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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六房的人住得比较分散；大致是现在长宁区的范围。老二房有三兄弟；李经述的后代在威海卫路升平街；李经迈在华山路；向西发展；他李经方就安家在北站附近的安而近路（今安庆路）。后来他的妻弟刘晦之一家也到了上海；就借他家的房子住。辛亥革命后正是上海房价大涨的时候；政局一动荡；江南数省的地主豪绅都想方设法往上海租界里钻；出租房屋正是有利可图的生意。李经方乐得关起门来当他的寓公。 但他当寓公也是不得消停的；常有老朋友有事相求。以他的身份和影响；他总是帮忙的；如为盛宣怀家族主持清理遗产；为亲戚周紫珊等写悼辞；为清廷旧僚的破落子弟借钱作担保等等。他心眼挺好；总是乐意帮人家的忙。
然而“周粟”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还是不能断的；他毕竟养了一大家子人———除了原配刘氏姐妹外（刘秉璋的两个女儿；大女儿过世了二女儿又娶进来）；他还有五房侧室及两房洋太太（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是真正的妻妾成群。两位洋太太原是他当外交官时的两个秘书；一个英文秘书；一个法文秘书；结果都成了他的夫人。还有儿子、女儿、孙子、管家、车夫、佣人……毕竟天天要花费；坐吃山空的局面总是可怕的。他就必须另想法子弄钱。好在天时地利人和；让他于山穷水尽之时；发了两笔洋财。他仗着外语好；熟人多；了解在华洋人的心态；凭他的聪明；照准外国人的钱袋；狠狠地捞了一把。
第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在打仗；一些英国商人便到东方来发展。李经方看到外国人喜欢在黄浦江边造厂、建码头和货栈；以求交通的便利；就抢先以很低的价钱；买下了几百亩位于现在老杨树浦一带的江边荒地；然后再以几十倍的价格卖给了英国人。后来英国人在那儿建起了英联船厂；还发行过股票。这让李经方大大地开心了一阵。 第二次发洋财是卖古董。李经方对藏书和古器物均有雅好；他的藏书直到现在；还曾被古籍版本目录学家提起。他的内弟刘晦之；出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亦是海内外知名的大收藏家；藏品以三代青铜器、甲骨龟片和藏书、藏印、藏墨为主。民国后；适逢瑞典王国的太子访问中国；并为瑞典国家博物馆收集中国文物；因瑞典王室三代人均对中国青铜器有浓厚的兴趣；于是来到中国就遍访公私藏家。此事被消息灵通的李经方知道了；便与内弟刘晦之合伙做了这笔生意。 他们各自拿出自己一部分藏品；据说还向李经羲借了三件。
瑞典太子面对一大堆绿锈斑驳的青铜器直看得眼花缭乱；赞不绝口；最后付给他们二十八万英镑；两人平分；各得一半；自是皆大欢喜。至于究竟卖掉些什么藏品；数量多少；中间还有谁经手；现在谁也讲不清了。解放后政府号召民主人士写文史资料时；就有人写到过此事；但只是讲通过广东路的某某古董商介绍卖的；具体器物仍是语焉不详；看来只有到瑞典国家博物馆里才能查清楚。刘晦之的儿子刘因生跟笔者谈起过此事；说是刘家很多人知道此事；是确有其事的。刚粉碎“四人帮”的头几年；当年瑞典王太子的孙子又来到中国访问；还提到他的祖父在上海买青铜器的事情。著名博物专家夏鼐先生也撰文讲过此事。
李经方发洋财之后；曾感慨地对人说：“没想到我还有今天啊！”可知他原先的生活已经拮据了。发财之后；他在上海虹口置办房地产；在原先居住的爱尔近路（今老北站对面的安庆路；当时是高级住宅区）又买下一整条弄堂；大概有一百多幢房屋；自己在沿马路的地方造了一座大花园洋房。眼下那些石库门弄堂房子都已风烛残年，破破烂烂地还在；而李经方那漂亮的洋楼反倒被折掉了；盖起了摩天大厦。 除了上海的房地产外；李经方在安徽老家还有不少产业；主要在芜湖。一部分是继承了李鸿章留下来的遗产；一部分是他自己投资置办的。他在芜湖的堂号叫“李漱兰堂”。
据芜湖市房管处孔立群先生调查后撰文称：“‘李漱兰堂’曾是芜湖市房地产最大的业主；在老城外有大片土地；开路建房；客观上对芜湖的城市建设和房地产的发展作出过贡献。谈及芜湖的城市变迁和房地产业；必然要涉及‘李漱兰堂’。”（《芜湖文史资料》）可是文中具体列出的李氏所有的土地；不过几百亩地；且大多是城外荒地和滩涂之地。
城内自家居住和供出租的房屋；倒有三四百栋。 现在芜湖的长江边上靠近镇波塔的地方；还有一条华盛街的“尾巴”；当年整条华盛街上的房子都是李经方的。他还拥有芜湖利济轮船局和广业公司的不少股票；各地银行里还有几十万存款；这些财产；想必都与那两笔“洋财”大有关系。 李经方姨太太多；但儿女并不太多；只有三儿三女。长子李国焘是法国太太所生；小儿子李国烋为英国太太所生；还有个儿子李国熙；年纪不大就病逝了；有嗣子名李家骥（德之；是从老六房过继来的）。女儿是李国秀、李国华和李国芸。
