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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并且他们也是我们自己行动的至关重要的目标。至少，我们必须和他人共同生存，让我们的行动和他们相协调；并且在人类社会的更高阶段，与他们相互合作。社会环境的问题是它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我们引起了复杂性的全新维度：我们经验（感知）并理解的其他人类成员的主观的‘自我意识‘”（Luhmann 1979： 6）。但是，与他人互动，我们必须时刻预期构想他们的行动。“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基于预期的无休止的行动过程，这种预期部分是认知的，部分是情感的，部分是伦理的”（Barber 1983： 9）。
最常见的是，由于我们不可能准确无误地预测他人的行动，我们的预期很弱。“没有人能知道他人在将来如何行动（Dunn 1988： 85）。如果我们有完全有把握的预测和很强的、确定的预期（expectation），谈论信任将是离题的。但是面对其他人，我们经常——并且也许比在面对自然现象的情况下更经常——处在一种不确定的、令人迷惑和惊奇的状况下。部分原因是认识论上的，我们还缺乏重要的知识。面对他人的独特行为，我们既不能充分了解人类行为的机制，又不知道他人行为的动机、目的和原因。我们体验过“他人的意图和思虑的不可理解性”和“可选择意图的根本差异性”（Seligman 1997： 43，46）。以下看法是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所公认的：“既然其他人有他们自己直接通达世界的路径，并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事物，因此对我来说，他们可能是一个极度不安全的来源”（Luhmann 1979： 6）。“我们与之交往的那些人的动机可以推断，但永远不能直接被了解，而且我们订购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经常是不知道的或只知道个大概”（Kollock 1994： p。317）。
我们必须认识到，那些对我们很重要的他人行为是以与许多人互动的方式行动的，或是在许多人的影响下行动的，这些人组成了他们的伙伴圈子或“重要的他者”（Mead 1964）。所以他们的行动是那些数不清的影响的非常复杂的结果，即使已经知道单个互动的基本规则，我们仍不能在它们的独特联系中理解它们2。
但是，也许不仅仅是缺乏必要的知识使我们经常不能预测他人的行动。这里不讨论关于决定主义的深层次的哲学争论，我只希望指出，可能有一些事情与人的本体论有关。人的行动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多时候它难于给出充足的理由。人们似乎拥有一些基本的行动自由：“令人困扰的采取多种多样行动的潜能”（Luhmann 1979： 39）、总是“以别的方式行动”的可能性（Giddens 1984）、表现反复无常、耍花招——这甚至使我们最有根据的预测失灵。这正是安妮特·贝尔（Annette Baier）所说的“他人的自由决定的力量”（Baier 1986：。250），和亚当斯·塞利格曼所说的“他人的自由、意志、以及因此产生的根本不可预测性”（Seligman 1997： 69）。当我们面对多个个体共同的或联合的行动时，这种不能给出充足理由的特征甚至更加明显，他们复杂的相互联系产生了新的品质——每一个参与者都没有预料到的合力的结果。微观行为的合力造成宏观效应的一些例子是市场上需求和供给的起伏波动：繁荣与衰退、股票交易中的熊市与牛市、政治选举的令人莫名其妙的结果等等。最终，人们展示了一些社会学家所标示的“反身性（reflexiveness）”。这意味着人们依据信仰、知识、对过去经验的记忆和理解而行动；而他们未来的知识状况、他们将持有的信念、他们将拥有的理解，也就是说他们在未来将根据什么而行动是现在——在他们实际上持有它们之前——不能预测的3。人们也能够反身性地根据部分已取得的结果修改他们行动进程；他们能提出修正、放弃互动、辞职、返回等；并且为结束窘困的处境，人们可能通过他们的防御性行为歪曲最初十分合理的预测（自毁预言（selfdestroying prophecies）），或通过建设性的行动使完全没有根据的预言成现实（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Merton 1996： 183…201）。
当我们试图控制而不是预测其他人的行为时，我们会处于同样的困境。我们很少能完全控制他人。只有极端的身体的强制属于这一类。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信任。如果我完全有能力强制执行我所希望的行动，我能强迫他人像我希望的那样行动，我不需要信任他们。“对某人的行为完全的监督和控制使信任成为不必要的”（Giddens 1991： 19）4。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最经常的是我们缺少直接的或完全的控制他人行动的可能性。因此信任变得非常重要。信任和自由是紧密相关的。“一个行动者信任他人预示着他人行动的自由”（Barbalet 1996： 79）。信任是“应对其他人类行动者或其行动自由的一种策略”（Dunn 1988： 73）。
