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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这时候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关于毛泽东、蔡和森等当时的思想状况，“有遇必讨论”的具体情况，从张昆弟（毛的同班同学）的日记中可见一斑。1917年8月23日晚上，刚从高等师范毕业的蔡和森同张昆弟畅谈他“悬想而循序进行之事”：“一、见中国社会学无专书，欲研究中国社会自古至今之风俗，其间变迁之事实，及不变常存之真理。二、以中国无一部完全史书，所谓二十四史及通鉴等史书，所载多天子卿大夫之事，拟从省志、县志等书，一一考察之，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成一史书。三、中国文、言不统一，研究文、言统一之法，以谋社会民智之普及。厥后蔡君又谈及读书之事，以近来西欧文化东来，与吾旧有文化，每干格难容。而倡新文化者，弃旧书不读，守旧文化者，弃新书不读。余与蔡君主张多读新书，而旧书亦必研究。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斟酌国情，古制之善者存之，其不善者改之；西制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者去之，折中至当，两无所偏。”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和张昆弟在湘江游泳后，一同来到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三人畅谈一夜。张第二天的日记略有记述：“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祟，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破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新民学会之所以成立有其时代背景，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与世界。中国当时正处在外国侵略，军阀混战，国事日非，民不聊生的时期；同时，《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在广大知识界反响强烈，从而掀起追求真理和个性解放的热潮。而国际上欧战临近结束，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东欧也出现了革命形势。这使得人们重新考虑许多问题，包括天下国家之大计和个人立身处世之道。学会成立的具体原因就是毛泽东说的：一是，求友互助的热切之心；二是，结成团体以便共同行动；三是，大家都是杨昌济的学生。平时同老师接触深浅不同，但在治学为人两个方面，受老师的身教言教启蒙诱导，则是相同的，因此大家都是一致力求进取，有所作为。学会成立之初共有22个基本会员①，除罗章龙外，都是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时的先后学生。成立会的这一天，讨论了由毛泽东、邹鼎丞二人预先起草的章程。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应当说，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为首的第一批会员，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他们都是品学兼优、很有抱负的青年。正如毛所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们决不愿庸庸碌碌虚度一生，都希望能为社会为国家有所作为。像毛泽东、蔡和森等少数人，还自认为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以及造福全人类的宏大志愿。但他们还没有找到一条道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当时将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主要归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认为革新学术，改造全国旧思想为首要之务。因此，他们提倡“学问要进步，品性要改造”，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同向上，以清除个人的孤寂盲目。这个宗旨是很符合他们当时的身份和思想状况的。除了宗旨以外，章程中还有会员“须守之各规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这五项戒律，正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陋规恶习；也是杨昌济平时最为厌恶而自己身体力行的。毛泽东多年来就与朋友相约：不谈钱，不谈女人，不谈身边琐事，早就过着一种锻炼身心的苦行生活。在岳麓山蔡和森家开的成立会上，萧子升当选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当选为干事。大家一起聚餐。“餐毕，讨论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至下午散会。天气晴明，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新民学会（2）
学生毕业之后，首先是出路问题，大家都认为应向外发展。此时正值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已经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即将此事写信告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蔡是最主张向外发展的。经过一次全体会议的讨论，决定由蔡、萧二人“专负进行之责”。蔡于6月下旬到北京之后，与李石曾、蔡元培接洽，“知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为此事筹集款项的湖南负责人为熊希龄、章士钊，蔡随即同他们取得联系。写信回长沙告知这一好消息，所筹款项，还可以帮助那些无借债能力的人。在七八月间的两封长信中，蔡这样谈到他们的抱负：“窃意吾会须八表同营，以一人之忧共诸天下，以天下之忧纳诸一身。其入手办法，则自会友相互间为始。诸自有志以上，即当忠为之谋，解其一人内顾之忧力智力，以利用于共同大目的之上，夫然后天下事始可为也。吾等皆有心人，然只恐心量不大，有‘苟能是，是亦足矣’之心，则群治之昌明愈益无望，此弟最近之瞿然猛觉者也。心智旁通，则仁不可胜用，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妙味。民胞物与，立人达人，尽性赞育，胥在于是。”毛泽东回信谈到学会要打好基础，要多出人才，不能都离开长沙到外面去：“吾辈总要如何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以为后来活动地步”。其内容从蔡信中可了解一些：“润兄7月26日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然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生财；此所以学会之会员，必须加以充足的物色与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展也（中国万恶万罪，及不进化，皆起于任自然）。兄自由研究及私塾之说，是弟中层之目的。”蔡很主张“造才”，即多一些人当教员，可以从小学生“造”起。“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来书‘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弟深以为然。三年以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故弟住刘家台时，未尝不想当教员也。”“前将起程时，与家母商议，谓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是以舍妹有邀友自读之意。”（蔡和森于1919年赴法时，他的母亲和妹妹蔡畅同行）关于学术研究之事，以自修、自由研究为上，不一定要进什么大学才能求得，这些看法蔡同毛是很一致的。信中继续谈到：“往京考公费学校，乃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甚么必要；往西洋进大学，亦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甚么必要；必要只在通其语文，悉其种种之真相耳。此如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故苟有方法能免去随俗迷梦如勤工自学者，吾人必怂恿而力赞之。”“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 由于新民学会的积极倡导和组织，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很快形成高潮。第一批25人（近一半为学会会员），由毛泽东、萧子升等率领，于1918年8月19日到了北京。在北京时，学会会员十多人，曾在北大文科大楼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之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后来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各地青年共分为三个预备班，分别在保定、蠡县和北京学习法文、数学等。毛泽东决心留在国内，作为学会的总后方负责人。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学会会员发展到74人。1919年末和1920年为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新民学会会员共去了18人。1920年2月，毛泽东致学会会员陶毅信中说：“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除罗章龙在北京大学读书外，先后有会员到上海、南京、汉口就读，有会员去日本留学，有张国基等七八个会员到新加坡、印尼等地教书。总计当时有百分之四十的会员到国外留学或工作。 蔡和森在国内时即已倾心于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