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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把天南星科的特征，即肉穗花序外围以佛焰苞绘得十分逼真，人们很易
识别。由于《植物名实图考》所绘的图精确，增补和订正了本草著作中的
阙略和谬误，如藿香图突出了藿香叶对生，叶片卵形或三角形，基部圆形，
顶端长尖，边具初锯齿，花序顶生等形态特点，而《本草纲目》中所绘的
图，差异很大，令人难以识别。又《本草纲目》记载仙人掌草是凤尾草，
但其附图并不准确，不像是凤尾草。而《植物名实图考》所绘的凤尾草图，
清晰可辨，与文字相符。书中有的图是按照植株生长时的自然状态绘制的，
如半夏有两幅图，一图未开花，另一图已开花，就是通过观察绘制的。吴
其■重视图形在辨认植物种类时的重要作用。因而所绘的图精细、准确，
对于研究植物鉴别种名具有较大的科学价值。
吴其■《植物名实图考》是继《南方草木状》之后的一部大型区域植
物志。全书收载的植物1714 种，比《南方草木状》多1600 余种，也超过
了历代本草著作，是历史上记载植物种类最多的著作。它涉及面广，有白
蒿、地黄、麦门冬、茺蔚、何首乌、柴胡、紫参等药用植物；胡麻、稻、
粱、黍、大豆、稷等粮食作物；林檎、橙、椰子、无花果、柑、梅、柿、
柏、樟、白杨、■树、桦木等果树和用材植物等。从植物生态角度看，有
水生、陆生、■生、石生等植物。从地理分布来看，这些植物遍及19 个省，
对江西、湖南、云南、山西、贵州等省植物的采集尤其丰富，云南等边远
地区的植物资源首次得以记载，其中收录江西植物约400 种，云南植物约
370 余种，湖南植物280 种。
从植物学的发展来说，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从整体上看，其途径主
要是由实用向纯科学方面发展。第一阶段即实用阶段，其历史较长，可以
说从上古直到明清之际都属于这一阶段。植物学知识主要见于历代本草学
著作、农学、园艺及疏菜等著作中。随着人们对各种植物的认识愈来愈深
刻，到明清时期已开始向第二阶段即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吴其■《植物
名实图考》的出现，正标志着这一重要阶段的开始，即从本草学的附庸，
逐步走向独立的阶段，因而它在中国植物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植物名实图考》的版本初次刊刻是在吴其■去世后的第二年，即清
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山西巡抚陆应谷作序刊印的。以后翻刻的版本有
清光绪六年（1880）山西浚文书局版本，1915 年云南图书馆重印本，1919
年山西官书局重印本，1919 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57 年商务印书馆校勘
本和1963 年中华书局重印本等。
《植物名实图考》的问世，推动了植物学、本草学的研究和发展。学
术界对此书作了高度评价。德国人E．毕施奈德（Brelsch－neider）在所
著《中国植物学评论》（1870）中说其附图“刻绘极为精审”，“其精确
者往可以鉴定科和目”，有些还可以鉴定到“种”。“欧美植物学者研究
中国植物学必须一读《植物名实图考》”。所以毕施奈德还选了其中蜀黍、
梁、薯蓣、苘麻、商陆、佛手柑、铁果树、椰子等8 幅图重雕，用连史纸
拓印，附在《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一书末。并参照新鲜植株将根、茎、
叶、花、果描绘出来，使人清楚地观察出该植物的形态特点。日本在明治
维新以后，虽然提倡学习西方科学，但对具有科学价值的《植物名实图考》，
仍然十分重视。明治十七年（1884），日本初次重刻，伊藤圭介评论为“辨
论精博，综古今众说，析异同，纠纰缪，皆凿凿有据。图写亦甚备，至其
疑似难辨者，尤极详细精密”。以后日人松村任三编著《植物名汇》和牧
野太郎著《日本植物图鉴》时，多数植物的中名是以《植物名实图考》一
书为依据的。1919 年商务印书馆在铅印《植物名实图考》时，西欧学者竞
相争购。美国B．劳弗（Laufer）、F．D．米端（Merrill）和E．H．沃克
（Walker）等人的著作对《植物名实图考》也有所援用和推重。世界上许
多国家图书馆收藏此书。以上足以说明《植物名实图考》对世界学术界的
影响。在国内，不但为药用植物、生药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对中国植物分
类学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许多现代植物分类学者考虑植物中名时，往往
要参考它。如植物学家裴鉴、周太炎编著《中国药用植物志》时，引用了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植物70 多种。除根据该书的附图鉴别一些植物的科
属乃至种名外，不少植物的中文定名也是以此书为依据的。现在我国植物
