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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由于他终究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国家元首的尊严吧？他游移了一下，突然对我说：“你们怎么这样做事？地点都不筹备好，就搬来呢？”他说着福建音的国语。
“我们是有原定地点的呀！”我相当不高兴了，如此多的国之重宝，责任是我承担着。没办法顾忌了，对一国主席，我直率地答复说：“本来是宋院长洽定的，上海天主教堂库房，不是中政会临时改变不许去吗？我已经上路了，主席是主持这次中政会的，不知道吗？为什么要临时变更？我们不是没有预备。中政会议决定分迁西安、洛阳，可是那边并没有房屋，刚回电来，为什么不筹备好，就决定？”
他让我这样侃侃地一顶，有些窘了。中政会当然是他在场的，他不能说他不知道。他呆了半晌，然后他又说：“那体育场是为了全国运动会而设，不能借给你们！”
“那不是至少在半年以后吗？”我说：“我们这是暂时。”
“不成！”他坚决地答复：“中国人说话向来没有信用。”
我又气又好笑，我想问：“一国之主席不是中国人吗？”但是，究竟不好意思，也觉得方才说话，已经不大得体，他这语无伦次，恐怕也是让我一激，老好人章法更乱了以至如此。
我说：“这是国家的事，与私人事不同，到时不搬，主席当然可以命令迁走，故宫的理事，都是中委、府委，这次南迁是蒋先生的意思！”
他无可如何了，踌蹰了有一两分钟，定了定神。
“就是要借给你们，也要委员会决定，我也不能马上答复你。这样吧！那陵园上面有三间“庐墓处”，倒不大用，本来是给孙哲先生他们住的，他们实际也未必住，有铁门，非常稳当，我倒可以先行作主借给你，委员会开会时，告诉他们一声好了。”
这样，在他当然是转弯了，委婉曲折，情理兼至，是非常诚恳帮忙的神气，不是官话。我只得暂时接受了。我说：“我明天同了民谊去看了，再回话！”
“好！”他说：“民谊是知道的。”
我告辞了。我们终于在非常坦率满意地状况下道别。
第三部分：崔郑秘密勾串的经过张继中途阻运 宋子文挽回原案（5）
我又到行政院将经过告知民谊，约了明天到中山陵园去踏勘。
第二天清早，我在办公时间到达行政院约了民谊，还有一位老友行政院参事方叔章（表），三人一同到中山陵。
庐墓处在中山陵后面一条小道上去，大约有300级阶梯，方叔章走不动。我同民谊步行上去，房屋三间，不错，大致尽足堆存文献馆档案箱。问题是：空气潮湿，不宜纸张，坡级高。盘上去相当费事，尤其是雨天，一日恐怕还搬不完，打湿了更无办法。
这算是我对主席不敬，罚爬山坡三百级，民谊池鱼，叔章解差，此行枉然。我也没有回他信。
这样，我被陷于绝境了！宋子文代行政院长，他在上海没有回来，这许多列车的古物在下关，我天天要去看一趟，没有法到上海去。电告北平也无办法，必须要在南京解决，只有在南京候着宋子文。
好容易候到了，我清晨就到宋公馆，快9点钟了，是他会客的钟点。我递了名片进去，他出来见我甚是热情，立在房门口就问我：“来了几天了，怎么样？”
“我来差不多两星期，”我答：“古物停在下关，忽然中政会议决改运洛阳、西安，那两处又没有地方。南京连日想法子也不可得。蒋先生主张文献物品留此，林主席答应林园庐墓处，我同民谊去看过不合用，现在毫无办法。下关借了500名军政部队伍参加本院同来的人们看守着，非但用费可观，也相当危险。我只有专候院长回京解决。自然只有照原案运沪！”
“好！”他想了想回答：“请你明天9点钟再来一次。”
第二天，我如时再去，宋立刻出来，他说：“我昨天晚上，又召集了一个临时中政会议，议决：照旧运沪。我已经关照招商局放一只专轮送你们，不许卖客票，整船专用运国宝您派人同他们接洽，至于上海上岸，脚夫、库房，地方上一切照呼，我派刘鸿生帮你料理，你信任他好了，决不出毛病。您放心，一并同他接洽！”
我痛快极了，我对于张继是全部胜利了。宋子文毕竟是行政院长，他却趁他离京时在背地捣乱，宋一回来，他就屈服了，毫无抵抗。我不知他昨夜的中政会曾否出席？他取的什么态度？他的义侠，就是如此而已！真叫我替他惭愧！此时我对于宋子文这样明快的态度当然印象甚好。
我去拜访了刘鸿生，是一个江湖好汉，甚觉得可以合作。招商局方面派人去接洽，派的是“江大”；虽然知道“老太爷船”不甚满意，也就无可如何了。
大约是第3天也忘记是第4天，我们就一切运上了江大，我上船之后，就发现了他们在统舱内私卖不少客票，但是除了安全的顾虑以外，并不妨碍我们，我们怎么办呢？同他买办交涉，他避着不见面，船急于要开，只好息事宁人！？