大儿子李国焘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回来在邮电部门工作；而小儿子李国烋就不争气了。他小名叫“乔治”；因其不务正业；整天寻花问柳；狂嫖滥赌；还抽鸦片烟；乡人就呼之为“小叫鬼”。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后；国民政府声称要对清末遗老的财产实行“共产”。不知小乔治出于何故；竟然里应外合；逼迫其父交出财产。吓得李经方赶紧卖掉上海的房子逃往大连。从上海出走时；还是英国太太去找了工部局巡捕房；由英国巡捕保驾才上了船的。到了大连以后的生活；主要靠上海、芜湖、合肥等地的房租收入了。他过完八十岁生日；于1934年去世时；仍留下了不少遗产。并且在1933年就立下了遗嘱；规定了这些财产的大致分配方案。
第二部分 甲午风云第24节 涉及五百万英镑的遗嘱迷案（1）
此钦差大人大概不会想到；事隔半个世纪之后；他的遗嘱竟惹出件不大不小的案子来。
那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末了；李家老二房不仅李经方、李经述、李经迈均已去世；就连第三代的李国焘、李国熙、李国烋、李国华、李国芸也都去世了。李经方的遗嘱原件已传至李国焘的小儿子李家骁手里；当事人每人都有一份抄件。该遗嘱原件是用宣纸写成；末尾有李经方和几个子女及管家周孟文及律师的亲笔签名。此件本来“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而“文革”后竟又发还回来；已经皱皱巴巴的、满纸是水渍留下的“烟雾”了。
80年代的一天；几位公安人员推开了李经方最小的孙子李家骁先生的家门。但他们不是上海市公安局的；而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来者共四人；他们手持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有关公安部门的介绍信；声称是找了他大半年；已花费了上万元出差费才找到他的。在上海访问了统战部、政协、文史馆等部门；都没有线索。这也难怪；因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李家骁的名字；大上海茫茫如大海；谁知道李经方这个半个世纪以前的人的孙子是谁？说来也是老天长眼；在他们心灰意冷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抱着“试试看”、“碰碰运气”的想法；来到了华山路派出所；因为他们听说；“华山路半条街都是李家的”。谁知年轻的派出所所长听后哈哈一笑；说：“你们这回算是找对了！李鸿章的曾孙正是我的老师；他叫李家骁！” 关于李经方的遗嘱；李家骁手里倒真的有两份；一件是原件；一件是抄件。
那原件是其祖父李经方亲笔书写的，本来由其父李国焘收藏；其父去世时交给了他。哈尔滨公安局的同志执意要看原件；还带了有关证明材料；说是这里牵涉一件大约有五百万英镑的迷案！ 李经方的这份五十年前的遗嘱被舒展开来；大家凑过头来逐一研究。上面列数了他在上海、南京、芜湖、合肥和大连的所有的房地产和股票、存款；并将其详细地作了分析；继承人是两个儿子：国焘、国烋，两个女儿：国华、国芸，两个孙子：家骥、家骍。李家骁那时还没出生，几房姨太太也各有养老费；还有律师、管家的签名（估计那时国秀、国熙已去世）。
从中可知；这位李钦差的心眼儿还真不错；要养活的人还真不少；除了自己的儿孙、五房姨太太（陈氏、王氏、何氏、吴氏等）；还有“刘四姑太太”、“新吾八太爷”、“丁老太太”、“周三姑太太”等；估计都是些穷愁潦倒了的晚清旧僚的亲属和无依无靠的穷亲戚。李经方生怕自己“走”在他们的前面；故在遗嘱中为他们都作了安排。
他在遗嘱中吩咐：“刘四姑太太例给终身月费每月洋三百元；兹以太平银行股票七万元交家骥保管；以每年所得之利洋；全数付给四姑太太私用；至其终天之日为止。终天年后；此股票七万元应归重孙即家骥所出之男女美生、沪生、浦生等为学费；他人不得干涉。”
又有：“所存太平银行规元银七万两；系新吾八太爷、丁老太太、周三姑太太等养老金的基本金；非至三位寿终天年时；不得收回。将来三位寿终日；此七万两收回时；以三万两归国焘；二万两归国烋；二万两归家骥；各自收管。此七万两存券；即检交国焘、家骥先公同保管之。”
至于儿女孙子、姨太太们的所得；全都非常详细；如：“予所分授积善堂合肥东乡公租六千石左右；又临河集裕丰仓一所；及集内并附近乡间房屋；分授与孙家骥执业。惟岐王庄田租五百石左右；应当为岐王坟地祭扫之用；不归家骥私有。所有契据即检交家骥保管之。”“芜湖城内外之基地、市房每年所得基金；以全数三成之二；为吾养缮；又三成之一为国焘家用。予身后此全数三成之二养缮费；归国焘承受；又全数三成之一；归孙家骥、家骍各得其半；他人不得干涉。”诸如此类；洋洋洒洒；计有三十余项。
看到最后；人们终于发现了问题；那一条说；“吾在少至老陆续秘密存入一大银行之款；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