分类研究中，以《植物名实图考》中名称为科名、属名的很多，如八角枫
科（Alangiaceae）、水龙骨科（Polypodiaceae）、金莲花科（Tropaeolaceae）、瓶尔小草科（Ophioglossaceae）、粟米草科（Mollugina－ceae）、大血藤科（Sargentodoxaceae），。。 以及千张纸属（Orozylonvent。）、
马甲子属（PaliurusMill）、画眉草属（Eragrostisbeauv）、山梅花属
（Philadelphus L．）、小二仙草属（Haloragis forst）、千日红属
（Qomphrena L．）等等。
《植物名实图考》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由于受时代条件限制，
吴其■的思想没有脱离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范畴，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在描
述植物形态、性味、用途时，往往加入一些陈腐议论，借题发挥他的政治
见解以及修身处事的道理，这些又与植物本身毫无关系。对有些植物的认
识也有错误，如把卫矛科的雷公藤误认为木兰科植物的莽草；将蓼科的虎
丈误认为毛莨科的黄药子。又有的为一种植物而他却将之分为两类；甚至
名称相同的条目前后重复。虽然据本书的大部分图可以鉴定植物，但也有
一部分图转绘自《证类本草》、《救荒本草》及《本草纲目》等书，都未
加考证。在植物种类上，也有一些常见的植物种类如竹叶、翘根、屈草、
苹果未收录入书。这为当时科学水平所限，以及作者早逝而由不懂植物学
的人进行校刊有关。然瑕不掩瑜，吴其■的《植物名实图考》在植物学上
所取得的成就仍是主要的，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专著。
2．在矿物学上的成就
除植物学方面的贡献外，吴其■还对矿产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并著有采矿方面的专著《滇南矿厂图略》。此书由他编纂，徐金生（东川
府知府）绘辑。根据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序推测，此书成书于道光
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844—1845）间。主要介绍云南东川铜矿和其他矿产
的一部著作。全书分上、下卷。上卷为《云南矿厂工器图略》，包括工器
图20 幅、次滇矿图略、下引第一、硐第二、硐之器第三、矿第四、炉第五、
炉之器第六、罩第七、用第八等。书后附宋应星《天工开物》（节录五金
第十四卷）、王崧《矿厂采炼篇》、倪慎枢《采铜炼铜记》、《铜政全书·咨
询各厂对》。下卷名《滇南矿厂舆程图略》，有全省图1 幅，以及府、州
厅图21 幅，下为滇矿图略，其下再分各种矿产、运输等。
记述云南矿厂的书，比吴其■早的有成书于嘉庆四年（1799）由檀萃
撰著的《滇海虞衡志·金石篇》和不知成书年代和撰著人的《铜政便览》
八卷。在《滇南矿厂图略》成书100 年之后，又有1948 年严中平著的《云
南铜政考》和1948 年周钟岳总纂的《新修云南通志稿》。檀萃和周钟岳的
著作仅记载铜矿。檀萃虽涉及其他矿种，但较简略。《新修云南通志稿》
中矿产、矿物两类所记学名，与当时当地称谓不尽符合。所以详细记载清
康熙至道光朝云南铜、银、金、锡、铅、铁等矿产的产地、产状、找矿、
采矿、洗选以及开凿窿道所用的工具，矿井中的主要设备等，以吴其■的
《滇南矿厂图略》最全面。当然是以介绍铜矿为主。吴其■在《滇南矿厂
图略》中详细记录了云南铜矿的分布、铜矿床的情况和找矿、采矿技术。
关于铜矿的分布从易门县的万宝厂到元江县的青龙厂，共33 个厂。
其中以汤丹、碌碌、宁台3 个铜厂最大，产量又高。汤丹厂自明代开采，
乾隆初产铜最多。有九龙箐厂、观音山厂、聚宝山厂等子厂。现在我国正
在开采的六大铜矿山之一的云南东川铜矿，就仍以汤丹老窿为中心，进行
深井开采。碌碌铜厂，在会泽县西，距郡160 里，一名落雪山，亦属东川
知府管辖。旧属四川，雍正四年（1726）改属云南时开采。有龙宝山厂、
兴隆厂、多宝厂等子厂。汤丹厂与碌碌厂的铜，当时都是运送北京的。宁
台厂，在顺宁东北520 里，初为小厂，继获小泄厂、芦塘厂，发脉于永昌
府的宝台山，产矿丰富，仍称宁台厂。上述汤丹、碌碌、宁台3 个铜厂，
在乾隆年间（1736—1795）所规定的年产额，都在100 万斤以上，为当时
其他各厂所不及。云南不仅产铜，也产银、金、锡、铅、铁等矿产。云南
金银矿的开采，多数在乾隆四年（1739）以后，少数矿厂是开采铜矿时发
现金、银而附带开采的。这些在其他书中不载或很简略，而《滇南矿厂图
略》却作了详细记录，所记载的有金厂四、锡厂一、铅厂四、银厂二十五
等。
关于铜矿床的性状《滇南矿厂图略》记载的滇铜，属“康滇地轴”
铜矿区，此区铜矿分布广，规模大，矿床类型有多种。云南东川铜矿属于
层状型铜矿，通常称为“东川式”，它是和海相沉积有关的铜矿床。书中
记载汤丹铜矿是明代设厂的老矿，以乾隆时开采最盛。汤丹铜矿床的特点
是：矿体呈扁豆体状，大的长达4000 米，最厚处达450 米；小的长数十米