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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及其他写作组的情况。
因上述三位证人的特殊身份，可能涉及到政治问题，我不便直接向他们收集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特申请贵院向上述证人调查取证，并通知其出庭作证，望批准。
此致
敬礼！
申请人：古远清
2002年9月4日
目前，“四人帮”唯一活着的只有当年的舆论总管姚文元。批“斯坦尼”一文的写作是他电话指挥的，并由他定的稿，故他是此案件中最重要的证人。估计他不会忘却曾帮其修改旧著做资料准备的这位写作组“一号种子选手”余秋雨，他也肯定没想到余在“文革”后仍然会誉满全球。如果换到上海以外的地方，余秋雨很可能会被控制使用，不可能再去当什么“正厅级”高干。
徐景贤又称徐老三，即张春桥、姚文元的副手。余秋雨当年参加“石一歌”写作组及上调到更核心的康平路写作组本部，均是由他审批的，故他也是关键证人。
朱永嘉是评“斯坦尼”一文的主要组织者，后在上海主编帮刊《学习与批判》，余秋雨曾作为他的“特使”处理过“《朝霞》事件”。余用真名或用笔名写的大批判文章，几乎全部发在这个帮刊上。据孙光萱在《也谈“为文和做人的规矩”——余秋雨现象的一个核心问题》（《山西文学》2001年第2期）中回忆：余秋雨“和朱永嘉、王知常同在康平路一幢大楼里办公，和王知常等人同在余庆路食堂就餐，共同商量《学习与批判》的选题计划”，故这也是一位重要的知情人。
北京一位副部级干部看了我这一申请书后，说：“这步棋下得真妙！要紧紧抓住不放。如果说上海法院无法叫姚文元等人出庭，可再次请求他们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不过，最高人民法院恐怕也无权决定，还得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呢。由此可见此案的复杂性，上海法院先前受理此案恐怕没有预料到它一头牵连着‘四人帮’这一敏感性，这是自己跟自己找麻烦嘛”。
一位经常回祖国参加学术会议的美国作家对我说：“余秋雨把学术问题弄成法律问题，是典型的小题大做。你却把法律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是否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仿效他‘做大’的方法？”
我说：“不是我故意把余秋雨与姚文元联系起来，而是此案确实与江青、姚文元及其余党密切相关。它本身不仅是法律问题，也包括有政治问题，至少牵连到当年清查与‘四人帮’相关的人和事作了结论，现在还能否翻案的问题。”
这位作家说：“你古远清也是作秀，明知不可能请姚文元出庭的事却也要申请。不过，这样做将了受理此案的上海法院一军，使其陷入两难境地。也许他们会后悔受理如此敏感而惊动高层的案件”。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余秋雨把自己诉成被告
余秋雨起诉我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污蔑和诽谤”他。他认为自己在“文革”中连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写过、一次批斗会都没有参加过，怎么可能去参加“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组和写大批判文章？那么，法院要弄清我是否“诽谤”他，就必须对余秋雨的“文革”历史作一番审查，对他有无参加过“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和写过大批判文章等问题弄清楚。这样一来，正应验了上海一位评论家所讲的：“在历史法庭上，似乎可以作为原告的，其实也都是被告。”
难怪《作家文摘》报道官司时用的是《余秋雨麻烦缠身》的标题。网上亦有一篇这样的文章《余秋雨是被告，马兰赶紧更正》。余秋雨在接受境外第一家媒体采访时，也说：
有些人对案情本身毫无兴趣，既不查阅我的诉状，又不找我和我的律师，只顺着被告的误导发表那么多议论。难怪有的文摘报刊误以为我惹上了麻烦。
下面是前面引述过的河北作家陈冲写的《把自己诉成被告》，具体论证余秋雨在此案中到底是原告还是被告的问题：
不过还得承认，在中国人的习惯思维里，当被告终归不好，起码不如当原告“硬气”。当被告意味着（至少可能是）“有事儿”，当原告就是要追究那“事儿”。……“余古官司”打着打着，打出了一桩蹊跷事儿——把人家余秋雨说成了被告。这当然是误传或误报。
