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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对信任者重要的个人功能和信任对被信任者个人所具有的功能。
（一）对参与者的功能
通常说来，给予他人信任有利于唤起他人的积极性。信任释放和调动人的能动性，释放对他人创造的、不受抑制的、革新的、企业家式的积极精神（Luhmann 1979： 8）。围绕着他们行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低的，因此“行动的可能性随着信任的增加而成比例的增加”（Luhmann 1979： 40）。我们对他人越坦诚，与他人交往就越容易，并越能维持持久的关系。例如，“相信自己的同伴的善行与在政治活动中加入他们的行列有直接的关系”。（Almond and Verba 1965： 228）。并且与我们给予信任的人互动使我们免于焦虑、怀疑和警戒，并允许更多的自由和开放。我们从监督和控制他人的一举一动、时刻“注意他们的手”的需要中解脱出来。“道德秩序建立在把自己封闭于‘契约（covenant）’的自我约束的基础之上。但是它实际上扩大了释放目标（release goal）的‘自由’或能力，并扩展了相互的利益”（Silver 1985： 57）。结果，我们的行为变的更具创新性，远离谨小慎微的路线。我们的能动性、积极精神和自由都提高了。在有些情形中（托付或唤起信任），可能也有额外的好处：我们的信任可能被报之以相互的信任，因此我们将享受被信任的各种利益（稍后将被讨论）。
不信任正好带来相反的结果。我们对开始与他人互动犹豫不决（因此可能丧失重要的机会），仔细检查我们的一举一动（因此保持时刻的“警惕”），并沿着安全的路线行动（避免任何革新）。能动性、积极精神和自由的总的水平因此降低了。在有些情形下，我们可能也会得到相互的不信任以及它所带来的所有有害的影响。“因为信心下降了，为保护自己免于更大的风险和弱点，人们形成了防御性的悲观主义意识……他们可能具有相对封闭的心灵，好像他们已得出结论：他们的同伴并不真正关心他们或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他们据此做出对他人的行动反应。其他人的积极的行为将被看成是可疑的”（Holmes and Rempel 1989： 214）。
但是信任不仅对它的给予者，而且对它的接受者都有积极的后果。“信任是重要的，被信任同样也是重要的”（Gambetta 1988b： 221）。被授予信任提供了正常的社会约束和禁止的暂时的悬置：这样的人、角色、组织和机构获得了“信任的信用”，从立即的社会监督和社会控制中解放出来。这给予不墨守成规、革新性、原创性——或简言之，行动自由——广阔的空间。“信任的寄予允许一个这样的行动，对于被信任者来说，如果没有信任的寄予，这种行动将是不可能的”（Coleman 1990： 97）。还有一个额外的可以看见的好处：被某人信任可以成为其他人也给予信任的证据，所以，收到信任提高了一个人在其它事务中的可信性（例如，当因为一本书是最畅销的，我就买了它时，我是追随千百万读者所给予的信任。随着读者的每一次增加，书的可信性提高了。或如果我知道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把钱存入那个独特的银行，我更可能把钱存入那里。银行的可信性因为每一个可靠的存款人而提高了）。获得能带来可信性提高的信任对于政治家、学者、运动员、临床医生、记者来说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并且对于像军队、警察、政府这样的机构来说也是这样。而不信任正好导致相反的结果。通过其他当事人的时刻警惕和控制，它捆住了一个人的手脚。它把行动者推向安全的、防御性的行动路线并使其避免“做出头鸟”（sticking one's neck out）。它剥夺了一个人所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因为不被信任而被拒绝给予或不被委托。总之，它导致积极性的减少、孤立和预防性的敌对行为。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对更广大的共同体的功能
信任不仅对参与者，而且对信任得到普及的更广大的共同体（团体、联合会、组织等）有重要的功能。首先，它激励社会性和与他人一起参与各种形式的联合，并且以这种方式丰富人际联结的网络，扩大互动的范围，以及允许更亲密的人际联系。换句话说，它增加了埃米尔·迪尔凯姆所称的“道德亲密性（moral density）”（Cladis 1992： 196），和现代学者所描述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Putnam 1995a； 1995b； 1995c）、“自发的社会性（spontaneous sociability）”（Fukuyama 1995： 27…29）或“市民的约定（civic engagement）”（Almond and Verba 1965： 228）。