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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已过，进行愈难，他同我的品性本来不同，加上有一个这样怯懦低能，惹事生非的女婿在“助弱”（帮凶的反面）。所以，他的形势也就同我完全两样了。我当然也无法强其所难。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自农本局 易寅村死沪（1）
自从我离开武昌，走安庆，又到上海，勉强就中法大学教授之聘而又不愿的时节，忽然朋友陈锋士在南京组织农本局，邀我帮忙，于是我到了南京，张群劝我不要在国民党中枢与这帮人接触，我一时没有可去的地方，北平是我伤心的所在，显然是不能去的。我对张群说姑且在这里混一阵。待他自己另有高就时，再来帮我。
有一个做过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副官长的湖北人黄大伟，他同张继夫妇有八拜之交，他们在某处同居一处，他们夫妇间纠纷，每每要黄夫妇来解决。甚至于张继夜里演出的下跪典礼，有时也由他夫人去劝解。黄曾告诉我和吴稚老有关张继的几件怪事。
一晚，夜深了，黄大伟夫妇都入睡了，他们忽然为隔屋大声所惊醒，细细一听，似乎是出于张继房内，再听，似乎是张继呼救之声，他们不得不起来了。他们到了张氏夫妇房门之外，门却关着，他们只有先在门缝内一窥室家之好了。这一看非同小可；只见，张继一丝不挂，在床边左右“豁虎跳”呢？崔氏娘子却右手握着一根什么“家法”在拼命地责打那伟大肥硕的屁股，左一下他便望右一跳，右一下他就望左一跳。
他们奇怪，何以他不能大仗则走呢？
再一细看，原来“崔莺莺”那纤纤的左手，却死命把握着张继的命根子不放！？
黄氏夫妇在门外急了，可是人急智生，只得由黄太太大声疾呼：“张大嫂！那可性命交关，这样玩不得啊！”
里面一惊手松，张继得救。他们在门外也就逃走。
第二天来讲礼，可是理由谁也说不出。
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北平，阎老西做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继不服气，他写信给几位元老说：“江山是我们打下，这把交椅，最好静江先生来坐，否则石曾，倘使两位都不坐，那末小弟也当仁不让！”
张静江同李石曾自然都不去，老西也知难而退。张继如愿以偿，他正位了。
在他正位的一天，阎老西是监誓，我也去参加典礼，他左右挥拳式真像狗熊地在演讲：我只听见他说：“那共产党，左边腰上挂了父亲的头颅，右边挂了母亲的脑袋，以为荣耀，简直是禽兽不如！”
老西儿带着瓜皮帽，垂下眼睛不则一声，正是强烈的对照。然而北平是阎家的势力圈，楚溪春做宪兵司令，派了四名卫队随侍张主席，这四名卫队是左右不离主席的。
一日，主席公毕回府了，卫队方才到门房休息。主席从容进了厅房，忽然大声由厅房传出，卫队大惊，一齐冲进房去。这一冲进退不得，只见那主席矮了半段，原来跪倒尘埃，男儿膝下没有黄金了！那崔氏夫人却颤巍巍手执“惊堂木”立在案前大声呼喝着。那卫队惊惶失措，其中有一个最机警的，他也只得参加礼拜，也跪下了，于是其余的下等黄金一概放弃都跟着屈膝。
张继听得背后有声，急急回过头来，双手乱摆，还是跪着发下主席的命令说：“这……不与你们的事。快去！快去！”
他们只有服从退出，第二天却打了一个报告给楚溪春司令，于是这佳话传遍了故都，张主席的治下。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自农本局 易寅村死沪（2）
张继先生“博雅而好古”，读书虽不求甚解，却喜摩挲善本，手不释卷，借了一部国学大师王国维手批的《水经注》孤本来润饰书房，一天，又以伺候不周得罪了莺莺太太，太太却要他的好看，拿起这本孤本《水经注》做了一次焚书的“秦始皇”，于是几乎坑死这位“沧州大儒”。
由于张太太崔振华脾气太坏，对黄大伟日常颇不尊重，黄自然对她甚为反感，他自告奋勇替我探听他们对我以后的动作。他告诉过我说：崔振华曾经向他提及，说：我知道吴某已经在南京，现在顾不上，找机会再制他。
我在农本局不到一年，易寅村在上海因为积愤，新旧病同发，我的女儿写信告诉我：医生己宣布了最后的月日，我赶到上海去探视，景况甚为凄凉他自己还不大知道，还希望有政治解决的一天。我知道无望了。
我做为他的同窗，老秘书，替他预备撰写了一个遗呈稿交给我的女儿，隐忍着悲痛回到南京，吩咐女儿到必要时将这稿给他看一下。以后不久，上海发动了中日之战，京沪不能通行，我不能再去看他，我们从此长别了。他死的时节，料理他身后的友人，是两个吴姓：一个是吴稚晖，一个是我的女儿吴珊，在上海做药剂师了。
