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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才做出承诺看起来是谨慎的。而如果赢面低的时候下赌注，或赢面高的时候错过时机就是轻率的。只有在我们不考虑赌注的大小——可能获得的目标的价值，以及丧失这个目标的价值或由于没有行动而招致的费用——的时候，这才是正确的。当然，如果信任的风险高而获益低，不做承诺，延缓或收回信任是谨慎的。拒绝在杂货店以低价购物而去一个值得信赖的商店，即使支付稍微高一点的价格，这样的人是谨慎的。相似的，如果风险低而收益高，冒险并给予信任是明智的。与其它较慢的交通方式相比，每一个登上飞机的乘客冒了一个相对来说较小的风险，赢得的是很多时间和舒适的旅行。因此，相信装备和驾驶飞机的匿名的机械师和飞行员是明智的。
但有很多相矛盾的情形。如果出现坏结果的机会高，对信任的担心可能因一旦信任兑现可能获得的目标的高价值或如果不信任所招致的高代价而缓和。看一看一个被诊断为癌症的病人的案例：即使实验性的外科手术成功的机会估计只有10％，也决定去做。他承担风险去信任外科医生，因为成功的奖赏——拯救生命——非常高；而收回信任，不做外科手术的决定的代价同样是致命的——不可避免的死亡13。因此，即使风险很高，如果成功的奖赏更高——将达到的目标是非常值得的或更甚于此，是绝对生死攸关的——下赌注于信任，做出承诺是明智的。
相反的情况也是如此的：即使风险低，如果对信任的背叛非常罕见，几乎不可能，但仍有可能，背叛仍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和很高的代价：换句话说，失去的赌注非常高，收回信任并做各种防范是明智的。看一看机场控制的例子。每一个乘客经过磁性检查门并被搜查时的不愉快感起因于预设的不信任：把每个人都看作潜在的走私军火的恐怖分子。在门前排队的乘客队列中真有恐怖分子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但仍然拒绝给予他们中的任何人以信任。让恐怖分子登上飞机可能导致的代价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对乘客和行李安全检查所带来的巨大花费和不方便具有充足的理由。或者可以看另一个例子：在计算机上写这本书，我现在不断地备份文本。它既费钱又费时，但如果罕见的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断电或计算机崩溃发生了，赌本就太高了。
在所有这样的考虑中，中介的、起调节作用的因素是对风险的主观估计，以及个人的冒险或规避风险的倾向性。“对风险的认识和估计是非常主观的事情，……它把人们区分开并引发不同类型的个性特征——寻找风险 （riskseeking）或规避风险 （riskavoiding），相信或不相信”（Luhmann 1988： 100）。为风险自身的目的赋予其价值也是人类独有的特质14。有些人以探寻和享受风险为目的15。这能充分减少患得患失。对一级方程式赛车手来说，冒险的喜悦甚至可能超过获胜的金钱奖励所能带来的喜悦，尽管要冒很大的风险，他们会使竞赛成为主观上明智的行动。对于大的投资者来说，在股票交易中博弈的冒险性本身可能比高度不确定的和未知的收益更刺激。
让我们看一看如果包含在我们信任中的预期没有实现将会带来心理不愉快的第二级风险。这里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主观的领域，它可能随着每一个个体而不同。有人对他们估计或预测的失败高度敏感，由于信任缺失导致的失败结果，他们很容易责备自己，失去自尊。在他们的每一个信任行动中，第二级风险相对来说比较高。对他们来说，如果所有其它的考虑都是一样的，避免盲目信任（trustgiving）是更明智的。有人具有很强的自我防御性，能借口各种各样的合理化理由来解释他们的失败，把过失推到他人或环境身上。如果他们从汽车经销商那里购买了众所周知的次品车，他们会谴责不完善的信息、商业广告的误导、从同事那里得来的不好的有背于他们信任的建议，但从不会谴责他自己的轻信。在这里第二级风险是较低的，因此，对有这种心理气质的人来说，如果所有其它的考虑都是一样的，在不那么谨小慎微的信任行为中，做这些“信任的跳跃（leaps of faith）”是明智的。
第三级风险的情形，与完全由于受托人而给予信任的那个行动相联系，与受托人的外显的或内隐的接受相联系，在审慎的计算中的新因素是给予信任的信用的纯粹满足。就像准备一个礼物，它让人感到自己是宽宏大量的、慷慨的和慈善的，并通过接受者的感激反应提高了一个人的自尊。在我的不值得信任的美国学生的例子中，我面对很高的赔率（odds）而给予信任，正是因为这种源自信任而不论行动结果如何的主观满意感。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她对信任的最终背叛所带来得损失。
