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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正是根据这些化学变化及其他一些观察或传闻，而提出“变化者，乃
天地之自然”，而坚信人的创造智慧和力量，既可以模仿宇宙天地间的千
变万化，又可制造出各种新鲜事物，导演出各种奇异的物类变化，从而论
证神丹可炼，黄金可作。
但须指出，《抱朴子内篇》中“金丹”、“黄白”、“仙药”诸篇的
内容，基本上都是葛洪从其师祖辈的传授所得，以及他周旋各州时会见诸
道友时的所见所闻，他自己躬身炼丹的记录则并不多。这是因为该部著作
是他在东晋初建武元年撰写成的。在此前10 余年中“会遇兵乱，流离播
越”，正如他在书中的叹怨：“《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一卷、
《金液丹经》一卷，郑君以授余。然余受之已二十余年矣，资无担石，无
以为之，但有长叹耳。”（《金丹篇》）“所承受之师非妄言者，而余贫苦
无财力，又遭多难之运，有不已之无赖，兼以道路梗塞，药物不可得，竟
不遑合作之。”（《黄白篇》）因此，《抱朴子内篇》中的丹方要诀和炼丹
试验既不可视为“葛洪本人的炼丹记录文字”，也不是他自己“作了一系
列研究之后所得的结论”。他晚年在罗浮山专心致志烧丹炼汞，潜心修行，
相信必有过一些探究成果，但可惜未见有著作行世。
关于金丹何以能致人长生久视，葛洪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盖
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对比，他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子不得还丹、金液，虚自苦耳。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
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
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
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
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扦其肉也。金丹入身中，
沾洽荣卫，非但铜青之外敷矣。”（《金丹篇》）
关于长生成仙的方法，葛洪似乎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有他自已较独
特的见解。在诸种途径中虽然他首推金丹，但他又强调：“凡养生者，欲
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若未得其至要
之大者，则其小者不可不广知也，盖藉众术之共成长生也。”（《微旨篇》）
所以他指出：“服药虽为长生之本，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
药，能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而在行气中，他认为：“其大要
者，胎息而已。”（《释滞篇》）再者，他认为房中之术也是必要的，“所
以尔者，不知阴阳之术，屡为劳损，则行气难得”。而房中之术“其大要
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释滞篇》）除了以上道教方术之外，他还强
调：“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
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欲求仙者，要当
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
种说教则又是他头脑中儒家思想的反映了。
关于宇宙万物的根源，他认为都是依靠气来生成的，人也包括在内。
他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
（《至理篇》）他所谓的“气”是指充满宇宙间极其细微的原初物质。关于
形与神的关系，他认为有形的人体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他说：
“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
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
气竭则命终。”（《至理篇》）所以他的结论是精神依存于形体。这些则是
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不过这些见解很可能是从东汉《太平经》接受而来
的。
葛洪在热衷于炼丹术的同时，勤奋地钻研医术，可以说是东晋时期对
我国医学贡献最大的古代杰出医学家。
他在医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著有一部百卷本的《玉函方》，虽
然此书后来失传，但从他的自序可知，此书是他在“周流华夏九州之中，
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使种类殊分，缓急易简，凡为百卷，名
曰玉函”。他的另一部医著是《肘后备急方》，后代做了一些整理，至今
仍然流传，从这部著作可以看到葛洪在医学上所做的伟大贡献。《肘后备
