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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忧国忧民的“时事通”（3）
7月25日致萧子升长信约3000字，继续议论时局：“十二日由湘潭发一函，十八日由校发一函，皆详述时事。”接着谈及南方各省省长易人，多护国军方面的，如蔡锷督蜀等，认为中央“可谓善于调处者矣”。“前书言湘人取门罗主义，举刘① 以便其私，不幸言中矣”。“本省人作本省官，其害甚大，在湖南尤有特别情形，前车不远，即在辛亥。今兹目前之祸，又显而易见，倾侧、构陷、钻营之风大竞。”下面列举政府机关、各县知事及学校校长之人事争夺：“几何不如俗人所云‘打开脑壳’乎”。社会上且有以“帝制嫌疑”为名，于是“暴徒乘机报复”。“弟昔曾与璋兄（即萧三）书，言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竞演此恶剧。又湘之独立，至昨日始取消，盖事事称怪焉。”这封信的后半部论述欧洲战场、美国国内政局和有关国际形势，特别谈到本月发生的“日俄协约”，关于满蒙权益的分掠。忧国之心，跃然纸上。请看，对于日本既定侵华政策，说得何等痛切：“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励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一个还在读书的学生，于国事如此忧虑，一种担当天下兴亡的强烈责任感，使他预感到同日本“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20年后是1937年，何等巧合的预言。此信今天读来，仍不能不令人感佩。 毛泽东这种细读报纸，畅论时事的习惯，随着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后，对时局剖析精辟、深具远见的言论，到了1919年7月间主办《湘江评论》时，就得到最好的发挥了。《湘江评论》周刊只出了四期，《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及种种评论，引起省内外的广泛注意。四期共刊由他执笔的大小文章约四十篇，长者近万言，短的不过几句话。三十几篇短文都是议论时事的，其中二十多篇议论巴黎和约和国际局势，《各国的罢工风潮》长达3000余字。《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长达七八千字，从1919年5月7日德国代表到达巴黎始，到6月28日和约签订止，详述其间强暴易位，折冲挣扎，德国虽举国鼎沸，终于因兵临城下，不得不屈辱签约的全过程，至今读来，还使人感到这是一页何等沉重而动人心魄的历史。由于深知“德国为日尔曼民族，在历史上早蜚声誉，有一种倔强的特质”；“晚近为尼采、菲希特、康德、泡尔生等‘向上的’‘活动的’哲学所陶铸”；“为世界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惟‘高’的精神，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还由于俄国和东欧的革命形势，毛泽东在文章结尾这样预言道： “1919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1919年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1919年以后没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我们不要轻看了以后的德人。我们不要重看了现在和会高视阔步的伟人先生们，他们不能旰食的日子快要到哩！他们总有一天会要头痛！ “然则这回的和会，‘其能五稔’（按即五年），尚靠不定。如若真以‘德俄和约’、‘德罗和约’的例来推测，恐怕就是早晚的问题。无知的克勒满沙老头子①，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②，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可怜的很呵！” 学生时代就这样关注时事，对国内外政局的发展能作这样透辟的分析，甚至作出有如预言家的判断，这不仅要有丰富的历史、政治知识，尤须具有热烈的爱国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志，才能做到。在青年毛泽东身上，充分反映了这一高贵的政治品质。
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1）
从现在保存的信件、文章、读书笔记等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较多的时间在读古文和中国古典经籍，这同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杨昌济的影响有关，同时四书五经自幼多能背诵，也便于钻研。1916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毛泽东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导的新思潮和二元论哲学等吸引去了。但从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的儒家学术，而是直到“五四运动”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仍认为“略通国学大要”，是自己读书和研究国情方面应当做到的。 关于国学常识的重要，以及如何获得这种常识，当时毛泽东跟朋友的通信中有不少反映。 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的信中说：“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这里说得很清楚：要有奇杰才能救国，而奇杰必通中西学术，首先要通国学。 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开头即说：“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这是一封很长的信，信中介绍萧读《群学肄言·缮性篇》，谈专通之先后与各科研究法等。然后又谈到“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经史子集“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比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要好，因为后者只侧重辞章，而前者增加了经世济民的经济，对历代治乱兴衰的原委都能有所接触：“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曾国藩一生标义理而主经世致用，还在北京做官时，即重经济之学。“经济不外看史”，这是他的老师唐鉴之言。因此曾对史学极为爱好（在军营中每天要读10页史书），造诣也极深。钱穆说，“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