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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那一方”。
尽管情况在发生着变化，女性妻子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成员。“莎朗·斯通先生”（MrSharon Stone）是一个听上去有点嘲笑意味的头衔，但它和菲尔·布朗斯坦（Phil Bronstein）很般配。在1988年和著名女演员莎朗·斯通结婚时他是旧金山一家报纸的主编。这样一种心态让我们仿佛又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时期，在登记时如果把妻子的名字写在前面都会被看作不正常的，甚至对非美国人也是这样。在一份曾经被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都看过的报告中，对共产主义国家的行为规范进行了心理学上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整体趋向看来共产主义者的婚姻中妻子是更占主导性的一方”。当同情共产主义的朱利叶斯（Julius）和埃赛尔（Ethel）因为间谍罪于1953年被逮捕时，有报道用这样的语句来描述他们：“朱利叶斯是一个奴隶，他的妻子埃赛尔是主人。”
20世纪50年代，海蒂·尼尔森（Harriet Nelson）、唐娜·里德（Donna Reed）还有琼·克莱维尔（June Cleaver）主导了妻子的形象。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被虚构出来的女人们都是男性编剧们的创造物。我们还将看到，他们所刻画出这些女性角色，正是女性们千百年来一直扮演着的。
描绘现代妻子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1996年6月份的《绅士》（Eaquire）杂志的封面故事是“美国妻子的秘密生活”，这似乎是从某种侧面描绘了现代妻子的形象。一个女人的照片被切割成了四个部分：她是一个身着职业套装的职业女性；她是一个内衣爱好者；她是一个身穿围裙的家政工人；她是一个母亲，正像是她的生殖系统所可以提供的那样。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妻性鸿沟（10）
这一形象化的比喻引起了轩然大波。“怎么能把一个女人说得跟屠宰场里的一头牛似的呢？”无数饱含愤怒的信蜂拥而至。这愈加反映出萦绕在妻子这一角色上的种种矛盾。事实上，为本书准备的第一张封面就是一个无名的女人，在她身上具有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里的妻子所具有的显著特点。我拒绝了这个封面，尽管一时找不到别的当代妻子的形象，与此类似，苏珊·莫萨特的《妻子工作》一书的英国版本于2002年出版，封面上就是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主妇在熨烫衣服的场面。这一形象反映出一个很大的真空地带——也就是
妻子鸿沟——如果你愿意承认这一点的话，它一直都存在于文化中。一方面妻子们依然身陷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神话中难以自拔，在21世纪的女性主义运动中这些被奴役的妻子成为哀悼的对象；在这个裂痕的另一方面，妻子这一角色被轻松地看作一场自由形态的即兴创作，就像特维拉·索普（Teyla Thwarp）的舞蹈或者是奥那特·科尔曼（Ornette Coleman）的萨克斯独奏。
这里只有一个问题，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法律已经赋予单身女人以自由，她们再也不用戴上那副和妻子角色紧密相连的镣铐了。但是，对妻子的需要仍然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各种组织紧密相连。似乎妻子已经被放在一边了（大约在1965年），她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似乎都被放逐到了边缘，被视而不见。女人以为她们已经从妻子这一牢笼中解脱出来了，但妻子却注定无法逃脱女人的命运。作为个体的女性或许已经从妻子这一角色中解脱出来了，但对于妻子的需要依然顽强地存留在文化之中，与这种情况相一致，女人们被划定的范围依然是一个无法被人看见的盲区。
当然，我们明白女人们被一些东西所抑制着。为什么女人难以在企业里担任高层管理者？为什么女人难以成为政治领袖？为什么婚姻成了战争地带？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我们从书籍、杂志、学术论文和脱口秀主持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最新的理论。有那么多的解决办法蜂拥而至，反倒让我们觉得无所适从了。女人被教导要“穿出成功”，要继续“母亲的足迹”，要离开“母亲的足迹”，要变得更富有攻击性，要变得减少攻击性，如果想要成功就得拒绝结婚生子，最后，也可以把这些都不当回事，而是把妻子当作一项事业。
未被讨论的是已经确立的妻子结构。未说出的是妻子并非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被迷恋的对象。书店里充斥着大量的与妻子有关的建议。我们被真实和虚构的有关妻子的故事所约束着。不管她究竟是快乐还是悲伤，我们总是忍不住相信比较悲惨的那个版本。然而妻子在女性自我身份上存在的这一难题却很少被认真对待。这种情况并不会令我们太过感到惊奇。妻子经常是一个辅助性的角色，从来都不是主角。