据我所知，当年他所信任的旧部，包括马衡一班人，及北大系的朋友们，没有再去看他。最令人不解的是，李玄伯也因怕事，而未出席最后的送葬。人情淡薄，一至于此。外人也就算了，我对这位晚辈，李玄伯是不能原谅，必须批评的。盗宝大案由他而起，祸延其岳父，他却竟是如此的没出息，如此的不尽人情。？
战事吃紧南京震动了，各机关都在准备撤退。我代拟的遗呈经我女儿吴珊在易培基最后的时刻交与他本人看过，又经吴稚晖审定。其词云：
窃培基自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十有余年，自我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仰荷不弃菲材，承乏农矿，■又兼长故宫博物院事。二十年“九一八”之役，日寇凭陵，侵及华北，以二千年文物沉沦堪震，因倡南迁之议。幸赖德威，及中央诸同志之赞助，力排万难，于以完成，不敢言功，自问可告无罪。事实俱在，可以复按。乃以处世无方，契友隙末，至■莫须有之狱。复以多病之身，不堪囹圄之辱。未能立时到案。始意养息待时，以求昭雪；不谓忧愤交侵，竟玉■■！迩来暴敌侵及腹地，国难日深。培基卧病江滨，亲闻鼓角之声，报国有心，抚膺增痛！此生已矣！深知我公领导国人，振奋抗敌，正国家复兴之会。则培基亦当含笑九泉，自无遗憾可言。惟是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含无仰恳特赐查明昭雪；则九幽衔感，曷月既极！垂死之言，伏乞鉴察。谨呈国府主席行政院院长。易培基遗呈。
他身后的情形相当惨，留下了一个老妻，典型的旧式老太太，什么也没有了；惟一的女儿，就是李玄伯的夫人了。没有儿子，拿他令兄一个外室所出的儿，留养着预备作为继嗣，此时不长进地日趋下流，声明脱离了关系，当时在中国殡仪馆成殓，在战时乱世的状况下，只有上面所说的两个人以朋友的立场照料着，也不能追悼。法院方面还派人去调查说是假死，一面在报纸上宣传，说是逃亡到大连与满洲国投降日本人了。
我在南京替他递上了遗呈之后，亲访张群说法请求国府明令褒恤，照他的地位是应该的。
“关于故宫案子如何办呢？”张群问我，并对我如此仗义为朋友的作法，甚为惊讶和尊敬，从此更生好感。
“政府可以有两种办法，”我说，“积极呢，可以昭雪。消极呢，可以不提，他在地位上是应该有一明令的。法院并未有结果，政府当然可以不管。”
张岳军于经过内容，是相当清楚，他答应明天约集翁文灏等大家商量。那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魏道明，他同易寅村据说有点宿嫌。
这班朋友，对于一个政治上失风倒下去的人，在“捧生不捧死”的原则下当然不理会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自农本局 易寅村死沪（3）
我当时因为他们对于一个已经因被迫害而至死亡的朋友，即在帝王时代也有给予礼遇的优典，现在竟然是这样予以难堪。真乃令人气吞不下。
我再将遗呈稿寄与吴稚晖过目的信中，发表了对张继讨公道的意见，他复我一信，表示他的意见，如下：
景洲先生执事：由令爱转到赐书，敬悉一切。鹿山先生辞世，不欲其隐没无闻，无以折提包上何处等之口，故即登报声明，当时未想及正式报告公家，其身分虽不希望现今即有明令追悼等之典礼，然说明不能到案，抱憾逐殒之痛，不可不正式布达也。幸先生想到，遗呈且措词悃悃款款，十分惬当，已嘱漱君急缮，直邮行院矣。至于旁人再助说，揣尊意：欲趁此不但为逝者雪憾，且欲为生者缓狱，故有亮聪如何交好，对方将不反对之乐观。然鄙■所及，今非其时。（从前终不得时，今且倍其难也。虽有逝者可原之揣测，恐只据一面，未及想到面面。）因亮聪交好如何，毫不相干，亮则彻底明了沉冤，从前屡嘱想法，彼徒唤奈何，聪自更加明白，然当郑女狱尚急之时，彼恐亮顾此失彼，曾明拒对亮晓晓，此亦非彼之不够交情，实知此狱与金郑皆异，即彼案皆无对方之为难，而此案则“此直矣，彼即曲。”受曲者岂肯默尔。又彼案舆情之惶惑，不如此案之甚，若麻乎而罢，必舆论大■，狗党不平。故此案非公庭明判曲直，不呈雪此沉冤。明判曲直，可有十分把握，因隐微实清白也。然非三番四复，大吹大擂，无从能得究竟，而此大吹大擂，为在最高当局宴然无事，坐听羊咬狗、狗咬羊之时。从前之屡不得时，皆因投鼠忌器，令更国难如此严重，忽歆夹此小事大吹大擂，群情之所不许，即当道之所未乐。故曰仍非其时，且更加甚，因先生所谓“奉”者，彼实超然，然因政治作用之变化，常或左或右，彼有闲情之时，任大吹大擂之起，可以含笑闲观。若碍其安静则必厌恶隐生矣。因彼隐徽之地，实未相信完全冤诬，歆彼晓然于完全冤诬，非有数万字之说明，证据罗列，不为功，彼有暇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