那么，这种误传或误报能不能从逻辑上找到一点解释呢？可以一试。余秋雨诉古远清侵害名誉，指控的是古在一些文章中说余文革期间从事过与“大批判写作组”有关的写作。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现在就是要余在法庭上充当这个“辩之者”。逻辑很简单：……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余就得在法庭上用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做过那些事，写过那些文章，或那些文章是谁写的，不是余某人写的。或许还得举证证明“石一歌”跟“大批判写作组”没关系，是个学术研究团体，或余某人跟“石一歌”没关系，是第十二个。就是说，这官司无论在哪儿打，基本说不着古的“事儿”，焦点是说余的“事儿”。这就是有人把余误解为被告的原因。也可以说，虽然余是起诉一方，却把自己诉成了被告。
陈冲称自己的文章是“思维游戏”。他写的《思维游戏之二——玩〈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其游戏规则是只玩逻辑不玩道理，尤其对逻辑规则抠得严一些。《把自己诉成被告》剖析余秋雨从原告“玩”成被告，也很符合逻辑，且入木三分。这还可以用余秋雨在2002年9月2日在《关天茶舍》网站讲的下列一段话得到反证：
在这个案子上，我是原告，古远清等是被告。他们努力想操纵舆论，现在有些报道似乎是把我放在解剖台上，被告及其支持者成了医生，拿着放大镜来审视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余秋雨说我在“操纵舆论”，未免过于谦虚了。正如台湾中央大学一位教授在新加坡对我所言：“余秋雨挑起这场法律诉讼，操纵舆论者显然是他”。何况，我连中共党员都不是，而他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正厅级高干”；说我在“操纵舆论”，用他的话来说是“这完全把角色颠倒了”。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成了全球华文媒体关注的焦点（1）
余秋雨不甘寂寞，不愿很快就被时间淘汰掉。在散文集一本比一本质量差的情况下，他发动这场官司，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让读者不要遗忘他，使自己成为全球华文媒体始终关注的焦点。
事实果然如此。凭余秋雨的超级知名度，他要打官司且要三年五年打一系列连环官司的消息，很快成为海内外中文媒体争先恐后报道的对象。据我有限的见闻，发现境外的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的主要中文媒体均用或长或短的文章报道这场官司，如：
美国：世界日报、侨报、中外论坛杂志、美国之音广播电台
澳大利亚：澳洲日报、华人日报
加拿大：星岛日报、明报多伦多版
日本：图书杂志
新加坡：联合早报、新明日报、新加坡文艺杂志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号外周报、星洲日报
泰国：中华日报、新中原报
菲律宾：商报、菲华日报
印度尼西亚：世界日报 国际日报
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民生报、苹果日报、海鸥诗刊、葡萄园诗刊
香港：明报、文汇报、大公报、香港经济日报、信报、香港文学报、亚洲周刊、明报月刊、前哨杂志、香港文学杂志、世华文学报、苹果日报、凤凰卫视、作家月刊、香江文坛
澳门：澳门日报
在海外的报纸中，登载报道和文章最多的是澳大利亚《华人日报》和菲律宾《商报》。这两报大量刊登的是批评乃至嘲笑余秋雨的文章，以及本人《致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余秋雨为什么不愿也不敢打开历史黑箱》、《由“狡猾”一词谈到余秋雨为人欠诚实》、《被文化羞耻感和虚荣心支配着的余秋雨——余秋雨到底写了多少大批判文章》等等。另还有一些从来稿中选的杂文。此外，马来西亚《南洋商报》趁我访问吉隆坡的机会，派记者何雪玲小姐在2003年3月23日“人事薄”专版彩色制作了《余古官司轰动文坛——古远清细述来龙去脉》，内刊有三张大幅照片，图文并茂地说明官司的经过和可能调解的前景。该报《号外周报》杂志，还用三大页彩色篇幅制作了《我和余秋雨打官司》专辑，同样有当事人的多张照片。
官司发生时，海外报刊消息来源多取自原告提供的香港《明报》发表的《文革言行累受批 诉诸“法律之旅”——余秋雨控大学教授诽谤》，或原文照登或经过改写。另有根据内地报刊摘编的，倾向性较为中立。
海外的记者和读者由于时空的隔阂，多半对内地情况了解不多，尤其是对“文革”这场民族浩劫，更是知之甚少，因而有些报道显得不够准确。有的媒体则受原告的误导，其新闻稿便离事实真相相差十万八千里。台湾《中国时报》2002年8月27日在《艺术人文》专栏里，刊登了《人红 文章红 别人更眼红：余秋雨怒告批余学究侵害名誉》的报道，完全站在余秋雨那边。该报了解到事实真相后，又于同年9月25日登了同一记者写的《武汉教授古远清：为文皆有依据》没有诽谤余秋雨的报道。
在海外影响颇大的政治时事文化综合性杂志《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