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经梁代陶弘景增补，改名为《肘后百一方》；
以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再度修订整理，更名为《广肘后备急方》，现今流
传的版本，即是经杨用道增订的。从这个版本基本上还能分辨出葛洪本人
的医学成就。
1．可贵的医学思想
葛洪皈依道教，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醉心于炼制仙丹，追求长生不
老。在这个过程中，他为了广泛收集资料，也为了寻觅理想的炼丹场所，
曾经“周流九州之中”。在与民间广泛、深入的接触中，他深感民间疾病
的发生和传染，常常因为缺少医者，而又无简易的自疗方法，只好坐以待
毙。他深感有必要编撰一部简易应急的医方书。在《肘后备急方》序言中，
他深有感慨地说：鉴于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匮绿秩、黄素等这些古代经
方，大多卷帙浩大，有的竟达千卷，非常混杂烦重，而且很难求得一部这
类巨著；加上这些著作中所用大多珍贵的药品，也非一般贫穷病家所能办
得到的。因此，他在自己已有的一百卷《玉函方》的基础上，收集各种简
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在不得已需要用药时，也都是选用一些价廉
效显、山村僻壤易得的药物，有的根本不需到市肆去购买，都是一般草石
之品，所在皆有。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他编撰成《肘后备急方》3 卷（后世整理成8 卷）。
书名“肘后”指可随身携带于臂肘之后，“备急”则多用于急救之病症，
这与现代之“急救手册”具有同等的含义。葛洪的医学思想具有可贵的群
众性。药品用的是廉价易得之品，治疗技术也力求简便易行，如对古代的
针灸技术，他只倡用灸疗法，因为针术非一般患者所能掌握，而灸术则人
人可做。施灸部位（穴位），他总是通俗、明确地提出大致的位置，如“两
乳间”、“脐下四寸”，而绝少用穴位名。这样，就达到了他自己所说的：
“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眄可具。”这也就是《肘
后备急方》之所以能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
2．在传染病学方面的成就
传染病，尤其是急性传染病，古来已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总
结了当时在发热性传染病方面的成就，为人们所推崇和遵循。张仲景的诊
疗系统，素以严谨著称。葛洪基于自己的医学思想，认为张仲景及其所遵
循的《黄帝内经》那一套不适用于穷乡僻壤，更何况伤寒学体系已不能完
善地驾驭全部发热性传染病的诊治。他指出古代治疗伤寒的麻黄汤、桂枝
汤、柴胡汤、葛根汤、青龙汤、白虎汤等20 多张方子，都是“大方”，复
杂难备，因而另行设计了一些简便易行的效方，以应贫穷山村之需。
自古以来，都把热性传染病归入伤寒，认为是伤于寒邪所致，且有“冬
伤于寒，春必病温”的说法。医界一般也都在这个窠臼里转圈。葛洪敢于
跳出这个圈子，提出“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这里应注意的一
是“疠气”，一是“相注”。由于《肘后备急方》重在提供易简方剂，不
是论述医理的专著，所以他对“疠气”并未深入论述，但他已经跳出伤寒
的藩篱。这一学说到了明代，发展成“疠气”说及“杂气”说，从而建立
了温病学派的新学说。葛洪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温病学说的先河和萌芽。
至于“相注”，则是指这些“疠气”所致的病症，能互相染易，明显是指
传染病。正是在这种不满足于“伤寒”的新的思想指导下，使他在我国传
染病学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葛洪对许多急、慢性传染病的记载，在我国医学文献中是首次记录，
其中有的甚至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这些疾病包括：
（1）天花：在《肘后备急方》中，葛洪提到：那一年有一种流行传染病，
发病时，全身包括头面都长疮，不多久就遍及全身，全身发红似火，随后
疮里灌脓变白，如不很好治疗，大多死亡；如果不死，病愈后，留下疮疤
并变为黑色。这些描述，正是天花的全过程，在国内是最早的记录。
（2）流行性钩端螺旋体病；或称出血热。书中指出，那一年又有一种浑
身发黄的病。起病时只觉四肢沉重，精神不爽，不多久，黄色由双眼遍及
全身，并且有全身出血的现象，也可致人于死。
（3）黄疸性传染性肝炎：周身发黄，胸部胀满，四肢觉肿胀，有时出汗
也是黄色的。
（4）恙虫病：这是一种叫“立克次体”的微生物所致的急性传染病、在
《肘后备急方》中，葛洪提到一种沙虱病，其病状是：初起皮肤上红赤色，
大小与豆黍米粟粒一般，用手摸之其痛如刺。几天后，全身疼痛发烧，关
节疼痛，活动不便，以后皮肤的病变结痂，厉害的可致人于死。这一记载
包括发热、皮疹、焦痂及其得病之经过，与恙虫病相同。此病一般认为是
日本的桥本伯寿于1810 年最早报道，其病名叫“都都瓦”，较葛洪之描述，
实晚了千年以上。
（5）结核病：类似结核病的记载，在葛洪之前的医家可能早有提及，但
均不如葛洪的具体、明确和详尽。他认为，有一种尸注鬼注病，得病者症
状很多，可多至36 种，99 种，但大多有发热畏寒，精神恍惚，说不出具
体病痛所在，却又无处不感难受。这种病可拖得很长，经年累月，最后竟
疲困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