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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有大量的证据是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所编印的《清查报告》，这在当年清查工作中是做了结论的，难道是“不实之词”吗？这里要郑重说明的是：并非我要翻陈年老账，是余秋雨自己要我“拿出证据来！”法院也一再催促我去取证，故我的取证工作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如果不打官司，这些材料我也不可能弄到。这就是前面说的余秋雨打官司逼我拿证据是“他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也。
问：既然你说原告参加过写作组并写过大批判文章这一基本事实没有错，为什么不把官司进行到底？
答：还是宽大为怀好。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同的看法何必非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呢？法律不是万能的，笔墨官司还是笔墨打的好！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借我一生》再掀风波
据报道，余秋雨《借我一生》写作始于2003年，初稿成于2004年三四月间，整部书分为五个部分。从自己的童年、大学经历，一直写到当戏剧学院院长，以及他写作《文化苦旅》、《山居岁月》、《千禧之旅》的历程。在新书里，余秋雨一改以往“不分辩”的态度，首次集中回应了一直以来外界批判他的诸多“罪状”。其中在书中第二部分“文革”经历中，余秋雨用了十万余字描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作所为，坚称：他自己“从来不是‘石一歌’的成员，从来没有参加过‘大批判写作组’”， “谁要说我是‘石一歌’的成员，就是对我的诬蔑。”
我看了这部书的“文革”部分后，写了《余秋雨自传中的政治“硬伤”及其他》，在美国《中外论坛》和香港《香江文坛》等处发表。
关于我对《借我一生》的评价及有关“封笔”的看法，《南方周末》、《新京报》、《郑州晚报》、《武汉晨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江南时报》、《北京青年报》……还作了或长或短的报道。余秋雨看了我在《新京报》上发表的《余秋雨自传公然造假》后非常气愤，扬言有可能再告我。这只能说明我打中了他的要害。所谓再告云云，只不过是恐吓罢了。他对再打官司一事早已力不从心。他在2004年7月22日对《新京报》记者张弘讲：“对名誉的问题呢，我有时候想打（官司），打起来又不行，而且要通过很多复杂的关系，耗费很多的时间。”
2004年8月，中国新文学学会在泰山举行第二十届年会。学会会长王庆生教授（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在主题发言中，批评了余秋雨对历史不肯反思的态度。我也作了有关《借我一生》的专题发言。在自由讨论时，有一位博士生导师反弹道：“为什么对周作人可以宽容，而对余秋雨就不能宽容呢？”我回应道：“是他不宽容我，而不是我不宽容他。和解后他还在自传中专门写一章攻击我，歪曲官司和解的真相，还说什么我‘衣着潦草’，谈些与本案无关的‘小儿科’之类的话题。又说我‘长期在一所非文科学校里研究台港文学……因此我很清楚他的研究水平’——且不说在非文科学校工作是否就低人一等、工作单位的好坏与研究成果的优劣是否有必然联系，单说我供职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一所堂堂正正由教育部主管的人文社会科学大学。看来，这位‘文化大师’连什么叫文科大学都没有弄清楚哩。不过，你把余秋雨与周作人相比，恐怕他会告你呢！”把余与周作人相比，上海的柳叶在香港写的专栏《一说就俗》中，也曾把余秋雨与周作人相比。我觉得，余在“文革”中犯错误与周作人在抗战时“落水”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决不能相提并论。有人之所以一再将余与周相比，这怪不得别人，是余秋雨打官司和写虚假的自传给人造成的错觉，是他把自己的小辫子与人纠缠时缠成了一个大辫子，可谓是咎由自取。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大快人心事，秋雨输官司”
在此书快要写完的时候，忽然读到《南方周末》发表的《文化人的沉沦》（何家栋），开头云：
“大快人心事，秋雨输官司。”这不是幸灾乐祸，而是赞赏法律保护言论自由的创举。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文字纠纷，比过去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来定是非，是历史的进步；如果当年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治手段“铲除毒草”，就不会制造出那么多文字狱，在反胡风、反右派，乃至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或可免于因言获罪。但是，本来是说理斗争，一变而为斗法，动用惩罚手段，又未免大煞风景。
余秋雨在《我的法律行动已经圆满结束》的声明中把告肖夏林败诉妄想为“胜诉”，肖夏林为此感到“又未免大煞风景”，因而“动用惩罚手段”称余秋雨为“文坛首骗”、“文化恐怖分子”。我不赞成这种“惩罚”和给别人乱戴帽子的做法。
