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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在农村里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有五百亩以上的地主，在每一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数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起来的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地，成为小地主的。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天壤之别。向这样的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瞿秋白：“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中山先生所搞的三民主义，把中外的学说都吸收一些，实际上是一个杂货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城市里，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尤其是农村情况，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还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们国情？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
蒋介石得悉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立即命令国民党中统局派两个人由南京赶来长汀与瞿秋白谈话，劝瞿秋白背叛共产党，交出共产党内部的组织情况，结果遭到瞿秋白断然拒绝。
一九三五年六月初，宋希濂接到三十六师驻南京办事处的电报，说该师有调动的消息。宋希濂不知如何处理瞿秋白，分别打电报向蒋介石和蒋鼎文请示。六月十七日，宋希濂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相同的“限即刻到”的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
翌日清晨，国民党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将蒋介石的电令交给瞿秋白看，瞿秋白看了以后，面不改色，若无其事，仅仅微微点了点头。
九时许，国民党三十六师警卫连连长蒋先启将瞿秋白从小房间押出。宋希濂和司令部一百多国民党军官，都站在堂屋台阶上。瞿秋白仰面朝宋希濂等人看了一眼，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大门。
宋希濂现在走进胡同，他的交罪之举，震动着走廊两壁。
邱行湘听到这个消息，不觉方寸已乱，忐忑不安。说真的，他实在为宋希濂捏着一把冷汗！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人物，被宋希濂杀害了，那么现在在宋希濂自认不讳之余，共产党同样用一颗子弹处决宋希濂，这无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认为宋希濂此举是太胆大了——比杀害瞿秋白时还要胆大。然而阶下之囚，何敢言勇，邱行湘断定宋希濂大祸临头了。可是三天以后，宋希濂依旧平安无恙。除了他在小组学习会上谈到若是共产党要处决他，他绝没有怨言时，面部肌肉有些紧缩而外，他似乎在当天就平静下来，恢复了他平常习惯的那种松弛的表情。如果是共产党对于宋希濂杀害瞿秋白的罪恶进行了惩处，哪怕是送进胡同的单人房间去，那么邱行湘也可能内心会感到安稳些，可是情况恰恰和他的判断相反。他发现自宋希濂交罪以后，管理处的共产党人对宋希濂更客气或者简直可以说更尊重了。这一下他反而紧张起来，他觉得功德林的围墙突然增高了许多——在他的侥幸心理的堤坎被冲决以后，在文强告诉他关于《西游记》的一段故事以前。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三部分第九章 碎石路上（3）
文强讲的是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事——那是文强在山东济南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的时候，解放军山东军区一位马科长对他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日本投降后，你由西安调到重庆然后又到东北。记不记得从西安到重庆乘坐的那次班机有几人同行？到飞机场送你的是不是有你的爱人和大批的人员？你到重庆以后，最先住在枣子岚垭漱庐，是不是不几天又迁到胜利大厦？这时候有一个叫做程青的女青年来看过你，她是不是从上海通过你的保荐到贵州息烽训练班受过训的高材生？……”文强听见这番问话，只觉得汗流浃背、毛骨悚然。他告诉邱行湘说，共产党简直是孙悟空，他头上有多少根头发，共产党都是清清楚楚的。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邱行湘毫不怀疑，他身上有多少根汗毛，共产党也是清清楚楚的。他突然想起共产党人对他说的“不审判”的话——当初想来，是令人费解的；现在想来，方才恍然大悟——共产党什么都晓得，还审他作甚！既然如此，共产党人又为何要苦口婆心地约国民党战犯个别谈心，把国民党战犯对昔日的回顾当作最大的兴趣呢？现在，邱行湘亦完全懂了，共产党对战犯过去的所作所为并不以为然，相反，对战犯现在的一言一行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共产党人全部心血浇灌的土地，原来正期待着国民党人长出审慎地观察世界、承认世界的态度的果实。
