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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欣赏，本来就是一种再创造，即在作者的作品中，掺入了欣赏者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经验，以及现实的需要。见《易》、见淫、见缠绵、见排满、见宫闱秘事，均因此而出。 但毛泽东读小说，另是一路。如果说，少年时当作有趣的故事读，那么，后来特别是在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之后，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小说不是单纯当作文学来读，而是首先当作社会生活的反映，当作历史书来读的，当作阶级斗争史来读的，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生活的解剖考察。他说过，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呢。从《水浒传》中，他看到了“官逼民反”，“逼上梁山”，“造反有理”；从《红楼梦》中，同样看到了阶级斗争，看到了封建社会的衰败没落。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红楼梦》（2）
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时，他说：“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这就是从历史的角度读《红楼梦》。从这个与众不同的视角来看，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其中提到了一张“护官符”，即所谓：“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说这贾、史、王、薛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毛泽东认为，这第四回人们都不注意，实为全书总纲，一部《红楼梦》写的是四大家族的兴亡史。“《红楼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20几人（有人算了说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隶，300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① 他注意到书中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① 他还注意到书中描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根基家长制的动摇：“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最高的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② 20世纪70年代谈及《红楼梦》时又说：“作者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谈情说爱）就是掩盖它的。”③ 毛泽东还指出，贾宝玉虽是封建家族的逆子，但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不过，《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④ 将楼梦》当历史读，以及对作者的这种分析，同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及对《人间喜剧》的看法，有相似之处。 《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已经构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从最早的评点派，到后来的索隐派，以至胡适、俞平伯考证派的新红学。尤其胡适，用了比较科学的考证方法，考证了作者与版本，尊重事实与证据，彻底批判了附会清初史事的索隐派百年来的影响。后来俞平伯又批判了胡适坚持自叙传，将作者身世与作品内容相混同，同样重复了索隐派穿凿附会的老路。此外，红学家还有“宝黛爱情主线说”、“色空观念主题说”，以及“封建社会百科全书说”等等。红学各家虽然各有发明，但都没有像毛泽东这样将它当作一部清代社会史来读——要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来看”。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对《红楼梦》的分析，是独辟门径，别是一家，是以这部小说来印证阶级斗争的理论的。 由于喜爱《红楼梦》，所以他也极其关心《红楼梦》研究。他不同意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引派，以及胡适、俞平伯等派观点，欢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学术成果。1954年10月，当看了李希凡、蓝翎评论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后，十分兴奋地当作一件紧急大事，写信给政治局的同志予以推荐，以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来，当年毛泽东是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在思想文化方面（特别是这方面的老知识分子）掀起一场“兴无灭资”的斗争。因此，这封由《红楼梦》谈起的信，接着就谈到《红楼梦》以外去了。信中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和阻挡‘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一时报刊上充满了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其中许多文章与其说是对《红楼梦》的研究，不如说是对研究者的政治上的围攻。这一场凭空而起的大风波，几个月之后，兴奋中心由“胡风事件”取代了，《红楼梦》的斗争热，才逐渐冷却下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当然批判俞平伯一案，也是随同其他这一类冤假错案平反了的。 文学和历史同是反映时代和社会的。一般说，文学是通过现实生活的概括，创造出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来反映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我们很难设想，拔贡出身的曹雪芹，是有意识地描写封建社会的兴亡史或衰败史。但我们也不排除形象大于思维在鉴赏中的存在。毛泽东对小说的评论，与其说是一种艺术批评，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批评。他是借小说之酒杯，销胸中之块垒。就像他借《水浒》、借《西游》来阐述他的政治思想与策略思想一样。这种批评，它的主要价值在于批评者的思想观点。然而，批评者的观点，也同样反过来丰富着小说的鉴赏的内容。这是我们就事论事——就《红楼梦》的研究即各家之言而说的。不过，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历次惊天动地、伤筋动骨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多是借对文艺作品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批评指责而发难的，其中一些比附不当或不科学，这就不是这里要谈的范围了。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盛世危言》（1）
13岁到15岁时，毛泽东辍学在家，一边劳动，一边还是努力找书读。他同斯诺谈话时，两次提到《盛世危言》给予他的影响。 “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私塾，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我父亲很烦恼，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他因此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 “《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 得到复学的准许后，毛泽东到另外两处私塾又读了一年，然后去湘乡东山小学。 《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甲午战争以前，早期具有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于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名《易言》刊行，至1893年再经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随即出版。各种版本翻刻发行达10多万本，是当年影响极大的讲西学新法的书，以至能够传到韶山这样闭塞的山村来。此书在戊戌变法前几年，曾由总理衙门印两千部，分发众大臣阅看，影响更腾播朝野。湘军有名将领彭玉麟1884年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这样介绍作者：“少倜傥有奇志，尚气节。庚申（1860年）之变，目击时艰，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病，凡有关于安内攘外之说者，随手笔录，积年累月，成若干篇，皆时务切要之言。”所谓“隐于商”，是作“洋商”和“官商”。郑观应一生不做官，曾任英商宝顺、太古洋行买办，后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自己还创办过贸易、航运等企业，是一个极精明能干的商业资本家。他的洋务经历和熟悉西方情况，以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