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谦虚”后不再打官司，就不会引发“政治历史大搜身”的后果。而一旦打官司，即借助法律之内的力量，鼓励被告或知情者在法庭之内一一出来指证余秋雨“文革”中的“硬伤”，这样就会使余秋雨的“文革”行为更广为人知，从而给他造成“非正面的”即负面影响。借助法律力量打官司却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和寻找余秋雨的“文革”真相，这不就是他自己讲的“政治历史大搜身”吗？这分明是尊重而非蔑视法律的言论。何况，判断被告是否藐视法律，是人民法院的权利。原告在本案开庭以前，如何能以法官身份作如此判定？原告这种曲解被告的文章，故意将被告与法律对立起来，试图通过法律程序蒙蔽公众，达到掩盖历史真相的目的，其实质是在玩弄法律，藐视法律。
“余古官司”在某种意义上说系由错别字所引发。余秋雨本来是1968年参加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因我在《论余秋雨现在还不能“忏悔”》一文中电脑出错打成1969年，这便给余秋雨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做文章的机会，他在起诉书中振振有词地说我在捏造事实，因为他1969年已到军垦农场服苦役去了，再也不可能去参加撰写批判“斯坦尼”的文章。
不少文人都有不拘小节的毛病，余秋雨也不例外。他在庄重的起诉书中，竟有两处将大名鼎鼎的媒体《南方文坛》错打成《南方论坛》，还把我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弄巧反拙 欲盖弥彰——评〈新民周刊〉等媒体联合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错打成《弄巧成拙，欲盖弥彰》。我没有以牙还牙，反诉余秋雨捏造了一个全中国、全世界都没有的《南方论坛》加害于我。但当余秋雨的代理律师宣读起诉书说我在《弄巧成拙 欲盖弥彰》一文中，如何制造了加害于余秋雨的“人命案件”时，我实在按捺不住打断他的话说：“我从来没有写过《弄巧成拙 欲盖弥彰》的文章！”
这种否定使合议庭的三位法官感到震惊。
我连忙解释说：“请余秋雨先生严肃些、认真些，我写的明明是《弄巧反拙，欲盖弥彰》，怎么到你们手中，竟变成了《弄巧成拙，欲盖弥彰》？”
反应敏捷的鲍律师连忙反唇相讥说：
“你自己还不是打错了，在《答辩状》中把‘《弄巧反拙，欲盖弥彰》’打成‘弄巧成拙’！”
我的《答辩状》是研究生校对的，想不到自己也受了对方的误导打错了——不过，这也许是美丽的错误，“故意”留下这个错字让对方跳进这个陷阱，把严肃的法庭辩论变成错别字之争？
由于有这样精彩的语文常识辩论，故澳大利亚《华人日报》和《南京晨报》报道法庭辩论时，用的便是《是打官司还是考语文常识——余秋雨与古远清在上海法院打起笔墨官司》的标题，不少朋友看了后均忍俊不禁。其中广西大学出版的语文杂志《阅读与写作》还在2003年9月加以转载，以供中学语文老师讲课或课外阅读时参考。这也许就是余秋雨自己讲的“我的法律行动带有示范性质”吧。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双方开始妥协
在2002年底开庭后，上海法院对我变得十分客气，说以后为了节省我的时间和路费，“不要专门到上海来，只在电话和传真中沟通即可。条件成熟时，等你有机会到上海开会时再调解。”
机缘果然有了，中国作家协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将于2003年3月15日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台湾文学的有关问题。我趁这个机会去上海，法院便决定14日召集原被告双方进一步调解。
仍然是封闭式开庭，到会的还是那几位当事人和法官。不同于上次所挂的“原告”、“被告”的牌子，而用“上诉人”、“被上诉人”代替。
许伟基先生说：“在去年12月开庭时，双方都表示愿意调解，尽管这调解的前提是如此针锋相对。休庭期间，我们分别征求了你们的意见，双方就调解的原始方式进行了交换。今天召集双方主要是谈具体的调解方案。如双方满意，就当场宣布调解成功。请原告代理人先讲。”
余秋雨的代理人鲍培伦律师说：
“原告余秋雨先生因有别的事不能前来参加，他通过我申述如下几点：
1．要确认侵权的性质，被告向原告表示道歉。
2．关于精神损失费的赔偿可以放弃，经济损失费即律师费可以商量。
3．诉讼费全部由被告负担。
4．被告向各家媒体发信或登启事的形式道歉。
很明显，原告的底线是确认侵权然后放弃全部索赔。所谓“可以商量”云云，不过是谈判的筹码罢了。
我的代理人赵家仪律师也说了如下几点：