此中三昧，邱行湘一一品出之后，他开始向管理处有保留地交代他的过去。保留的部分，是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不承认自己有罪，反而认为自己有功；交代的部分，是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在这一点上，他不仅承认自己有罪，而且唯恐自己交代不详——宋希濂交代杀害瞿秋白这样非同小可的罪行都在“不审不判”之列，他还能有什么怕说的呢。
邱行湘交代了他五次参加围剿苏区的经过。他在陈述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时写到：
陈诚在第四次围剿中连丧两军以后，改弦易辙，群相集议，后将参谋长柳善拟订的“堡垒政策”呈蒋介石核批。蒋介石鉴于前车之鉴，不敢再以运动战进犯苏区，当即批准陈诚的方案。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即开始实行。所谓“堡垒政策”亦叫“碉堡政策”，即从战略上改攻为守，战术上改守为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配以修筑公路，发展交通，加强封锁，以进行反革命的第五次围剿。此后，陈诚的总指挥部即移驻南城。总部还增设一个特务团，以宋瑞珂为团长。
一九三四年春，李济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蒋介石急调京畿的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入闽“平乱”。陈诚集团近在赣东，故蒋令陈率部入闽，十八军已进至光泽，陈诚亲率九十九师出黎川，我亦随陈诚行动。
一九三四年春，十八军所属各师由福建回防南城、南丰、广昌一带，实行“碉堡政策”。陈诚任预备兵团总指挥。薛岳任前敌总指挥，进驻泰和，指挥周浑元纵队（三十六军之第五师、九十六师及十三师）、吴奇伟纵队（第四军之五十九师、九十师、九十二师、九十三师及九十九师），由泰和向兴国推进。时薛岳与陈诚分任赣东、赣西两个主要正面。像两个拳头，向中央苏区分进合击。各军师划分一个正面，筑路、筑碉，分期分段攻击前进。每次进展，不过三五公里，至多不到十公里，炮兵也便于集中使用。时红军采取的是内线作战，即所谓“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虽筑有鱼鳞工事，但被动挨打，被蒋军封锁包围，苏区越来越小。时我在九十九师担任由泰和经高兴圩向兴国逐段攻击前进的任务。一九三四年十月，我们到达高兴圩时，红军即开始长征。蒋介石命十八军留置韶关、大庾岭一带搜剿红军根据地，控制两广；命薛岳率两个纵队由兴国出发，跟踪追击红军。
邱行湘也交代了他参加追击红军的经过。他在陈述进入贵州时写道：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薛岳率吴奇伟纵队进入贵阳，周浑元纵队进至遵义附近，时中央红军由遵义进至赤水河、叙永一带，牵着蒋军的鼻子打圈圈。一九三四年底，红军四渡赤水，出敌意表，回师遵、桐，将守军吴奇伟的五十九师、九十师大部歼灭，唐云山的九十三师在遵义附近收容第四军时，几乎也被歼灭，九十三师陈金城团的团旗也丢掉了。红军歼灭了吴奇伟的第四军，直指贵阳。时我在贵阳扎左、新铺担任守备。蒋介石在贵阳唱空城计，他惊慌失措，急电九十三师及滇军孙渡纵队，星夜驰援。红军主力进至安顺、盘县时，蒋介石又命薛岳率部追击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我也随薛岳由雅安出邛崃进入成都。
邱行湘从八角楼下的管理处办公室交罪出来，顿觉得浑身清爽，如同刚洗完澡一般。他大概没料到人世间还有这么一种享受。他走进胡同，发现胡同宽了；他回首高墙，发现高墙矮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他眼前出现一个任凭驰骋的大平原——他在走廊顶端站住了，回身望了望走廊尽头，不觉失口叹道：别看脚下踩着黑土，黑土上面，分明划着一条白色的起跑线呵！杜聿明捷足先登，宋希濂拍马而起，陈长捷紧迫不舍……他邱行湘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叹息间，林伟俦从他身旁擦肩而过。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三部分第九章 碎石路上（4）
陈长捷在交罪当中，在谈到天津战役前关于城防线前拆房子的问题时，交代了当时因环城碉堡主阵地线之后，没有预备阵地线，尤其是天津西门监狱附近的南运河两侧，街巷纵横，房屋栉比，无一空旷地带，故派人拆掉这批房子，以形成长达数里，宽达五十米以上的预备阵地；也交代了在天津以南地区，将跑马场改建为飞机场，征用民工强迫劳役运土填平，并拆了一批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