第二部分：信任的概念谨慎的和轻率的风险（2）
第四级风险涉及把某些有价值的事物托付给其他人。这就产生了现在控制我所看重的东西的人滥用与私用——甚至敲诈的可能性。谨慎的信任要求对这个弱点给予某些限制，保留一些备用的选择。完全寄希望于另一个人的仁慈似乎是不谨慎的。尤其不谨慎的是我们情愿托付最高的可能价值，即我们自己，放弃控制我们的资源，交托我们所有的财富，分享我们最深层的秘密，向他人完全敞开我们自己，放弃所有的备用资源。“如果委托者托付给受托者的东西中包含任意支配的权力，那么委托者就要冒这种权力被滥用以及这种滥用被成功掩盖的风险”（Baier 1986： 239）。因此，如果对信任的背叛所招致的可能的损失太高，建立防范措施，限制托付物的价值，保留给自己一些储备，建构备用选择，建立保险就是谨慎之举。
但是这种原则不是没有例外。如果托付带来得利益非常高，那么即使很高程度的风险、弱点、暴露，也可能是明智的。当那个无条件的托付行动本身可能成为一种手段以激发报答的义务、感激的感觉，增加关系的亲密度并因此对托付的事物实施我们预期的爱护，或增加针对我们自己的善行（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独立性）时，它就更是明智的。相互的爱、有益的友谊、亲密的家庭关系是这种情况的很好的例子。如果我们要争取那些东西，而在是否给予无条件信任、建构防御性的保险上拒绝敞开、犹豫不决将是不明智的。例如：通过破坏相互信任并导致离婚，婚前的财产契约可能已经损害了很多婚姻。即使在这样的结局中它使参与者减少了很多麻烦，这种逃避条款的代价似乎也太高了17。把我们自己无条件地托付给他人照看可能是明智的另一种情景，是从专业人士——医生、律师等——那里寻求帮助。在这里，它可能作为唤起较高的值得信任性的一个很好的策略。“当事人很听话地把命运交到专业人士手中可能明显地提高有利结果的机会的反应，……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负完全责任的感觉能把专业人士调动起来，并激发他们顽强的决心，想方设法避免辜负当事人的信任”（Merton； Merton； and Barber 1983： 22）。相似的论证是由吉登斯提出来的。他断言：在后传统社会，当值得信任（trustworthiness）不能想当然地获得，而赢得信任是经常的需要时，应用“主动的信任（active trust）”策略——向他人“开放”，表露情感——即使是冒险的，为了产生出值得信任的义务——无条件的信任可能也是明智的（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187）。
为了分析，区分四种类型的风险是必须的，但我们必须再一次声明，在真实的生活情景中，它们经常以各种排列同时发生，因此把信任的行动评价为完全谨慎的或完全轻率的是十分难以解释的，而且经常是矛盾的。再看看背叛了我的信任，既没有寄回应诺的论文，也没有寄回借给她的书的学生的例子。给予她信任的信用，我的行动是谨慎的吗？当然，依据事后才知道的事实分析，它似乎是非常轻率的。但是，我们必须着眼于我发现自己在被辜负之前的情景。考虑到她的以前的学术表现（低的分数和考试不及格），她可能没有能力写那篇论文的第一级风险相对来说是高的。但是，赌注是相当低的：我并不真正在意阅读她的论文，所以没有达到我期望的可能性的代价是可以忽略不记的。因此，从这种视角来看，相信她仍然是谨慎的。
令人感到耻辱的是第二级风险——我过高地估计了她的能力——这对一个有经验的教师来说是不适当的。但通过指明因为只在夏季学校中教书（既然它是事实），我对她了解很少，没有评估她以前的学术记录，而且可能被同事误导了——他称赞她以前为他做的工作，这种不适当性就容易减轻了。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心理的代价也是低的，所以我的决定是谨慎的。
真正的心理伤痛只来自于第三级风险的结果。由于与一个显然不诚实的人接触，我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并有厌恶的感觉。当然每个人对说谎者、叛逆者和骗子的容忍水平是不同的。而我的容忍水平正好是很低的，所以我感到非常苦恼。鉴于对自己的了解，我应该估计到被背叛的第三级风险是很高的，因而应该在给予信任的信用时更迟疑一些。从这种角度看，我的表现是不谨慎的。最不谨慎的行为是忽视了第四级风险，把一本有价值的书交给了一个我不了解的人。在此，失去这本书的可能性是切实存在的，而且由于它涉及到我必需的非常珍贵的那一本，这种丢失的结果应该被看得更严重一些18。
现在，只要综合考虑风险的这四个维度，我们就能得出结论：总而言之似乎是，我的行动不谨慎，我的信任是没有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