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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况，那么她们必须拒绝婚姻”。
与此同时，在20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妻子的定义也在发生着激烈的变化，以至于那些顽固的传统主义者对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疑惑不解。女人们不再需要她们丈夫的许可就能开设银行户头或者是开始做一档生意。“领袖和统治者”的法律，赋予丈夫能够控制任何家庭收入的权力也被废止了。一个男人不再被允许从身体上统治他的妻子。丈夫如果强奸妻子会被起诉。女人们在婚后有权力保留自己的姓氏，还可以单独居住。留在家里照顾家庭事务的女人们在婚姻解体的时候分到的家庭财产占有更为公正的比例。
在这些年里，根据统计数字，妻子们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根据女权主义者们的论述，这种现象之所以形成是停滞的工资、渐渐以信息和服务作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和对生育的有效控制一起作用的结果。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很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对这种社会变更既提供阐释又以此来鼓舞女性。40年之后，在重新对女性的社会角色进行定位的时候，这种社会变更是获得良好的声誉还是受到责备完全有赖于究竟是什么人在实践这些言论。
此即有关妻子的种种传说变得复杂的原因所在，亦是现代妻子的22条军规萌生之由来。因为绝大多数女性还是会成为妻子，或者说至少在她们一生中的某个阶段她们会担任这一角色。但是这些女人几乎全部都在家庭之外工作，这一现象导致在将妻子分类时出现了困难。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在越来越多的妻子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女性自身经常抱怨说她们需要家庭的支持。这一女性战斗号召由朱迪·赛菲丝（Judy Syfers）的那句具有讽刺意味的名言“我为什么需要一个妻子”首次得到了体现。这篇文章1972年发表于发行量很大的《女士》（Ms）杂志上。这期杂志的封面形象很精确地传达出了现代妻子的沉重负担：一个怀孕的女人长着八条胳膊，摹仿着印度教里八手女神杜卡。她的八只手中分别拿着现代妻子的不同装备：一个煎锅，一个时钟，一个掸子，一台打字机，一个方向盘，一个熨斗，一个电话，还有一面镜子。赛菲丝的想法很是有点意思：现代的妻子自己也需要一个妻子。只有一个细节令人烦心：这种新式的能干的妻子到哪里去找呢？
在20世纪后半叶结婚的许多女人对承担家务，养育孩子或者是其他的家庭事务受之泰然。有一些正在（或者已经在）行使她们的特权。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之所以选择婚姻是因为这是她个人的需要或者是经济上的需要。这是20世纪对婚姻以及妻子的重新定义这一意义深远的事实所决定的。婚姻不再是一种公共的、宗教的契约，而是在两个人为了在对方那里寻找快乐和自我表达而结成一个情感上的联盟的时候获得的一种道德上的评价。这不再被看作是“高尚的职责”——19世纪末的美国高级法院曾经这样描述婚姻。1965年，法官在描述这种情况时很是含糊地说是“两个个体的联合体”。这就意味着夫妻之间那种互惠的法律契约被一种更为严厉的暴政所代替了——那就是期待婚姻是为了快乐和自我满足而缔结。爱，而不是法律，变成了新的严厉的婚姻的主人。
人们结为夫妻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安全，有一个家，同时还是为了寻找浪漫，为了冒险，为了短暂的快乐。2000年时曾经有一个社会调查探询了人们对婚姻的看法，受访者的答案说明现实的理由对婚姻没有那么重要。“什么东西能够缔造一份好婚姻？”男性和女性都把“尊重对方”放在了第一位，“爱”是第二位的答案。紧接着是“性方面的忠诚”、“交流彼此的感觉”以及“保持浪漫”。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经济方面的保障”都被放得比较靠后，仅仅有59％的人宣称这对于一个稳定、和谐的婚姻是有重要作用的。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妻性鸿沟（7）
女人想成为妻子有一个最为主要的理由。但这里有一些更为基本的理由。就像“丈夫”这个词一样，“妻子”是没有同义词的。这就意味着她代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在西方文化中——至少是现在，一个男人只允许有一个妻子。即使是像西蒙·德·波伏娃这样对妻子角色百般诋毁的女人也无法真正不被这个词的意义所束缚。在写给她的爱人，作家纳尔逊·阿尔杰恩（Nelson Algren）的许多信中，她把他称为丈夫而把自己称作他的妻子——我最亲爱的丈夫这一封信中她这样写到：“你必须经常写信给我，我最深爱的朋友和爱人，我亲
爱的丈夫，让我们永远都不要感受离别之苦……我们从未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写这些信的时候，西蒙·德·波伏娃正在处于《第二性》的写作过程中。很明显，这个女作家在寻找情感的浪漫，而这浪漫中最动心的时刻只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才能提供。
