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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纬闪硕员取Ｔ�2002年2月14日，英国的出版商丹克沃斯（Duckworth）出版了一本《情人节：女人反对男人》（Valentine’s Day：Women Against Men），一本女性复仇故事的文选。在它的护封上，画的是一个很血腥的场面：两个女人正在砍掉一个男人的头。
这一情况被关于朱迪丝（Judith）的书进一步激发，这是《旧约全书》中一个故事。朱迪丝和菏罗弗尼（Holofernes）的故事被放在了被包围了的贝图尼亚城。朱迪丝是一个美丽的寡妇，她决心为了拯救百姓去暗杀阿西里亚人的将军菏罗弗尼。她和她的女仆逃出城，到了他的营地，鼓励他相信胜利很快就能属于他。菏罗弗尼因为被她所诱惑，就邀请她到他的帐篷中参加宴会。朱迪丝一直等到他酒醉睡去，拔出了他的剑，在女仆的帮助下，割下了他的脑袋，然后带回了贝图尼亚城。希伯来人把这颗脑袋放在了城墙上，很快就击退了失去了首领的阿西里亚军队。
在这个神话故事中，谋杀人的妻子成了女英雄，这说明杀死丈夫被当成了一个可以接受的女性幻想。这也并非是一个现代专有的主题。在19世纪后期，美国作家凯特·肖邦（Kate Chopin）在1894年的短篇小说《一个小时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Hour）中，就采用了这个幻想丈夫死去的主题。在这部小说里，一个年轻女人得知她的丈夫在一次铁路事故中死了。她哭泣着回到了房间里。慢慢地，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灵魂的变化：“她低声说；‘自由，自由，自由！’……她知道在度过了漫长的痛苦时刻之后，她将完全属于她自己了。”后来，没有任何警告，她根本就没有乘坐那列火车的丈夫，开门进来了。当她看到他的时候，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她是因为高兴才会这样。但读者明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100多年后，在简·夏皮罗（Jane Shapiro）写于1999年的充满黑色幽默的小说《危险丈夫》（The Dangerous Husband）中，这个幻想更明显了。书中刚刚结婚不久的女主人公在不再对她装模做样的丈夫着迷以后，就开始幻想雇一个英俊的打手。一个“卓别林式的和希区柯克式的小故事”，洛丽·摩尔（Lorrie Moore）在一篇评论中这样说到。
事实上，小说的开始是中世纪式的。首先，40岁的未婚的女主人公为即将变成她丈夫的男人而着迷。他看起来是那样完美——有魅力、自称继承了财产、布鲁克林的上流社会，同时还有点孩子气的热情。在他们开始恋爱的晚宴上，女主人公对他说：“我懂得一些事：我不准备去杀人。我的意思说如果不是为了挽救我自己的生命，非得自卫的话。这很正常。另外，即使我觉得自己被虐待或者被当成牺牲品，相信我，我会谋杀任何人。”
她嫁给了他，她承认“我疲倦了，而且我没什么钱”。很快，她不再迷恋他。她丈夫的愚蠢的举动——从楼梯上摔下来、打碎昂贵的古董——开始变得险恶而且有暴力倾向。一个长柄锅打着了她的脚趾头。她把它扔到房间的那一头。在一开始，她引用了“明智妻子的态度：把不安静、无关的娱乐和顽强的接受结合起来。”但是当这对夫妇越来越疏远的时候，她开始畏惧她的生活。她开始幻想雇一个男人。夏皮罗写到了在一桩不好的婚姻中出现的一些负面因素：“这就是婚姻吗？”叙述者问道，“发现再发现，变化再变化，知道你失去所有的一切？”
即使宣称婚姻幸福的女人也承认会想到丈夫的死亡。我认识的一个30来岁的女人很爱慕她的丈夫，说她很担心他要是死了自己怎么办，但是想到等他死了的时候她再嫁人就很难了，她就很烦恼。“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我的最迟销售日期是什么时候，”她半开玩笑地说，“我对自己说，如果他要死，还是早点为好。”
也许她的想法是不正当的，但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她的丈夫比她大7岁，根据统计学她将会成为一个寡妇。她关心的是如果她不能找到一个新丈夫，她的四个年幼的孩子就会在他们的生活中失去了父亲的照料。她把这些想法告诉了她的丈夫，他觉得很好笑。
对于幸福的已婚女人来说，所面临的最大恐惧就是想到这样一件事了。对于不幸的已婚女性来说，这是一个悲惨的幸存者机制。“我需要越过他看到一种新生活”，另外一个女人解释她经常想到她丈夫的死亡。尽管经济上独立，她说她还是觉得自己被这段不幸福的婚姻所桎梏。她想过自杀。她意识到关注他的死亡代替了这一想法。从理论上来说，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太软弱无法离开的妻子来说，杀死丈夫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它避开了因为离婚而带来的失败感、内疚感和经济上的混乱。如果他们有孩子，即便是离了婚，这些女人还得和丈夫打交道。如果他像幻想的那样死了，这个女人就成为一个英勇的寡妇，同时还是法定的继承人，还能够得到保险和房产。
