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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的效率是毋庸置疑的神速。4月20日刚到洛阳，24日就采取了一项重大行动，一口气任命了4位宰相：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检校中书侍郎郭正一、及吏部侍郎魏玄同。因为这几人资历实在太浅，既要他们与闻政事，又不好授予宰相“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于是想出个新名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高宗原本病重垂危，一路长途跋涉鞍马劳顿，已经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只好由得妻子去折腾。主要宰相都在长安，自然没人反对，诏书畅通无阻地颁布天下，四位年轻资浅的四品官员顿时平步青云，就此跻身宰辅行列。
这是唐代宰相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按照大唐制度，原本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拜相，武后率先打破这一限制，提拔为相的裴炎、薛元超都只有四品官职，但也只局限于中书、门下两省，且要具备一定资历。中书侍郎薛元超为名臣之后，黄门侍郎（即门下省侍郎）裴炎出生河东裴氏，都是自幼入弘文馆的名门子弟，在仕途上跋涉已久，薄具声名。而此番拜相的岑长倩和魏玄同并非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另外两位郭正一的中书侍郎仅为检校（即代理），郭待举的黄门侍郎也任命不久，资历都很浅。这就打破了原来任相资格的限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成为非中书门下二省四品以下的低品级官员拜相的常用头衔，到后来甚至成为唐代宰相的唯一头衔。
从此以后，大批科举出身的年轻官员，也可以被迅速提拔为宰相，掌握政治中枢，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资深高门贵族官吏的潜沉，如果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号，即使位望最高的左右仆射也被排挤出宰相队伍。这虽是唐代士庶合流在政治制度上的必然体现，但也是武后直接掌控朝政的关键性一步，说武后促成了这一历史潮流的加速度发展并不为过。从此，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提拔听话的年轻官吏为宰相，而不必再看那些资深老臣的脸色。趁高宗还健在的时候，武后借高宗的名义实现了这一重大转变，应该说是很有政治眼光的。
此时几位老臣相继去世，如铁杆反武派郝处俊，资深望重的中书令崔知温等。曾谏阻武后摄政的宰相李义琰因改葬父母有越礼行为而受到指责，自己估计不容于新政府，主动请求退休。至此，武后的反对派已经凋零得七七八八。这段时间哲一直留守长安监国，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政，当是高宗有意培养他熟悉政事的运作，刘仁轨年迈体衰，裴炎和薛元超分掌中书门下二省，都倾向于支持武后，自然可以放心。哲还是老样子，薛元超教得吐血，忍不住抱怨，皇太子一概置之不理，薛元超索性自行禀告东都。说来薛元超此番辅政也很尽心了，这个人本质不坏，只是趋炎附势人之天性，一封《谏皇太子书》口口声声都是要太子不要辜负天后的期望，倒没天皇什么事，可见在群臣心目中裁决国事的主要已是天后了。于是次年夏天，也就是弘道元年，飞诏皇太子急赴东都，一方面便于管教，一方面高宗当时已经病危，也有交待后事的意味。薛元超在长安病得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不知道是不是给哲气的^_^）；上表请求退休，这年冬天便去世了。如果放在许敬宗退休的时机，薛才子的去世一定让武后感觉痛失英才，可惜时过境迁，眼下武后的观音兵足有一个加强连，薛才子是死是活倒也无关紧要了。薛元超这辈子活得也很辛苦了，先是拍李义府的马屁，一不留神给拍到马腿上，落得被贬外放。接着抱上官仪的粗腿，结果上官仪掉脑袋他也跟着倒霉。历经修炼总算炼好眼神，靠到天后这棵大树上好好地凉快凉快，一肚子的锦绣才华也就办成了扳倒章怀太子这一件大事，也算不虚此生。用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久经考验的地主阶级文学家、天后党高级政工干部薛元超同志，圆满完成了天后交给他的历史任务，死得其所，死得其时，尽请安息。”
随皇太子赴东都的还有宰相裴炎，现在众宰相中唯一对武后不以为然而武后还不能不有所顾忌的只剩下老臣刘仁轨，虽然他已经80多岁，活不了多久了，可是看着还是觉得碍眼，干脆留他一个人在长安，辅佐皇太孙留守京师。高宗不是想立皇太孙确保李家天下吗？那就让一位行将就木的老臣去辅佐那个年仅2岁的婴儿吧，能翻得起什么风浪？现在皇帝、皇太子和除刘仁轨之外的所有宰相，都已集中到了洛阳，武后组建新政府的计划宣告完成。
