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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法院所为，尤不应算我们晓得，晓得了，亦付之一笑。
弟非以为此案不当辨正，此案既不打官司（因此时若反控亦非易），也只有写成一本书，以告天下后世。
我写我之经过，一定写。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张继死亡 郑烈危惧 大赦与抗议的纠纷（3）
若见《人报》，先生欲登广告，若非全般辨正始末只辨正一二人，尚自云泄漏秘密、处罚过等等，什么泄漏秘密，乃全般中之一大事。先生不先叙，即在告白中承认，别人哪里看得懂？故先生此次之辨正，乃非辨正。全般事实不明，仅仅要表明先生是正当，请教：请先生看了他人如此辨正，有工夫来替你细细了解么？？
先生是好人，哪个不知，何人不晓？法律要当你好人，必有全般明白。
先生最好此时提起法院哈哈大笑，说道：竟有此事吗？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照先生古栗各六之辨正、看报者哪有工夫绞了脑筋来研究，看见朋友，付之一笑，以表先生之大度，不打落水狗，比辨正好得多。
至于辨正，不若将此事原原本本做成一本书。要从起头至末尾，按段实叙，详记不可。
若先生要救目前之急，惟有看清楚了，升一个官（恐所得无几）最好，能卖画卖字，收入亦佳，何必自寻烦恼。
至于一本书，亦可天天记一点。
此种打落水狗之行为兮！非我等目前所应为。
最好绝不提及法院兮，保持我们之伟大。
勿叩 道安！？
弟敬恒顿首 二十四夜
我看完此信，实在感慨万千，稚老有他的道理，显然是世故太深了，其中 “要写一本小说，世人方才看得懂”，倒是真理。处处以做官及解决生活，这是一般的现实世故，却看错了我。
至于以不提法院为伟大，他只有一个立场，是护政府与国民党之短，没有其他的道理。“先生是个好人，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如今是法院说我是坏人，岂止坏，且有罪。所谓“故宫盗宝案”，积非成是，全国乃至世界都成新闻。
张继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固然有功，但在家惧内至于公然陷害朋友，将易培基以活活逼死不算，还要赶尽杀绝不与他为伍的人士。手段恶劣到极点。我的要登一启事，不是要表明好人，更不是想做大官，只是为了要站起来否认法院无耻与卑鄙的宣判，尤不能接受这种赦免而已。一般够朋友的人，都没有异议，以为应该这样做。
我商量到当时一般公认的法学家权威王亮畴（宠惠）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他们这种处分，自然不大合法，但是，在他们省事多了，不要说什么理由。（因为根本他们没有什么理由可说，当事人不服，请求必须经过公审，那是合法的。但是结果还是你吃亏；因为，他们没法不准许你的请求，却可以重行侦查为理由，永远十年八年地拖着，不了案，你有什么办法呢？我看，你简单地说几句话表示不服，再不要碰什么人，以免惹起别人的难堪，同时站住自己的立场，是应该的！”？
他的话切于事实，和平而比较中正，也可以看出倒来倒去，都是执法的有办法，我们是受迫害定了。在这样的政府与法令之下，我们一个善良的服公者是不会胜利的，在他们这样营私卑下的污吏是不会有公道的！我在这种非常明显的指示下，我不能不委屈了，于是我另外拟了一个“不碰人”的稿：
迳启者：读一月九日贵报载：易培基案不予受理一则，主文开：“李宗侗、吴瀛免诉；易培基部分不受理”等语。（理由略）查此案阅时十有八年，易前院长以含冤莫白，赍恨以终，亦且十有二载矣。今兹告一段落，同人忠而获略，功而得罪，暂不欲有所申辩。顾以侵占为由，岂有不追还赃物之理？即此一端，可知冤诬。内省不疚，他可勿辨。是非姑暂置诸勿论，公道必且彰于异日！友好咸以为询，不能一一作答，请代公诸来函，以正视听，藉答悬系。不胜纫感。此致南京人报
李吴瀛 同启 二月六日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张继死亡 郑烈危惧 大赦与抗议的纠纷（4）
我将此稿给王亮畴（宠惠）看了，他非常赞成。我一面函达李玄伯，叫他去再向吴稚晖接洽，要他同意。同时又写了一封给吴稚晖，信上写道：
稚老宗长赐鉴：
奉教，爱之深而谋之至，意在始终成就其伟大，惭惶交并，敢不敬承？然有不可不辩者，以言夫公，此案在社会上之不明，误于鹿山先生（易别字）之不能到案出面，一般之责问，皆谓被告既无罪，何以不敢出头？故母夜叉得以乘其虚，而郑烈辈得售其无耻之奸。