他人能避开我们完全控制的原因与人的意识有关。即使是最残酷的暴君也必然会发现，由于强制，人的身体会屈从于完全的控制，但是思想、意图、想像和梦则不会。甚至在极端压制的情况下，人们也总是有某些选择：顺从或坚持，服从或反对，遵守或规避（烈士、英雄和圣人毕竟也是人）5。因此，试图完全的控制常常会失败。“我们越努力控制未来，越有可能出现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58）。
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发现我们自己处在对未来的行动既不能获得确定性，又缺乏控制性的情形下。我们经常既不能知道，也不能控制他人独立于我们自己的行动将会做什么；并且更有甚者，我们更没把握，也不能完全保证他们如何对我们的行动做出反应。因此，再重复一遍：“困扰所有的社会系统，并且所有的社会行动都必须应对的是未知的［并且，让我加上——不可控制的］未来的不可避免性”（Barbalet 1996： 84）。“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人类环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Short 1990： 181）。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三种倾向性：希望、信心和信任
面对人类困境，我们可以采取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希望（或它的反面：放弃），即相信事情将会是好的（或是不好的）——这是一种消极的、茫然的、不是理性地证明有充足理由的感觉。例如：我希望将来会富有，或我对制止通货膨胀已不抱任何希望。另一种态度是信心（或它的反面：怀疑），即相信某些好的事情将会发生（或不发生）——这仍然是一种消极的，但是更集中的，能部分地证明为正当的信念。例如：阅读犯罪事件的报告，我有信心在这个案件中，法庭会给出公正的裁决（因为以前已经证明它是公正的）。或者，我怀疑降低税率的竞选诺言（因为我还没有听说过那一个政党在赢得选举后会降低税率）。“所以信心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有把握的预期的情感”（Barbalet 1996： 76）。与此相似，怀疑可被描述为一种有把握的不信任感6。因为在有信心的情况下，一个人不是积极参与，而是消极地沉思地观察情景，他有可能对他人、政权、体制、宣传机构、误传的信息、假证件等产生失望，而不是对自己产生失望。就像卢曼所说的“在充满信心的情况下，你有可能会因为外在因素的影响而感到失望”（Luhmann 1988： 97）7。
上面讨论的两种态度——希望和信心——是沉思的、分离的、远距离的、不承担责任的。它们属于命运论，指的是那些在没有我们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 以及我们只在思想中考虑的事件。然而，我们常常不可避免地要通过行动去满足我们的需要，去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不能仅仅“等待和观望”。由于几个决定因素，尽管在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条件下，我们也得行动，做出承诺。那么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风险——事情不依赖于我们的行动，或者将变得对我们不利或正好和我们想要的结果相反。“我们可能被利用的情况在我们的生活领域里是普遍存在的”（Kollock 1994： 317）。然而我们必须冒险，把平安交给命定论，并且加入行动论。威廉·詹姆斯的术语“被迫选择”充分描述了这种挑战（Barbalet 1996： 88）。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积极地做出承诺，如果什么事情出了差错，我们既不能谴责别人，也不能谴责政府或系统。我们只能懊悔我们的行动诉诸的是“内在因素”（Luhmann 1988： 97…98）。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信任的定义
在尽管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我们还不得不行动的情景下，第三种态度引人注目，那就是信任（trust）。为应对不确定的和不能控制的未来，信任（trusting）变成了至关重要的策略。这样理解的信任是“使个体能适应复杂社会环境的一种简化策略，并因此从不断增加的机会中获益”（Earle and Cvetkovich 1995： 38）。“在不知道或不能确定未知的或不可知的他人的行动的条件下，信任是特别重要的”（Gambetta 1988b： 218）。这时它实际上变成了不可缺少的。“完全没有信任，一个人一定会变成紧张症患者，他甚至不能在早晨起床”（Hardin 1993： 519）。这第三种态度与希望和信心的不同在于它属于行动论：积极地参与并面对未知的未来。
在不确定和不可控制的条件下行动，我们就是在冒风险，我们就是在赌博，我们在拿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他人的自由行动来赌博。这样我们就获得对信任的最简单、最一般的定义：〖HTH〗信任（trust）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HT〗8。根据这种定义，信任有两个主要的组成元素：信心（belief）与承诺（mitment）。第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