真空渐渐被填满了。妻性鸿沟将不再存在。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政治议程、公共政策、还有利用妻子的含义实施阴险控制的商业力量都在向其中渗透。除了政治上的变化，妻子的角色继续被用做一种女性控制机制。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里，把妻子置于丈夫的束缚之下的事实曾经被掩盖起来，今天这种束缚更是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同样，妻子的意义影响的并不仅仅是结了婚的女人。对于14岁的少女和41岁的离婚女人它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涵义。因为它影响到对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的理解，甚至会影响一个女人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妻性鸿沟是一个概括了的说法，但它非常重要，影响到女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如诗人吉尔·比尔拉思克（Jill Bialosky）在《家里的母狗》（The Bitch in the House）里的一篇文章所述说的那样：“我想过结婚，但我意识到现在我永远不想成为一个‘妻子’。”佩吉·奥瑞斯坦（Peggy Orenstein）在《变迁》（Flux）一书中也表达过类似的结论，奥瑞斯坦写到，“在她结婚的时候，她坚决反对成为‘妻子’”，但是她还是知道她轻易地“陷到了这个角色当中，尤其是它看起来——至少是在短期内对我有利的时候”。在她结婚后的第一年里，她遵循着旧式的丈夫养家口的生活模式，用的方式却非常现代：她把自己的收入看做是属于她个人的，把丈夫的收入当作两个人分享的。
在21世纪，女人可以出去工作——就像她们曾经想嫁的男人们那样。然而她们依然被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放弃了的女性生活图式的巨大的牵引力所影响着。奥普拉·温弗瑞在她即将结婚的时候说自己将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个人将会“像一个妻子那样行事”，她说这话的时候是在《今晚秀》（The Tonight Show）中，在观众们看来她说的要像个妻子那样做事肯定指的不是像一个高级法院的法官或是一个宇航员，再或者是像希拉里·克林顿那样。她说的应该是认真地打扫起居室，做美味的午餐，准备果冻沙拉带去聚会。
旧的图式的残留继续对那些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保护”这个词的女人们发生着作用。研究揭示，年轻女人们期待她们的丈夫能够承担养家口的主要义务，即便是妻子在外工作。另外一份报告指出，有75％的女性大学毕业生相信她们未来丈夫的工作将会处于优先地位，而女人比男人容易为了配偶的工作而重新调整自己的选择。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妻性鸿沟（11）
当代女性主义把妻子放在一个非常边缘的地位一点都不令人惊奇。1998年6月份的《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题目叫“女性主义死了吗？”把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这篇文章把女性主义的运动做了一个编年史的梳理，然后得出结论，认为女性主义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这一世纪逐渐“陷入愚蠢”。很明显，它依据的是流行文化中对女人们的描述，把电视里那么没头没脑的角色阿莉·麦克白（Ally Mcbeal）与《玛丽泰勒摩尔秀》（The Mary Tyler Moore Show）中那个头脑冷静的单身女人玛丽·里查德（Mary Richard）做对比。
因为破坏了百年来的女权运动，去谴责阿莉·麦克白的创造者大卫·E·凯利（David EKelley）自然是一件荒谬的事。我们仅仅需要看一下《时代》杂志的封面。它描述了女权主义领导人苏珊·B·安东尼，贝蒂·弗里丹和格洛丽亚·斯泰纳姆与单身的阿莉一样都不是妻子。19世纪的妇女参政论者安东尼从来都没有结婚。“我从来都不认为我能放弃自由去成为一个男人的管家婆。”她曾经这样说道。弗里丹曾经是一个妻子，却命运悲惨。她在1969年离婚。这之后，她宣称她丈夫打败了她。在她的《生命如此漫长》（Life So Far）中，她承认她很“惭愧”，因为她曾经否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和一个母亲，我曾经和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的朋友，我的邻居们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对女权主义发生怀疑的许多运动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可以发现问题出在妻性鸿沟自身。因为女人们没有意识到女权主义所许诺的所有这一切都会引起许多争论，而女权主义自身也无法逃避被指责的命运。事实上，这个问题可以引向女性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成为妻子——这一问题被现代许多有影响的女权主义者所忽视。这个将会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沙场，在这里妻子的复杂意义被用各种方式重新定义，其中有些说法试图威胁我们回到女人的权力无法被得到确认的那个旧时代。这并不令人吃惊。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都会对妻子重新改造以适应自己的目的。我们这个时代也并无不同。当我们冒险进入由于妻性鸿沟而形成的特殊领域后会发现这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