裴炎到达东都，在他的穿针引线下，程务挺和张虔勖投靠了武后，分别出任左右羽林军首领，武后渴望掌控政权和军权的梦想，终于得以全部实现。有生第一次，她感到自己是如此强大。广袤的天地从东都洛阳的丹墀翠辇延伸开来，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那些曾经嘲笑过她一女侍二夫的名儒，那些轻贱过她不过是暴发户之女的清贵，现在都臣服在她的脚下，脸上写满敬畏和惶恐。武后冷峻的目光一一扫过这些面孔，她很清楚这里面有多少真心多少假意。她仍然穿着表示简朴的七破间裙，——在小事上她很乐意让丈夫开心一下，并不华贵的裙裾默然拖曳过冰冷的长阶，现在距离权力的巅峰，只差一步。
那里躺着她长期缠绵病榻的丈夫，现在他已经快要死了。是他陪伴她度过三十年惊涛骇浪般的岁月，是他给了她第二次生命，人非草木，又怎会没有一点感情？只是他不会知道，即使再生这天与地，她也无能再寻回原来的自己。纵然是三十年相濡以沫共过患难的夫妻，他也并不清楚妻子此刻的雄心壮志，如同渔夫和金鱼故事中的那个可怜的渔夫，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何妻子总是不愿安定下来，总是在追逐更高更远的目标？
其实渔夫妻子反映出来的才是真实的人性，金鱼不过是物化的道德伦理，森然地提醒人们万事万物自有规矩，不可贪图非分的富贵，否则必遭天谴。然而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有的皇宫住，谁还甘心守着那条小木船？有的绫罗绸缎穿，谁还愿意继续披着两片无花果树叶？
伊甸园中的人类始祖有着最本真的原生态的快乐，但为了拥有梦想中神一般的智慧和能力，他们依然甘冒天谴吞食禁果，为此不惜付出死亡的代价。直到多年以后尘埃满面两鬓如霜，才会追忆起他们放弃的乐园。
这正是人类永恒的悲哀，古今中外，概莫例外。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没有纷争没有战乱，黄发垂髫并怡然而乐，然而武陵渔人依然会离开，依然会回到外面那个战火纷飞的世界。跌跌撞撞兜兜转转，才会想到重归桃园的静谧与安宁。然已不复得路。
他回不去了。
她也回不去了。
＇12＇ 《新唐书*懿德太子传》：将封嵩山，召太子赴东都，以太孙留守京师。
通鉴作以皇太子第二子重福留守京师，今从唐书。
（本章完。第十一章：逆天强者）
第十一章 逆天强者
随着高宗病情日益恶化，武后行事越发谨慎小心，现在连宰相也不能轻易见到皇帝一面了。高宗身体状况的每一次细微变化，武后都希望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每一次诊病必然亲临现场，关键时刻她不想出任何的疏忽和纰漏。
这时高宗的风疾已经相当严重，发展到头疼难忍，目不能视，估计是脑血管堵塞压迫到视神经造成的，急召御医秦鸣鹤诊治。这位御医似乎并非中土人士，据一些学者考证是来自大秦的景教徒，即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信徒，秦姓来自于大秦国名，“鸣鹤”则是Markus（圣经使徒名）的叙利亚语读法。聂斯托里派在拜占庭被教会裁决为异端，教徒遭受迫害，向东逃亡，开始了东传的过程。贞观九年，唐太宗接见景教教徒，允许他们在长安建寺传教，这是基督教来华的最早文字记载。随着大批景教教徒来华，希腊罗马世界的医术也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由于初唐对宗教的包容性极强，天竺佛教、波斯祆教、摩尼教等等都在积极争夺信徒，景教初传内地，面对这样的激烈竞争不能不竭尽全力，以医助教就成了他们扬其所长争夺生存空间的一大法宝。唐人对景教教义未必很感兴趣，对他们的医术倒是推崇备至，唐人最津津乐道的便是大秦神医的穿颅治盲术。他们常常会很夸张地描写大秦神医如何劈开病人的头颅，把里面的小虫捉出来，病人便奇迹般的恢复了视力，“开脑取虫，以愈目眚”。其实这不过是来自于古希腊医神希波格拉底流传下来的治疗眼睛失明的方法：“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便失明时，应切开颅骨，将脑软组织分开，穿过颅骨使产生的液体全部流出。以这种方法治疗，病人便可治愈。” （希波格拉底：《论视觉》）这种失明可能是由于一个脓包或良性肿瘤压在脑部所造成，所谓的‘虫’是出乎想象而加上去的字眼。
秦鸣鹤诊治之后称：“皇上的失明是由于风热之毒上侵头部造成的，若用针刺头部出血即能痊愈。”坐在珠帘后面的武后听了大惊失色，当时景教初传，唐人对这种医术所知不多，要深宫中的武后明白希波格拉底的伟大显然是困难了一点点，当下厉声道：“此人当斩！天子头上岂可针刺出血？”秦鸣鹤吓了一跳，还好高宗发话了，大概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权且死马当做活马医：“医人议病，理不加罪。头疼得实在受不了，出血未必不佳。我意已决，先生尽管放胆一试。”秦鸣鹤战战兢兢地针刺“百会”和“脑户”二穴出血，高宗眨巴眨巴眼睛：“啊，好象能看见东西了。”话还没说完，武后很夸张地以手加额作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