1．在不确认侵权的前提下进行调解。因为原告参加批判“斯坦尼”小组和写过评“斯坦尼”二稿的基本事实存在。还可用原告写过或参与过署名“罗思鼎”、“任犊”、“石一歌”的文章做旁证，故我的当事人说原告在“文革”中参加过大批判组和写过大批判文章，并非凭空捏造，而是事出有因。
2．我的当事人文章中出现时间上或某个细节上的误差，也就是说材料收集不够全面或表达欠周全的地方，可以做出更正和发表相应的启事。
我的底线是只要对方放弃侵权的指控，其他问题均可做出相应的让步，但诉讼费不能全部由我出，而是按照和解的惯例各出一半。
庭长问我：“听了原告的陈述后，你有什么说明？”
答：“我把原告1968年参加批‘斯坦尼’小组误为1969年，还有把孙维世之死的时间同样误差一年，这均可做出适当修正。至于我用的‘狡猾’一词，是贬词褒用，原告完全理解错了。他认为这是最严重的诽谤，这正从反面说明我没有诽谤他。”
赵律师进一步补充说：“这个案子不能定性为侵权。原告在‘文革’中紧跟‘四人帮’参与大批判文章写作，这是客观事实。我们应该尊重这一事实。我的当事人说孙维世之死是为了说明文章极坏的社会效果，而评‘斯坦尼’一文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是事实。如果说举孙维世的例子不恰当的话，那周信芳、贺绿汀、瞿白音、郑雪来的遭遇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
许伟基说：“你们的调解方案尽管仍有分歧，但就被告承认自己文章有史料差错并愿意改正这一点来说，双方在靠拢，都有进步。至于评‘斯坦尼’一文是否系余秋雨所执笔，调解协议书上要不要出现‘侵权’的字眼，希望双方都加以考虑。”
原告回避，由许伟基做我的工作，希望我就评“斯坦尼”一文系余秋雨所写一事作出澄清。他说：“治学要严谨，不能意气用事。错了就错了，应向原告表示歉意。形式怎么搞都可以，要不要用‘侵权’一词也可以研究。你们要尽量缩小此案的影响，要尽快消化掉。‘文革’毕竟属于敏感问题。把‘文革’老账翻来翻去不好，尤其是在大好形势下，这样翻对安定团结不利。你们两人在海内外都有一定影响，不能把笔墨官司在海内外翻来覆去地打。不是说你所有写的文章都不好，也不能说你研究余秋雨不对，更不能说以后你不能研究他，但你一定要纠正你不准确的说法，只要纠正了就行。你的问题不能光理解为仅仅是更正。要再向原告的调解方案靠一靠。如调解不成，那就只好判决了。以后我们电话联系，再把调解方案作些修改，如果修改得满意可以接受，定下来再到上海签字。”
看来，许庭长要我就评“斯坦尼”一文不是余秋雨执笔做出澄清。他这种要求，我是无法答应，也不会让步的。在时间误差问题上，则是另一个问题。许庭长居然要我在这一问题上尽可能做出否定性的回答，可见他不是受了原告的影响，就是对案情没有吃透。这也难怪，因这个案件牵涉到“文革学”及文学常识一类的问题，这些都不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外。不过，只要把胡锡涛的文章仔细地全面地多看几遍，就不会认为余与评“斯坦尼”一文毫无关系。不要说是专业人员，就是一般读者也不难判断出来。
接着是轮到我回避，许伟基做原告的工作，估计重点是要他放弃侵权的指控，不然就可能败诉。只要放弃侵权的指控，余的底线就彻底崩溃，这个案子也就不成立了。这对余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既有今日这个结果，何必当初雄赳赳地指控我“造谣”、“污辱”、“蔑视”、“诽谤”、“诬陷”、“侵权”、“骂杀”，还有什么“捏造事实”、“恶意中伤”、“人命案件”、“主观恶性”，又过早地宣布此案绝对不能和解，百分之三百打败我呢！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咬文嚼字的“调解方案”（1）
长达半年没有音信，许多朋友或同事一见面就问我：“官司进展如何？”许多人猜，这种官司多半以不了了之收场。
我校一位老师对我说：“法院不打电话给你，你也不要主动打电话给他们。就这么拖着，把想速战速决的余拖到筋疲力尽，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你也就赢了！”
我想：此案在海内外闹得声响这么大，总要有个说法，法院才好向社会交代，不结案是不可能的。目前是受了非典的影响，另方面法院做原告的工作可能很难做，这得有个过程，就耐心等吧。
等啊等啊，终于在2003年8月15日下午6点，等来了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许庭长告知：“经我们做了三次工作，余秋雨已作出重大让步，不提‘侵权’和不再索赔，好容易达到了这一步，这是在过去办案中从未出现过的，总算把‘侵权’这一重大障碍搬掉了。如果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