直至现在完案，而尚不能站起来说一句话，则鹿山先生已去，责乃在后死。后控实为上策，而不幸对方失去一巨憝，人且以为打死老虎，亦即长者之所谓打落水狗也。其实巨憝既哀荣极一世，母夜叉亦尚堂堂中央监委，一般捧拍之法官，亦正南面坐堂皇，狗何尝落水哉？然而老虎之死则为事实，而反控既尼之者众，实力又皆在恶势力之手，势自不许。
是以想站起来说一句“人应说之话”，听与不听，懂与不懂，权在他人之知能与兴趣，固无从相强，亦无由预定。因有此公开之抗议，而复私人记载文字有对照研究之可能。否则天下后世，即以长者之重，或且有疑为“阿私所好”，而故作疑阵与烟幕者，而彼则铁案如山，终为中央图书馆第一号考古类之煌煌巨制也（详前）。
更进言之，则此类法官之蟊贼，老虎而在，则群为吠影，老虎尸骨未寒，又急急缩头为掩盖，使被害者永远甘于浸在粪窖之中，与彼同其臭，而不许一冼，此未免使此辈过于便宜而对被害者之为残酷太甚乎？此在清明之世必在诛夷之列者，今则国法不能加，而不许被害者一呻吟乎？长者谓以此教子孙以伟大，而不虞示子孙以怯弱乎？屈于权势而饰以为宽大，此士大夫之耻也。
而况事实上公开记录与私人撰著，必相表里，方得其用。此为药方上配合，如此积病，亦决非一味药所能奏效，且有时间性与分量，时过则师出无名，若要站起来，则舍此更无时，安所避于打死虎与落水狗之消乎？此求更一考虑者一也。
以言夫私：好人者，无用之别名，目下亦并不见重于世，瀛之愚，似尚不至仅欲世人称之为好人，而于此世事漆黑、费力无功之事要求深入。相反于长者之劝者，有人以为不安分之举动，必名有力者之反感，而更引起不利于已之后果，以今日情态测之，无人再以此虑较为正确多多而不图来教以为有飞黄腾达之求，今日之飞黄腾达，于生活虚荣两无补，而谓欲以此决非当道所喜之术以求之。瀛虽至愚，亦何至此？先生欺予哉？
十余年来，未尝不欲奉长者之教，求于书画中讨生活，然此中亦尚须有登龙之术，乃并此而不能，则其拙于谋生可知矣！何今日尚欲以此求其飞黄腾达，非南辕而北辙欤？
岳军（张群）先生用余之于沉冤未白之时，亦同长者及静江先生拯其饥溺于水火之中，十余年如一日，此后亦然。此或识其为好人之作用？然而不必有此呼吁，即呼吁亦不必以后与以大官，诚如长者言，瀛亦知之甚切。且年来日求摆脱此官而无路可走，不得不苟安耳。此尤不可不辨，亦求更一体念此情，则朗鉴之翳自去，应知此一揣测为厚诬也。
以瀛愚见：长者固深于情，与鹿山先生之交及知其冤固不必言，而张老先生数十年患难之交，且为“朝廷”讳，又岂能恝然？此或两难，在瀛则自偏于一面，而况自身亦陷溺其间，思急一冼耻辱，此亦人情之常，立场不同，看法自异，其事至显。
然而以长者之年高德功，言为世法，以前辈之深交，又十余年来之复庇，岂有不恪遵指示者？总之，两造死者皆已矣！张老之伟大，长者自知之深。所余一妇人，余气耳，亦可不与较，惟是一般食国俸、剥民脂、高坐堂皇、日以判人之是非为专责者，忍令其长此终古舞文弄墨、拍屁捧臀，恬不知耻？则置国家于何地矣？窃愿更闻教！或亦长者所关心乎？惶悚，惶悚！死罪，死罪！并鉴谅为叩。■复敬叩道安！ 晚瀛叩 二十七日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张继死亡 郑烈危惧 大赦与抗议的纠纷（5）
这封信发出之后，吴稚老默认了，未再复信。我要李玄伯拿着改写的致《南京人报》信稿去，他却更发牛劲，他本答应写一部小说说明此事，又在易寅村夫妇合葬虹桥以后，允许易漱平替她父母做墓志、写墓碑作为证明。我也为她催过好几次了，还没有着笔。现在这位吴老却又提出了要挟，他说：“不论如何？如果我在《人报》登出一个字，他便一切搁笔，不管此事了。”事情之发展越发奇怪，简直令我摸不着头脑。
于是李玄伯并且传着他老叔李石曾的话，劝我不要登，否则这位老人要站到对方去，就于我们更不利。并且易墓上的文字也落空，都要我负责了。
我又被迫屈服了。我说：只要他真写，我当然可以不说话，经李玄伯又去传说，似乎这样是没有问题的，我只得又搁下，一直到现在，他写不写呢？天晓得！？
后来，我终于恍然大悟：《南京人报》登的“易培基案不予受理”那则新闻，是吴稚晖证明易寅村之死亡，原来他实际上是知道这个大赦阴谋，并先对张继夫人和郑烈让了步的。
本来，我早已料到，这一个冤狱之得伸，非等待到另一个时代不可！但是，我想：其中应该能希望喘一口气，留一个对外抗议的迹象而竟不可得！？这就是官场里的黑暗与复杂。我倒真应该去写我的字，画我的画了。但故宫这段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