带伏击日军第9师团,对日军造成重大伤亡。日军见中国军队大部已走,企图于徐州城围歼刘汝明部。刘汝明部佯作死守状,及见各路大军撤尽,便弃城撤退,于19日离开徐州。敌军不但没有击溃刘汝明部,甚至连一个上尉也没有捉到。

  5月下旬,各路大军按命令的路线,全部安全撤抵皖西、豫南地区。

  日军的华中派遣军的13师团一路杀来,于5月底扑到徐州城下,发现李宗仁唱了一出空城计,又令一心想争功的华北方面军大感挫折,日军伤亡了万余人的代价,得到了一座空城。

  会战结束后,桥本群少将带着大本营派遣班的高参们,垂头丧气地回到东京,向天皇和杉山元陆相报告:

  “我军虽以主力自徐州以西切断了中国军队的退路,将徐州地区铁桶般地包围起来。但总计约50个师的中国军队,于5月中旬突然从西南方向跳出我军重围。战果之微出乎意料!”

  郭汝瑰将军在回忆录中对徐州会战有如下评论:

  我五六十万大军,离心退却,竟没一个师遭敌人歼灭,且向敌后退却的部队,都如入无人之境,事后安全而归。足见敌人虽构成战略包围态势,然而地广兵稀,到处都是空隙。我在国内作战,有人民协助,化整为零,随时可以安全脱险。

  徐州大突围是抗战史上光辉的一笔。它使敌人的战略企图彻底破灭,为后来长江一带的抗战保存了精锐力量,对后来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取得,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张自忠勇挑重担再立新功

  在徐州突围中,李宗仁指定张自忠指挥第59军和第21、27、139师等部殿后,掩护大军撤退;完成任务后开许昌集结。这既是对张自忠的信任,也是对他更为严峻的考验。因为自淮河作战以来,59军已连续作战3个月,全军5个旅只剩下不到2个旅,急需撤出战场进行整补。因此,以屡担巨艰、伤亡惨重的59军承担殿后重任,确属勉为其难。但张自忠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任务。

  至5月17日,战区主力部队陆续脱离战场。18日,张自忠才命令各掩护部队放弃阵地,开始撤退。他让21、27、139师先行,自己率领59军殿后。

  西行不久,将近黄昏时分,日军追击部队一部竟已先期在大路的北侧抢占了一个村庄,企图拦截中国军队撤退部队。中国的几支部队到达此地后,发现敌情,搞不清日军虚实,加之群龙无首,纷纷停止前进,观望形势,谁也不肯先行,更不愿殿后。张自忠来到后,各部队长纷纷前来请示办法,张自忠爽快地说:“我以一个旅监视该敌,你们立即撤退,开进时要有秩序,切不可惊慌。”随后,各部队按他指定的顺序迅速安全地撤退了。日军本欲趁中国军队撤退混乱之机发动袭击,但见中国军队秩序井然,并有准备,故未敢轻举妄动。当时在场的军事委员会联络参谋李诚一说:“张自忠予人以安,自己处其危境,真乃名将典型。”

  21日,各部队相继进入皖东北。因渡濉河进展缓慢,各路大军拥滞于濉溪口一带。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加之后有日军追兵,上有日机轰炸,各部队乱作一团。这样一来,不但部队难于行动,而且混杂难分。许多部队失去控制。但张自忠自有妙计,他命令59军全体官兵一律将军帽反戴,以便与兄弟部队相区别。此法果然奏效。在混乱不堪的大军之中,惟独59军标记明显,井然有序。此事虽小,却反映了张自忠丰富的带兵经验和59军的训练有素。

  退却中,他指挥部队徐徐开进,且战且退,始终保持着战斗队形和严明的军纪,并没有为摆脱险境而加快行军。凡遇有敌军驻扎村庄,张自忠一般是派部队乘黑夜将敌包围监视起来,掩护大军安全通过;倘被敌发觉,则先机制敌,以炽盛火力压制日军,候大军安全通过,然后适时撤出战斗。

  在危急时刻,张自忠常常亲率手枪队走在全军之后。一次,部队在一个小镇上休息,突然飞来3架敌机,一阵狂轰滥炸,街道旁的几十所房屋顿成瓦砾。张自忠趴在路边,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气浪溅击着泥土,掀掉了他的军帽,泥土盖了他一身。敌机过后,他站起身来,掸去泥土,戴上军帽,说说笑笑继续行进。这种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态度,给官兵以极大感染,有效地稳定了军心。

  作为高级将领,能够在艰苦而危险的远程突围中走在部队的最后,这在国民党军中是极为罕见的。因而,张自忠的事迹很快传播开来,连蒋介石也有耳闻,但他未目睹其事,心中仍半信半疑。后来在武昌遇到冯玉祥,便向冯打听:“徐州队伍退下来,张自忠走在最后是真是假?”冯答:“一点不假。”并把了解到的情况对蒋说了一遍。蒋听后连连点头说:“真是好干部!”冯玉祥接着话茬说:“你应当赶快拨五六个军归他指挥就好了。”蒋介石点着头说:“好,好!等我想想再说。”

  徐州到许昌,相距500公里,全靠步行。官兵连续作战3个多月,再进行长途行军,其艰苦情形可想而知。张自忠解决困难靠的还是老办法——与士兵同甘共苦。冯玉祥在自己的著作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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