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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新民周刊》扩大影响，以后各地报纸果然上当受骗，纷纷转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金仲伟的做法使我很自然地联想到贵刊同篇报道中有关王素之同志那番访谈的真实性。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开始时，王素之同志是工作组组长，但不久即调回北京，以后一直是由我负责的，直到清查结束，写出总结报告为止。写作组除了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女）等少数头头外，多数成员未作组织处理，余秋雨虽非头头，但他是朱、王、陈的得力帮手，不仅能写能编，还负责统稿，我写的总结报告中也曾提到过。客观事实俱在，金仲伟等人硬要把余秋雨说得如此完美无缺，只能引起知情者和广大读者更强烈的反感。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被谎言所激愤的夏其言（2）
综上所述，我坚决要求：
一、 贵刊负责人自接信之日起的两周内，写信到我家（地址见信封），向我正式道歉。
二、 你们自接信日起的两至三周内，在贵刊上公开发表更正声明。
否则一切后果理所当然应由金仲伟及《新民周刊》负责。
最后，我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建议你们将此事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在编辑部内进行广泛讨论，进一步明确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夏其言
2000年11月1日
开始起草此信时，并无强烈要求《新民周刊》限时更正的文字，后来特地加上这一句。为了寻求上级领导的支持，夏其言还把抗议信转送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殷一璀女士（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负责人丁法章、金福安。《新民周刊》迫于夏其言在新闻界的崇高威望和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只好于2000年第51期（12月18—24日）刊登了《本刊说明》：
本刊今年第34期发《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一文，引用原上海市委清查写作组工作组组长夏其言同志的话“余秋雨没有问题”应改为“余秋雨没有大问题”。现查明由于稿件刊发前未经夏老过目，刊发后未送样刊，致作者笔误疏忽未及时纠正，并经外地报刊转载，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本刊在此特作郑重更正，并向夏老道歉。
标题不叫《郑重更正》而叫《本刊说明》，把凭空捏造夏其言所说的“没有问题”更正为因“笔误”漏掉了一个“大”字，且又用小号字登在极不引人瞩目的角落里，说明该刊的更正是言不由衷的。即使这样，这个“说明”还是夏其言几经交涉才得于刊出。该文作者金某曾到夏其言家中去过几次，其后又送了一封长长的以“检讨”为名实为辩解的信。其中虽有“道歉”等词义，但夏其言还是无法接受。最后，《新民周刊》副主编丁曦林和原作者一起去医院探望夏其言，夏又一次严正指出必须向他道歉和向广大读者“郑重更正”。更正初稿写好后，夏又作了一些修改，亲自加上“以讹传讹，造成恶劣影响”等字样。
夏其言虽然住在医院，信息不灵，但仍十分关心余这些年来的动向，对他在“文革”中的错误不肯反思一事表示强烈不满。2000年12月21日，夏其言在医院给孙光萱写了一封较长的信，其中云：
你要的那本《回忆录》，我已告诉我女儿，叫她尽快印（刷）挂（号）寄给你。拙作写的是我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全文两万多字，最后有一段“不是多余的话”，也作了几句自我批评，因此送了一本给余秋雨，是劝他对自己在写作组的所作所为也好好反省，做点自我批评，这对他是无损的。但这家伙竟置之不理，难怪有人说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作为“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感，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的余秋雨，一说及“文革”“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朱学勤）夏其言劝余秋雨要“好好反省”自己当年在写作组那一段经历，就是希望他也能开放“忏悔的黑玫瑰”，勇敢地负起个人在民族悲剧中的责任。“但这家伙竟置之不理”，由此可看出夏其言老人对余掩盖历史真相的鄙视态度。
我和余对簿公堂时，曾把夏其言的信当做重要证据提供给法院，以证明余在“文革”中确实有问题，并说明余秋雨善于假手他人作伪证。在法庭辩论时，余十分害怕此信的内容，其代理律师说：“此信与本案无关”。这就是说，余不敢否认或者默认了此信的真实性，只是与《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无关罢了。可夏其言的信虽然没有说到“斯坦尼”问题，但明确指出余“文革”中是有问题的，这问题显然包括余所写的一切大批判文章在内；夏又说余是写作组一号头头朱永嘉等人的“得力帮手”，而朱是评“斯坦尼”一文的主要组织者，这怎么能说与本案无关呢？
