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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律师是典型的上海人，口齿伶俐，反应敏捷。如果他不是上海出名的律师，余秋雨也不会高价聘用他。但他与我请的两位学院派出身的律师风格不同：不写讲稿或写了却不看，常常即兴发挥，说到激动处便难免“走火”，“罪魁祸首”一词的出现便是“走火”一例。因而我反驳说：
“你越说越离谱了。起诉书上只是说原告是所谓孙维世之死的‘加害人’，怎么到你嘴里便升级为‘罪魁祸首’了？无论是‘加害人’还是‘罪魁祸首’，都是你们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上纲上线所得出来的，我原文中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出现这样的词句。你们把我六千字的文章挑出‘致命打击’四字捕风捉影罗织罪名，这种思维方式和从我近四千字的文章中挑出‘狡猾’一词大做文章一样，是‘石一歌’文风，是把‘文革’遗风带入二十一世纪。”
麻律师说：“胡锡涛文章说余秋雨是批‘斯坦尼’五人小组成员之一，且写过二稿，而胡锡涛又认为自己对‘斯坦尼’的戏剧理论是‘半瓶子醋’，其理论修养比不上余秋雨，‘根本写不出他那种水平’。可见，胡锡涛不可能写三稿时推倒重来，一定会参考余秋雨的那篇‘不仅文笔漂亮，而且内容扎实’的二稿。”
赵律师说：“对胡锡涛的文章要整体地看。对我的当事人谈孙维世之死的文字也不能断章取义。”
鲍律师：“没有断章取义。原告讲的文章发表后给孙维世‘致命打击’的前面并没有‘如果’的定语。”
赵律师补充说：“如果不是将整段中抽出‘致命打击’四个字来做文章的话，那我的当事人的文章谈孙维世时本身是一个假设句，紧接着后面的文字已把这段话否掉了，即由请孙维世作证改请郑雪来作证。”
鲍律师：“我再次强调，《红旗》杂志发的那篇评‘斯坦尼’的文章，任何一个字都与原告无关。”
我说：“这可能吗？初稿、定稿总有‘斯坦尼’、‘文革’还有‘毛主席’这些字眼吧，怎么可能绝对地说任何一个字都与原告写的二稿无关呢？”
鲍律师：“你这是狡辩！”
我说：“我是中途参加余秋雨现象讨论的。我撰文前已有人说余秋雨是‘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并出版过数种批判余秋雨的文集，余秋雨说这给他的名誉带来史无前例的伤害。那么，照他的说法名誉受损在前，而我的文章在后，怎么要我负责？况且，名誉受损是余秋雨自己不承认‘文革’中参加过写作组造成的，这不能怪他人。”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现在开庭！”（3）
鲍律师：“你的文章是进一步加深了对原告的名誉损害。”
我说：“什么叫‘进一步’？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是量化吗？余秋雨在答《亚洲周刊》记者问时说：那么多大批判文章‘给我的亲属、学生和读者带来巨大的屈辱’，这里就是没有余秋雨本人的‘屈辱’，那就等于说没有‘伤害’到他本人。”
鲍律师又说：“不再与你纠缠这个问题。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看到《新民周刊》所发表的《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的？”
我爽快地回答：“当时就看到了。”
鲍律师挥着拳头说：“此文明明说余秋雨‘文革’中表现好，无问题，可你看了后还要继续攻击余秋雨，这充分说明你是主观恶性。”
我答：“我认为这个‘调查’严重掺假不可信。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余秋雨，与他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关系，何来诽谤动机和主观之‘恶性’？！”
鲍律师：“在‘调查’一文中，胡锡涛还说评‘斯坦尼’一文是他一人执笔的，与余秋雨无关。”
麻律师：“胡锡涛的文章真假相掺，前后矛盾，其言其文不可完全相信。”
的确，胡锡涛说的那简单的两句话，并没有更正本质性的东西，即并没有更正余秋雨参加过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和写过二稿这一基本事实。何况，“与余秋雨无关”并不是正式的《更正启事》。只要仔细读胡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就可发现胡锡涛精心制作的《批判斯坦尼，发现余秋雨》的小标题说的是批判“斯坦尼”的全过程，而不是中间那一段。余秋雨写批“斯坦尼”文章 写得这样有“水平”，这样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给胡锡涛的印象太深刻了。如果余是书呆子，只会搞学术研究而不会从事大批判工作，胡就不会把已下乡劳动的余向朱永嘉郑重推荐说：“在写作组所有新老人马以及他们所相识的老少哥儿们中间，有这样的年轻人才吗？”这里讲的“人才”，显然不光是指文学修养好，同时还包括“路线斗争觉悟高”，不然就不可能将其重新调回写作组，并由外围进入内围，到更核心的康平路写作组本部。
双方辩论完后，庭长看到余秋雨一声不哼，就问他有无新的陈述。