余秋雨喜欢给别人开书单，在这里，我也不妨建议余秋雨读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篇关于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的论文，马克思认为禁止发表“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倾向”的作品，是“最可怕的恐怖主义”。不能“只让宫廷丑角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马克思说：“从出版自由的本质自身所产生的真正的检查是批评，它是出版自由自身产生的一种审判。” 为了保护“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倾向”的作品，马克思是如此大义凛然地谴责“最可怕的恐怖主义”，我希望文化界的朋友为了保护弱者“述说真理的权利”，不要惧怕余秋雨的淫威，昂首挺胸起来遏制余秋雨这种文化“恐怖”活动及其秋雨横飞、寒气袭人的“恐怖”文风。如不遏制，中国文坛必无宁日，安定团结就不可能实现，学术自由讨论和百家争鸣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何家栋进一步指出：
老一代文人遇到“恶意攻击”，都是以笔为武器进行论战，而不是诉诸法律或权势。无论是鲁迅遭到“拿卢布”的诽谤和人身侮辱，还是梁实秋被唾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或创造社诸君子被咒骂为“才子加流氓”，他们或者“打落牙齿和血吞”，或者“千锤百击只等闲”，都没有对簿公堂，让法庭来证明自己没有“拿卢布”，或不是“走狗”，也不是“流氓”。这说明他们都很自信，不需要外在力量来证明自己价值几何。今之一些文士好像并不在乎是非曲直，只求将对手置于死地，搞得人家倾家荡产，以炫耀自身的权威，真叫人为文化的沉沦而感到悲哀。马克思说“批评即审判”，如果将“审判变批评”，或许能提高文人的品位。
只要有这种文化品位，就不会有阿Q式的解嘲和纯属自欺欺人“圆满结束”的说法。事实上，余秋雨打的三场“以炫耀自身的权威”的官司，从勉强胜诉到和解到最后败诉，呈极明显的大滑坡趋势。
余秋雨“只求将对手置于死地”的官司之所以不是“圆满结束”，是因为他声称要打十多个连环官司，可现在只打了三个就把刚摆出的拳击架势收了回去。他扬言官司要“打五年十年”，可只打了一年多就收摊。他多次扬言下一个要告的目标是孙光萱。可孙氏既是原余秋雨写作组的“同事”，后又成为写作班文艺组党小组副组长，这种双重身份使余秋雨感到告他有如烫手的山芋。如果告这位给余秋雨所谓“造成了几乎一生的灾难”的孙光萱，难免有翻清查案之嫌。因这触及到如何评价中共上海市委70年代末清查“四人帮”余党工作的成绩，乃至当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及后来清查其余党所作的历史性贡献这类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相信法院难于或者说根本不会受理此案。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人在法庭上就曾明确告诉原告：“文革”中作了结论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余秋雨在2002年8月底答香港《亚洲周刊》记者问中，装出一副慈善家的面孔，说把“刑事案件”降低为“民事案件”是对我的优待。这正说明他欠缺法学常识，因这原本来属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根本不沾边。
余秋雨告肖夏林一审败诉后，以第一时间写好《上诉书》，攻击北京东城区法院“既说了错话又做了错判”，东城区法院许多“可笑的概念，将被人们牢记”，可终审败诉后又改变腔调“感谢法院对我的洗雪和抬爱”，这不是有点言不由衷么？他如此善变，和他在“文革”中由保守派一下腾飞为“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组“一号种子选手”，何其相似乃尔！
余秋雨是中国文坛最善于吹牛的作家。他在新加坡大言不惭地说：打官司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国建立法治意识”，可这回他告我以和解而非胜诉告终，告肖夏林则一败再败，这是不是说中国法治就没有希望了？再加上上海《咬文嚼字》资深编辑金文明及其他众多学者一齐“咬嚼”余秋雨，使余秋雨浓油重彩涂的“文化昆仑”的面具被卸下。他连告都不敢告也无法告金文明，说什么“他的问题是经济炒作，并没有损害我的名誉，不必起诉”。这“不必起诉”是“无法起诉”的意思。金文明虽然没有损害他的名誉，可金文明挑错的书《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在台湾再版后，余秋雨的台版书《文化苦旅》由每月销售一千册降为三百册左右，这损失真是惨重。他不想起诉金文明是假的，只是这纯属学术问题，无从下手罢了。这就难怪余秋雨在接受台港媒体采访时装出一付可怜相，说“也想过不再写作，甚至离开中国”；还以“文革”时受迫害的老作家老舍相比：“那时候，许多人只能靠自杀来维持名声，他们是最弱的一群。”他在境外以廉价的眼泪骗取台港读者的同情，在内地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