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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为女性重返家庭找出一大堆理由，比方说是因为渴望成为妻子或者是母亲，或者是受挫的结果，不如把这一现象当成女性主义自身的缺陷必然导致的结果。被猛烈攻击的一个目标是贝蒂·弗里丹，她写作《女性的奥秘》的动机受到了质疑。丹尼尔·霍洛维茨（Daniel Horowitz）写了一本带有批评性的传记《贝蒂·弗里丹和〈女性的奥秘〉的写作：美国左翼、冷战和现代女性主义》（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The American Left， the Cold War， and Modern Feminism），谴责她故意歪曲事实，把自己描写为一个普通的回到家庭的主妇，通过忽略自己所受过的教育拉近和读者的距离，这是对读者的欺骗。他还指责弗里丹夸大了女性的不快乐，目的是取悦于自己的出版商。
然而，这些批评没有注意到的是即使弗里丹在写这本书时是个很不快乐的妻子，她还是假定大多数女性都会结婚生子。正如她在1973年的那一版的前言中所写的那样：“我不能通过拒绝性和人性本身来定义‘解放’一词，我们需要去爱——有时候我们还会去依靠一个男人。”但是她也强调，只有女性被允许拥有一个家庭，而这家庭中的孩子们能得到足够的照看的时候，这一情况才可能实现。她所不曾预见到的是女人居然真想待在家里，抚养孩子。
市场和那些想让女人回家的人之所以提出“有力的家务活动”这一说法，应该归结于妻性鸿沟，自弗里丹那一时代之后，家庭主妇的实际意识只发生了很小的一点变化。政治上正确的说法是用“在家庭之外工作”来界定那些有工作的女性，以免触犯那些“在家庭内部工作”的女性，但这一做法并未改变家庭主妇的工作不被当作应该付费的工作严肃对待这一事实。
每个人都听过诸如此类的故事，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女人有工商管理硕士文凭，她放弃了经济分析师的工作，和三个孩子一起待在多伦多的家里。有一次她出席了一个她丈夫的同事在场的聚会。“我无意中听到一个女人问我丈夫我是做什么的”，她说，“‘做什么，她待在家里。’我几乎要晕倒了。难道他真是那么想的吗？”
重新对家庭主妇定义的努力集中在一些表面问题上，比如术语或者是改变一个人的态度。在出版于2001年的《一个聪明女人对居家生活的忠告》（The Smart Woman’s Guide to Staying at Home）中，伦敦的资产净值分析师梅莉莎·希尔（Melissa Hill）说家庭主妇被称为“家庭管理者”，好像运用劳动力中的术语就能提高这一角色的地位。在2003年4月，加拿大的女性杂志《HQ》重新使用他们在90年代后期已经放弃的“家庭主妇”这个名字。那时候，放弃“家庭主妇”这一名字就像是肯德基油炸鸡把名字变成KFC，以避免和难吃的“油炸”食品的联系一样，是一种不失精明的市场策略。到2003年，潮流又发生了变化。《家庭主妇》（Homemaker）的编辑告诉《国家邮报》“做一个家庭主妇不再是消极的选择”。它重新发行的那一卷以宝妮·富勒（Bonnie Fuller）的故事最为醒目，宝妮·富勒是《美国周刊》（US Weekly）的一名编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工作着的母亲——她们能拥有一切吗？宝妮·富勒在工作、爱情和孩子之间的平衡。”
在对新的家庭主妇的所有赞美中，没有对选择待在家里的女性做出新的描绘。相反，比较容易的是回忆寻找解决办法的那段时光。许多畅销书纷纷劝告女性回到理想化的家庭生活中去。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当初正是以对家庭生活的讨论才引发了20世纪的女性主义运动。
那些有着很好职业的女性写的书总是努力让女人们确信她们将会通过家务劳动获得满足。《母亲没有告诉我们的》（What Our Mothers Didn’t Tell Us）出版于1999年，这本书指导女人们在二十几岁时就去嫁人生子。这本书的作者丹尼尔·克瑞登顿（Danielle Crittenden）对50年代的郊区生活做了非常浪漫的描写：“很多人嘲笑50年代的婚姻，其中很多人太过年轻，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那一段，他们只能怀着敬畏之心去阅读——我还应该怎么说？——渴望。和现在这种夫妻双方都在外工作的家庭模式相比较，让上一代人感到窒息和不满的郊区家庭生活看起来是那样地幸福、平和与丰富。”
在女性期刊上，田园诗般的语言被来描述家庭生活：“家庭主妇最大的秘密就是这种生活非常有趣，能给人带来很深的满足。家庭主妇购买杂货、烹饪，还学着画画、写作、弹钢琴、骑马、在互联网上冲浪、为慈善机构和学校当志愿者。”
她还影射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经常提到做家务带来的厌倦。考克斯·戈登（Cox Gurdon）宣称，如果女人们认真去做家务，就不会感到厌倦：“我从来都不感到厌倦——也许更恰当一点说，是没有什么能引起厌倦——花一整天的时间做一点事，情绪不稳定的人必然对不相干的事情提不起神来。”但是到了文章结束的时候，她就像伊莎贝拉·比特恩做的那样，试图理智地接受无趣的家务，区别之处仅仅在于用了新时代的术语学：“家庭主妇的意义在于‘是’，而不是‘做’。这很像禅。表面上你做一些很平凡的事情。本质上，你是家庭的核心。”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16）