原告终于开口了，他开头除批评我研究他却不采访他外（详见下节），便开始“痛说革命家史”：“我祖母与毛泽东主席同龄。‘文革’开始后，我父亲被宣布为‘阶级异己分子’，祖母完全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叔叔也挨斗，后用刮胡子的刀片割脉自杀，被抢救过两次。在‘文革’初期，我受到造反派的迫害，一直挨整。‘文革’中期由于我毕业鉴定上写的是‘受修正主义毒害很深’，故我被发配到外地的军垦农场服苦役，一天也没有回过上海参加大批判写作。我是‘文革’的真正受害者……”
余秋雨在《苍老的河湾》（《美文》2002年第4期，另见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9月、10月）所谓“文革”回忆录中，和这次在法庭上的发言一样，不是控诉——诉说自己在十年动乱中遭受的迫害，就是表功，说自己最早反对“文革”。然而，这些都经过剪裁和加工，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如余秋雨承认在“文革”初期做过保守派，而造反派与保守派尽管势不两立，但就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和“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点来说，是没有什么本质不同的。造反派固然大批特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保守派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的坚定性和摘掉对方给自己加的“保皇派”帽子，也斗“走资派”。所不同的是，保守派打的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些“死老虎”而已。
不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在十年动乱中起了重要作用，只有一派动不起来，也乱不彻底，因而无论是哪一派，都应该反思或曰忏悔。可余只说自己受到别人批判的一面，而不说自己批判别人的一面，从而掩饰自己也参与制造民族悲剧的事实，这就难怪庭长打断他的话说：“你离题扯得太远了！希望你简短一些。”
余终于从回忆中清醒过来，明白现在是法庭辩论，而不是自己在跟青少年作报告，便说：“这次好在没有公开开庭，要是把被告提供的那些清查材料流传到社会上去，那怎么得了？”
我听了后想：“法院不公开审理的做法，正好保护了余秋雨‘文革’中的劣行不被曝光。难怪余秋雨庆幸没有公开开庭，这句话原来是在向法院表示由衷的谢意。”本来，他是强烈要求公开开庭的，还扬言要搞什么记者招待会。现在他看了这些铁证如山的清查材料后吓怕了，才庆幸没有公开开庭，这就是所谓“狡猾”也。
余又说：“那些揭发材料均没有作者本人签名，怎么可以作证据？孙光萱为什么要私下保留这些材料不上交，其目的是什么？上级任命我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这就等于为我平了反。古远清提交的那些清查材料，作用不大，因当年的清查是在两个‘凡是’期间搞的，没有法律程序，不能作依据。”
庭长见他说到敏感问题，连忙再次打断他的话说：
“你不要离开本案谈这些事！”
我举手要求发言，得到允许后，我说：
“报告庭长，余秋雨否定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所取得的重大成绩，是政治问题而不属法律问题，与本案无关。”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现在开庭！”（4）
余接着说：“古远清颠倒事实的程度真令人惊讶。我十九岁大学毕业，其鉴定对我政治上的评语就很差。至于说到评‘斯坦尼’五人小组的五个人，他们对评‘斯坦尼’体系一文一个字也不能负责。因此文是胡锡涛执笔的，我当时写的是一篇研究‘斯坦尼’的学术论文，我为自己在那个环境下能坚持学术写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反驳他说：“你写过此文的二稿，胡锡涛还说你的稿子有‘应景文字’，这‘应景文字’ 在当时来说就是打倒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文艺黑线头目’周扬。‘文革’初期的大批判文章都离不开这个内容。江青、姚文元亲自布置的文章居然会写成一篇学术论文，岂非天方夜谭？”
余说：“你们只有孙光萱一个证人，而且他证明的也不是我写过评‘斯坦尼’的文章。”
我说：“胡锡涛的文章后面讲到，1975年冬你在胡的‘老战友’面前炫耀自己写过批判‘斯坦尼’一文，这条证据就足够了。在我提供的其他证据中，孙光萱写的《我为余秋雨先生感到害羞》谈到评‘斯坦尼’一文时说：‘余秋雨是积极参与者’。这怎么不可以证明？”
余：“你还说我写了‘篡夺最高权力’的文章。”
我说：“香港《亚洲周刊》把我讲的你写了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文章擅自改作‘篡夺最高权力’，我已要求他们更正。可该刊站在你这一边，不给我更正。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