船到上灯以后，又发现了非但私卖船票，并且这些私搭的客人，还点着洋烛打麻将。我发火了，派人找买办责备了他一顿，当时虽然制止了，却无法长期监视。一直担心着睡眠始终不安。而这只老太爷船却走了3天方到上海。
我们这次在南京，枉费了三星期，现在总算安抵上海，仗着刘鸿生的准备非常周妥，当天安全地运进了法租界的天主教库房，丝毫没有损失，我心头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第二天，我再去复勘库房的工夫，刘鸿生也来了，他发现了库房外层的办公房内，有同人吸烟的洋火，他一匣一匣地投掷出来，我感激他的热诚，道谢他的盛意。
第三天，宋院长也来巡视了一次，我的任务终了，急忙回到了北平。在我的离平时期，寅村确是常到我家代我省问母亲。这是令我十分满意的。
此后，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都陆续出发，运的人，大约是马衡、袁守和、沈兼士、俞星枢，各出马了一次，次序我不大记得清了，大的困难，不客气说，都是我第一次替他们解决了，头难已过，他们都顺利而且安适地完成了任务。
第三部分：崔郑秘密勾串的经过高等法院官员驾到（1）
1933年5月1日，那天正是一个星期日，我正在午后昼寝醒来，突然来了一桩希奇的事；院方来了一个电话说：“有要事，院长、秘书长都到了，请马上过去。”
我匆匆地到院，果然，易先生、玄伯、星枢、庶务科虞科长、秘书处的董科员寅复等等，黑压压挤了一屋子正乱着，中间还夹着生人，他们介绍，我方才知道是南京最高法院一个检察官叫朱树森，他拿了天津高等法院的一封介绍信，以参观名义来院，虞科长接待见他，他忽然变为要求调查一些文卷。虞科长打了一个电话向秘书长请示，正值院长在秘书长公馆，因此他们都同来了。现在，问我要秘书处的处分物品一部分在我手内的文件。
当时，我立刻拒绝了。我说：“他拿来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绍参观信，如何能看文件呢？根本上，院长、秘书长都不必来，虞科长请一个示拒绝好了，为什么弄得那样严重？”
他们恍然大悟，然而已经迟了，并且经过院长的面允，总务上有关的帐册都交给他了。
我对他说：“我们院内的文件，是不能交出去的；只有请您到院内看。”
经商量的结果，他要求提来的文件集中封存在本院，他明天来看，秘书长玄伯只好允许了。他又要求，召集经手处分物品的人员听候他问话，自然，也无法拒绝。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院，那朱检察官也来了，并且带了一个北平地方法院借来的书记吴姓，他自己也带一个书记官姓黄。
我们在会客室集合，取出昨天提存的文件。本院出席的人是李秘书长、俞处长、我、秘书处董科员仲复、会计科程科长星龄、经管处分绸缎的书记尹起文。
在朱树森杂乱地问了许多处分物品情形的经过之后，并未到一个什么阶段，忽然，那尹起文站将起来，含糊地说：这都没有什么，就是……边说边走向上面一张长桌之上，上面放着一大堆售品通知单，通知单之中，有一处内面折着一只角，他将手指顺着这折角处挑起。大家的眼光，不期然都集中在他那举动上。
他又接着走回来，拿着这一卷通知单，口中喃喃地道：“就是这一笔秘书长同……院长……购买……的……有3000块钱的绸……缎皮……皮货？？不在星期日买的。大家都……有一些……”
这样说着说着坐回了原坐位，将这通知单存根交给了朱树森。
朱接着随意看了一下，问道：“秘书长，这是您买的吗？”他眼望着李玄伯。
秘书长期期艾艾，支吾着答复：“我我我记不大清楚。”
我们都以奇怪的目光看着这双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些处分的物品，”朱又接着问：“还是先估价而后发卖呢？还是先选定而后估价？”
“这个是先估价的。”尹起文忽然又站起来答复：“我敢以人格担保！”他似乎非常地勇敢。
朱以非常奇异且不满的目光闪了一下尹起文。
第三部分：崔郑秘密勾串的经过高等法院官员驾到（2）
我明白了一切：朱、尹本来有默契的，尹是张继的嫡亲和张夫人关系很近。昨天有预约而没有让朱导演用到。第一个动作，没有到时期而尹突然地发动了，这还无妨。朱问，先估价与后估价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要尹答“后估”，方才可以更入李、易的罪名；尹呢？他觉得来证明长官“犯罪”，究竟有些歉然，而且有些内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