其次，信任促进了沟通的扩展，并解决了阻碍自发的集体行动的“众人致误现象”（pluralistic ignorance）（Allport 1954）。第三，信任鼓励对陌生人的宽容和接受，鼓励把文化和政治差异看成合法的——因为它允许以一种没有威胁的方式看待它们。用这种方式，信任抑制了群体内的敌对和陌生人恐怖症（xenophobia）的表现，并缓解了争执（Parry 1976： 129）。第四，由于认同意识，信任文化增强了个体与共同体（家庭、民族、教会等）的联结，并产生强烈的导致合作、互相帮助、以及为他人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倾向的集体团结。第五，当信任文化出现时，交易成本被显著降低，而合作的机会被显著地提高了（Offe 1996： 10）。简言之，“当信任存在时候，参与和行动的可能性增加了”（Luhmann 1979： 8）。
另一方面，通过导致孤立、原子化、联系的断裂、以及人际网络的衰退，不信任侵蚀着社会资本。第二，不信任关闭了沟通的通道，导致社会成员孤立，并产生“众人致误现象”（Allport 1954）。第三，不信任动员防御性态度、敌对的刻板印象、流言、偏见、以及彻底的陌生人恐怖症。第四，它疏远并彻底将一个个体排除在外，刺激他寻求另外的、常常是违法的认同感（团伙、黑手党、不正常的亚文化等）。第五，通过一种晕轮效应（halo effect），同与外人的关系一样，弥散的不信任文化很容易扩散到群体内的人际行为。在这两种情形下，由于不断警戒的需要所花费的交易成本显著提高了，而合作的机会受到了阻碍。“互相不信任的人们将结束合作，除非在正式的规则和法令系统下，这个系统必须通过谈判、同意、提起诉讼和强制，有时通过强迫的方法来维持……换句话说，社会中广泛分布的不信任强加了一种税”（Fukuyama 1995： 27…28）。
现在让我们转向随着我们信任的给予参与者的可能的反应。依赖于信任的性格，参与者可能做以下反应：证实所预言的信任，归还所托付的东西，或报之于信任。对于那些给予信任的人，满足了他们的信任，允许他们收获通过信任的赌博所期望的所有利益。如果他们的预言变成现实，行动证明是有效的（例如，如果我投票选举一个政府，期望它降低税收，而它确实降低了税收，那么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如果所托付的东西被照看并归还了，我兑现了我所想获得的（例如，如果银行明智地投资储户的存款并给我带来良好的收益，显然比我把钱放在家里收益更多）。如果试图产生相互信任唤起的信任的确是互惠的，我从被信任以及它所带来的所有东西中获益，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我还获得了两个额外的好处。第一，我因为打了个好赌得到了心理的满足，这提高了我对自我的评价，而且使我倾向于在未来更信任他人。第二，我扩大了这些对象（人、机构、公司、产品等）的个人储备，他们被证明是值得信任的，并且因此在未来是可以被信任的。相反，如果我们的信任被背叛了，它带来了在给予信任时所委托的资源的损失（承担错误的期望的行动证明是无用的，错误托付的东西丢失了）。因为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同样也会有心理的伤痛，并伴随着自我效能的降低。惟一的安慰是我们在未来可能知道的更好，被警告提防特定的参与者，从而有可能避免未来潜在的损失。
符合信任的要求对被信任者也有看得见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它增加可信性，这在未来的交往中可能带来更多的利益（例如，政府可能再次赢得选举，商店被再次光顾，银行吸引更多的存款，或朋友告知更多的秘密）。另一方面，背叛信任虽然可能带来短期的利益（例如，通过欺骗消费者得到额外的好处），但破坏了未来的可信性并关闭了未来有利交易的可能性（例如，消费者再也不会光顾，并且坏名声可能被传播开来）。在有些情形，一旦信任责任机构支持和“保证”，背叛信任可能带来损失惨重的惩罚（债务、诉讼、赔偿）。因此通常背叛信任是非常不利的。
信任总体上被实现——证实、归还、或回报——的情形不仅对参与者，而且对广大的社会都是有作用的。它产生秩序和安全的感觉，并且鼓励合作。因为它提供伴随信任的满意经验，它可能导致信任的提高，并为信任文化的出现做出贡献。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信任功能的相对化
存在信任的一般功能和功能失调。它们的意思总是明确的吗？无理由的信任（对各种独裁者的盲目的、天真的信任）是好的吗？或以给予相互信任来回报玩世不恭地伪造对我的信任只是为了从我的信任中获益（就像在由商人展示个人关注的模式的伪礼俗社会中）的人是好的吗？我们立即可以看到信任的功能性（functionality）和功能失调性（dysfunctionality）是相对于它的知识论基础的：目标的可信性。
（一）相对于可信性的信任功能
简单地说，信任可信任的对象是有用的，而不信任不可信任的对象同样也是有用的。让我们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