家务魔法给女性提供了一个不现实、不能实现的标准，这一标准试图把女性身份与家庭中充当的角色统一起来，而不是与她作为一个个体统一起来。而新的超级妻子面临着更加令人恐惧的标准。神奇的蛋糕配方被神奇的玛莎·斯图尔特所代替，更何况后者还被公司化的运作所加强呢？女人所受到的压力是这样强烈，最后这种压力被表现为一种奇异的女性疾病，英国医生将其称为“奈杰勒综合症”。这一名称来源于富有多种天赋的尼歌拉·劳森（Nigella Lawson）。她的丈夫和癌症进行了长时间的抗争以后，在2001年3月去世了。这之后，
女性开始求助于内科医师，因为她们没有能力像劳森那样处理事情。他们也没有她那样繁重的责任：两个需要抚养的孩子、一档电视节目、一本等着出版的书和一个即将去世的丈夫。
但是家务魔法不仅让女性感到不安全，也产生了一场争夺道德上的优越性的新战争。这场战争不是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爆发，而是发生在有工作的母亲和待在家里的母亲之间。这场冲突被发表在2001年8月的《谈话》（Talk）上的一篇文章做了描绘，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我的新客户》（My New Client）。它的作者是艾美·布克曼（Amy Bookman），她曾经在一家艺术代理公司担任经纪人，后来她辞去了这份要求很高、薪水也很高的工作，待在家里抚养刚出生的儿子。她写到，在她开始新生活的第一天，“我觉得自己不在任何一个团队中。不仅不属于团队，好像都不属于地球了……我能想到会有迷失感和沮丧。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生活是那样的孤独。”
她发现自己不仅和自己工作时结识的朋友疏远了，和别的母亲也很疏远，她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比她年轻10到15岁。很快，她意识到她的新角色在她从前的同事中很难被接受。当她把自己的新职业定义为“家庭主妇和母亲”，并把其当成一项职业的更换时，她很快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大片空白。“做一个母亲不会被认为是一项职业，”她写到，“她也不是一项可以通过网络就可以从事的工作。”
布克曼的结论是“不管你怎么努力，现在母亲难以取得胜利……”，这一说法反映出职业女性和家庭妇女都面临的取胜无望的局面。“谁是好妈妈？”2002年10月21日的《纽约》（New York）杂志上有这样的大标题。杂志的封面上是一个身着职业套装的女性，紧挨着的是一个居家母亲。这篇文章说这两个人都很失败：“居家母亲很想用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价值——她需要一个标签去说明她是一个有能力、有创造性的人，而不是只知道怎么养孩子，怎么辅导孩子做功课。工作着的母亲则向往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
当然，还是有解决办法的。开给有工作的母亲的药方是她自己也娶个妻子，不管是真人还是一种替代品。正如许多调查和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女人在家庭中地位的上升，使雇人看护孩子或者是打扫房间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对于许多职业妇女来说，她们还没有大量使用这一方法。卡丽·菲奥里娜有一个男性妻子：她的第二个丈夫弗兰克·菲奥里娜（Frank Fiorina）在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安排上不时发生冲突，使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相处时，从公司退了休。在2001年春天《财富》杂志评选出的最有实力的187名女性，30％的人有居家丈夫。在2002年评选出的50名女性人物当中，有超过1/3的人的丈夫全时或者是部分待在家里。在一篇发表在加拿大杂志《HM》上的文章里，宝妮·富勒解释了她是怎么“拥有一切”的，她承认她的建筑师丈夫在家里工作，负责照顾孩子们，并出席学校里的一些事情。
具有讽刺性的是，在艾丽森·皮尔森的《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凯特·鲁迪的故事》一书中，需要一个妻子在家里的意思是那样明显。这篇小说哀叹当代妻子所面临的取胜无望的局面。在小说的结尾，女主角离开了职业领域，尽管很明显她的雄心壮志还没有彻底实现。
在这本书的致谢词中解释了更多的真实情况：为了完成这本描述妻子和有工作的母亲如何处理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一直面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