当然，那些宣称有杀死妻子愿望的男人将会受到苛责，而不会被赞美。但是杀死丈夫的幻想被看作是良性的，是现代妻子的副产品，是女人们可以想像自己拥有的一个角色，这很像是一个孩子在成熟以后发现周围世界不是他喜欢的样子而采取的措施。如果一个人想继续探讨它，杀死丈夫的幻想和成为神话中的新娘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当白马王子掳走了她，死神也开始掳走那些失败的王子。从此以后她幸福地生活着，从妻子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在非妻子的疆域里快乐生活。
第七部第七部分不做妻子（1）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围绕着妻子的意义产生的种种混乱中最为阴险的并不是对妻子的描写，而是对独立女性的叙述。让我们把这种女人称为“非妻子”吧，因为在提到她们的时候最经常被突出的一点就是她们没有结婚。只要看一下2000年8月28日的《时代》杂志封面就可以看到这情况是多么地明显！在这期杂志的封面上，写着一个问句：“谁需要一个丈夫？”副标题把质问进一步加深：“越来越多的女性说自己不打算结婚，而是想过单身生活。她们快乐吗？”列举这些根本就无法回答的问题的目的是说明那些单身女人有一种集体意识，这种意识是《欲望城市》里那四个发型精致、注重仪表，身着昂贵服装的女演员营造出来的一幅美好画卷。她们塑造的形象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如果女人有足够的金钱、权力和Manolo Blahnik的高跟鞋，实在是不需要什么丈夫。
作为宣传单身生活的海报，这些形象实在是还需要多下点功夫。灯光如此黯淡，这些女人显得很苍老，背后的幕布是俗气的红色。更让人反感的是它的前提：单身女人又一次陷入了程式化的俗套中，似乎她们只要不是别人的妻子就可以被确认为是独立个体。
2000年，当北美、欧洲和日本的未婚女性数字达到历史最高时，开始有人提出“谁需要一个丈夫？”这样的问题。在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把自己当成单身女性的拥护者之前很久，女人可能不需要丈夫来支持生活的事实就被主流媒体注意到了。当然，回溯到一个世纪前，也有一大批女人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一个丈夫并不等于就是个人幸福。1960年《纽约镜报》（The New York Missor）提出了一个问题：“谁家里需要一个男人呢？”那篇文章赞美的是女性的自足。
40年后，不结婚的女性出现了，她们赢得了斯泰纳姆一直渴望的社会认可。萨曼塔·史蒂文（Samantha Stevenes）是 20世纪6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魅惑》（Bewitched）中的一个居家母亲，也被《魔法奇兵》（Buffy the Vampire Slayer）中的出色女性所代替。“老处女”这一说法被“美州狮”取代，这个略带讽刺的词指的是那些敢作敢为又性感十足、年过40的单身女性。单身女性所享受的自由被覆盖上了理想化的光芒。单身女人拥有的随心所欲的华丽而自由的生活常常被拿来和婚姻生活的沉闷做对比，劳拉·基卜纳斯（Laura Kipnis）在她出版于2003年新书《反对爱情》（Against Love）中就有这方面的内容。“再没有一个时代比现在更适合单身女人了”，《埃德蒙顿日报》（The Edmonton Journal）在2000年这样宣称。《时代》在讲述“谁需要一个丈夫？”时一样感情洋溢：“她们比从前更自信、更自足也更慎重，女人不再把婚姻看作必须经历、必须相信的一件事了。”似乎是为了证实这一信息的准确，在刊登了“谁需要一个丈夫？”之后的第二个星期，斯泰纳姆宣布她要结婚了，好像在说，我的工作完成了。单身女人不再需要我做她们的大使了。
在20世纪90年代，有许多信息是把单身女人当成神经质的、不快乐的，而且她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想把自己嫁出去。每份杂志的标题都在吹嘘简直是神话般逍遥的婚姻生活，没有人在乎单身女人脆弱的情感状态，也没有人问一下是不是因为她们“太挑剔”、太自私才不愿意承担责任。
这一问题的产生还是得追溯到妻性鸿沟那里。正是因为在整个90年代婚礼产业和家务魔法为女性行为提供了一个商业性的模板，才出现了一个为避免单身生活开处方的市场。“为什么我还是一个人？”这是《嘉人》2001年4月号上的一个焦躁不安的标题。那些教人去找“对先生”的书盘踞畅销书榜。电影则把单身女人表现成为被职业困扰或者陷入嫁不出去的恐慌之中。
女人们经常被提醒飞快消逝的时间是她们最大的敌人。“三十以后”的电影类型在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在1997年上映的《如果露西降临》（If Lucy Fall）中，两个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