鲍律师还说：“不能相反就成立，即夏其言说余秋雨‘没有大问题’不等于就是‘有大问题’，而且不能说《新民周刊》的调查整篇文章都是虚假的。”其实，《新民周刊》的调查有一节《寻找最权威的结论》，此为全篇的文眼和主干，而这主干系由凭空捏造夏其言的谈话组成，且夏老还健在时就公开捏造，这胆子真够大的了！文眼和主干既然是谎言，这怎么能叫人不对整篇文章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呢？对方完全明白，只要有夏其言这封信，就可打破原告自己吹嘘的他在“文革”中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且是坚决反对“文革”的这一神话；具体在本案中，就可说明我指出他在“文革”中参加过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并非空穴来风，指出他写过大批判文章并非凭空捏造。余十分清楚此信内容的权威性——用《新民周刊》的话来说这是讲余“文革问题”的“最权威结论”，因而余秋雨在答北京《华夏时报》记者问时恐吓我不许在“别的问题上扯来扯去。”夏其言这封信无疑是他害怕别人所谓“扯来扯去”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于2002年10月底去上海参加复旦大学主办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时，得知夏其言于前几天即10月23日在华东医院病逝，享年八十九岁。《解放日报》2002年10月25日刊登了他病逝的消息和简要的生平事迹，我托朋友复印了一份当作纪念。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周培松挺身而出
在上海除有夏其言这样主持正义的文化人外，另有一位同样挺身而出的原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总支书记周培松。
周培松（1932－ ），江苏南京人，1949年12月参军。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斗时，荣立三等功一次。1958年复员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后一直从事戏剧理论与戏剧教学工作，除创作、改编四部大型戏曲剧本上演外，并发表戏剧理论及报告文学、剧评、散文等四十余万字，出版有论文集《戏剧的倾斜与制衡》，并写有回忆录《神州一觉五十春》。
周培松于1979年奉上级指示，和别的干部一起补查原戏剧文学系毕业生余秋雨的“文革”问题。1979年上半年，夏其言在市委办公厅召集部分单位开会，把上海市清查工作中群众意见颇大或没有完全查清的“说清楚”对象放到本单位进一步复查，其中上海戏剧学院分到的有余秋雨一人。周出席了那次会议，会后并将内容向上级作了汇报。
我在2003年8月17日晚到上海徐家汇访问了周培松，我们一边喝着热气腾腾的龙井茶，一边翻阅《戏剧的倾斜与制衡》自序，其中云：“我过去认为、至今还认为，‘文革’十年即使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太奇特，太值得回味了。例如，那时发表了什么大批判一类文章，许多人就由不得的像那待宰杀的牲口一般露出惊骇的眼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人们面前出现的那把流淌着血水的快刀就是笔杆子功能一种精致的转换。尔后，笔杆子们借着那倒下的人的鲜血染红了头上的花翎顶戴，同时臆造出种种精妙绝伦的理论，使人心安理得地对待这种处境，又文质彬彬地完成了第二种转换。如此这般的经历，现在的年轻人没遇上实在是一件幸事。不过对笔杆子的功能，则少了一层感性的认识，当然也不会触及这个过时的、颠倒迷乱的故事了。话说回来，今后倘若有这个营垒的人物或做法卷土重来，那么年轻人在思辨的突破上倒是可能获得对比观照的乐趣，不无裨益。”想不到，周培松的话竟不幸而言中：而今，当年“笔杆子营垒的人物”余秋雨“卷土重来”，用打所谓连环官司的“小文革”方式翻清查的案，这引起了周培松的严重关切，因而他打开话匣子回忆道：
“余秋雨为什么敢告你？上海戏剧学院有些人议论说，是因为戏剧学院了解余秋雨情况的老人，或去世了，或离退休了。中年人对他有所了解，但还在岗位上，可能有所顾虑。我为什么敢站出来支持你？我曾参加过上甘岭战役，枪林弹雨都经历过，‘文革’的味道也耐心地尝过，可谓‘曾经沧海’了，还能不识一点是非与真假吗？我部队复员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1961年毕业。1973年又调回戏剧学院工作。2000年看到《新民周刊》严重失实的报道后，我曾和上海戏剧学院的几位老人向市委组织部和《新民周刊》反映过余秋雨的问题。余秋雨参与评‘斯坦尼’一文的写作，我记得他当面承认过，这在上海戏剧学院是人人皆知的事。余秋雨当时年纪轻轻，能担负起这一重任，他也以此为荣，现在如果将此否定，那历史不成了可捏可搓的泥人吗？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弄清余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