一点都不令人惊讶，波伏娃有时候会表现出与她被人们所知的一面大相径庭的另外一副模样，或许这是她的缺点？在她写给阿尔杰恩的另外一封信中，她这样讲到：“我为自己对你心怀崇拜而倍感羞耻，我好像找不到什么可以去表示反对。如果男人们真得像传说的那样对崇拜他们的女人充满了蔑视，那我想我正在犯下这愚蠢的错误。你是怎么变成一只大鳄鱼的啊？我又是怎么变得像一只胆怯的青蛙？”
（阿尔杰恩并不是让波伏娃陷入到这种“妻子”式迷失中的惟一一个人。传记作家后来发现表面上波伏娃和哲学家萨特终身保持着一种平等关系，但事实上她经常处于被对方征服的地位。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波伏娃会稍稍屈身，好让身材矮小的萨特看上去稍微高一点。她给萨特买装饰精美的皮革封面的笔记本，但她自己在写作时用的是廉价的学生作业本。1980年，萨特在弥留之际，终于承认了她所做的牺牲，他对波伏娃说：“你是一个好妻子。”）
妻子这个词所具有的奇异涵义——正如“丈夫”这个词所具有的那样，包含了一些美好的幻想，人们对这两个词念念于心，以为获得了这样的身份，爱情便能长久，两人便能长久相守，再不分离。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我们目击了更多的订婚和结婚场面。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雷蒙德·卡沃（Raymond Carver）为什么要和诗人苔丝·加拉赫（Tess Gallagher）结婚，他已经深爱她许多年了，但一直到1988年他才和她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结婚仪式。这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有一首诗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创作的，名字叫《珍爱》（Cherish）。这首诗描述了在结婚后他注视着她，无法确定她在他生命中所占的位置：“如此说来，依靠/款款而来的妻子，如果我能够，当我呼吸，每一片匆忙坠落的花瓣/依然能够寻找到她的踪迹。”
甚至是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这个独身生活的鼓吹者也结婚了。在2000年9月6日，她嫁给了大卫·巴勒（David Bale），一个她认识了仅仅才十个月的男人。她和他是在一个女法官举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一点都没有悬念，这个66岁的女性主义者的婚礼没有像一般的婚礼那样铺张——没有白婚纱，没有被放飞的白鸽，没有礼物。这位新娘穿的是蓝色牛仔服。
媒体没有把斯泰纳姆的婚礼当作一个历史的里程碑而是将其当成了一个很有趣的新闻点，一个千禧年玩笑。“这就像是回教教法教长和伊斯兰断绝关系”，英国的《每日电信报》（Telegraph）这样评论这件事。《绅士》（Esquire）杂志在提到斯泰纳姆的婚姻时用了一个标题“2000年的可疑成就”，宣称“这件事证明鱼需要一辆自行车”。
在婚礼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斯泰纳姆讲到了婚姻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通过一种方式来表明把彼此交托给对方，”她对《时代》杂志讲到，“如果我们还年轻，也许我们会生一个孩子或者做点别的什么事来表明我们已经彼此托付。”她提出一个观点：“26岁结婚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干的事，66岁结婚则是一个反叛者干的事。”因为这时候成为一个妻子不再意味着屈从，“如果我在人们建议我结婚的时候结婚，我会丧失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许多权利”，她对《密尔沃基日报》（The Milwaukee Journal）的戴维·迪恩（Dave Tianen）说：“现在一份平等的婚姻已经成为可能。”
但是在我们对这一角色表示赞同，认为一个优秀的家庭妇女“政治上正确”之前，先看一下在这场典礼上“妻子”这个词被赋予了什么样的位置吧——毕竟斯泰纳姆是一对夫妇中年纪较大、更有影响也更有名的那一个。斯泰纳姆和巴勒把他们自己称作“伙伴”，这个温和中性的说法表明他们力图成为一个内部平等的共同体，在这种模式中，没有对财产所有权的规定，没有家庭中的奴役，也没有征服与屈从。
事实上，巴勒很高兴成为一个不是那么有主导权的伙伴。婚礼之后不久，这对夫妇在《20/20》节目中接受芭芭拉·沃尔特兹（Barbara Walters）的访问时，巴勒开玩笑说他很少自我介绍是“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先生”。（很不幸，这对伴侣共同走过的人生旅程很是短暂，2003年1月巴勒因为脑瘤去世。）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妻性鸿沟（8）
语义上的一些玩笑话，连同斯泰纳姆拒绝称自己为妻子这一情况，都表明了一个事实：不管法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妻子这一角色依然还是充斥着各种落后的联想，就像过去时光留下的一些阴影，又像是旧日生活所激起的回响。与现代妻子所契合的妻子脚本依然没有被书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